“勿謂言之不預也”的宣告，如同一塊投入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漣漪在擴散，卻也短暫地廓清了近處的水面。營地周遭的騷擾明顯減少，補給變得順暢，連王參謀見到林曉時，那副欲言又止、心懷鬼胎的表情也收斂了不少，代之以一種更加複雜、甚至帶著幾分忌憚的客氣。林曉知道，這種平靜並非源於對方的善意，而是源於對“東方旅”強硬態度和戰鬥力的重新評估，以及可能正在醞釀的、更加隱蔽的新策略。
被動等待不是辦法。林曉清楚，要在華東站穩腳跟，真正開啟局面，僅靠“東方旅”單打獨鬥是不夠的，也無法充分發揮其裝備和訓練優勢，反而容易陷入被孤立和消耗的境地。他需要一個平臺，一個能在“共同抗日”這面無可指摘的大旗下，將華東地區各種分散的、甚至彼此猜忌的抗日力量，哪怕是暫時地、鬆散地整合起來的平臺。這既能最大化抗日效能，也能為“東方旅”爭取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和更多的盟友，從而對沖來自重慶頑固派的壓力。
這個想法，他首先與雷諾和趙剛通了氣。雷諾有些疑慮：“聯合指揮部？想法是好的，但誰來牽頭？第三戰區肯定不會放手指揮權。我們牽頭，名不正言不順，重慶第一個不答應。其他勢力，比如地方游擊隊、忠義救國軍那些雜牌，還有……那邊，更不會輕易聽人指揮。”
趙剛想了想：“或許，我們不謀求指揮權，只謀求一個‘協調’和‘顧問’的角色？就像我們之前和八路軍探討的那樣，以提供情報、戰術建議和有限支援為主，不直接指揮其他部隊。指揮部可以是個鬆散的協商機構。”
林曉點頭：“正是此意。我們不叫‘指揮部’，可以叫‘華東抗日作戰協調委員會’或者‘聯合聯絡處’之類的。我們不當頭，只當‘顧問’或者‘總協調員’。邀請第三戰區、淞滬及周邊地方保安部隊、忠義救國軍相關支隊，還有……”他頓了頓，“以及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的代表，共同參加。明面上，由第三戰區派出高階軍官擔任主任，我們派人擔任總顧問，其他各方派聯絡代表。主要功能是交換敵情、協調行動區域、避免誤擊，以及在可能的情況下，策劃一些聯合襲擾或配合作戰。”
“邀請新四軍？”雷諾眉頭一挑，“這恐怕是最大的敏感點。第三戰區那邊絕對不會同意他們正式列席。”
“那就變通。”林曉早已考慮過，“可以不讓他們以公開身份參加正式會議。但他們可以透過我們的渠道，或者楊立三他們自己的渠道，與這個協調機構保持非正式的情報交換和行動溝通。只要實際效果達到，形式可以靈活。關鍵是，要把這個架子搭起來，讓它開始運作。”
計劃有了輪廓，林曉便開始分頭行動。他首先約見了第三戰區派來常駐聯絡的一位姓李的副參謀長（在王參謀之上），此人相對務實，對“東方旅”的戰力也有直觀認識。林曉沒有繞彎子，直接提出了成立一個區域性抗日協調機構的構想。
“李參謀長，目前華東敵情日緊，日軍收縮固守，但困獸猶鬥。我軍、戰區友軍、地方武裝乃至敵後力量，若能加強溝通，協調步驟，避免各自為戰甚至誤傷，集中力量打擊敵之薄弱環節，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林曉指著地圖說，“我部願依託現有情報和通訊優勢，為戰區提供一個協同平臺。我們可以不干涉各部隊具體指揮，只負責情報彙總分發、行動通報協調，並在必要時，為友軍行動提供有限的火力或技術支援建議。”
李副參謀長仔細聽著，顯然在權衡利弊。成立這樣一個機構，無疑能提升第三戰區在華東抗戰中的影響力和協調能力，也有利於整合那些不太聽話的地方武裝。至於“東方旅”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雖然有些扎眼，但其能力和裝備優勢又是實實在在的助力，而且林曉明確表示不爭指揮權，姿態放得較低。
“林將軍此議，甚合時宜。”李副參謀長最終表態，“如今確需加強協同。此事我需向戰區長官部稟報。若長官部原則同意，具體章程、參與方、駐地等細節，還需詳加磋商。”
幾乎同時，林曉透過楊立三的秘密渠道，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傳遞了類似的資訊，強調了情報共享和避免衝突、尋求戰術配合的可能性，並暗示正在推動一個多方參與的協調機制。新四軍方面很快回饋了積極態度，表示願意在抗日前提下進行情報合作，並對“任何有利於團結抗戰的正式或非正式協調機制”持開放態度。
對於忠義救國軍和一些地方保安團、游擊隊，則由第三戰區和“東方旅”分別派人接觸。這些勢力大多處境艱難，既受日軍壓迫，又擔心被中央軍吞併，對於一個能提供情報、協調行動甚至可能獲得些許援助的“平臺”，大多表現出興趣。
經過近十天的多方溝通和博弈，在第三戰區長官部最終拍板（主要是看重整合地方武裝和利用“東方旅”情報能力）後，“華東抗日聯合作戰協調處”在上海郊區一個相對中立的地點（原屬某地方士紳、現已荒廢的祠堂）正式掛牌成立。第三戰區派出一名少將高參擔任主任，“東方旅”派出雷諾以少將銜擔任總顧問，下設情報組、作戰協調組、後勤聯絡組。參與方包括第三戰區所屬部分部隊代表、蘇浙滬地區幾支主要的忠義救國軍和保安團代表，以及少數地方抗日遊擊隊代表。新四軍方面沒有公開列席，但楊立三作為“特邀觀察員”出現在了成立會議上，其身份心照不宣。
成立會議開得並不熱烈，甚至有些沉悶。各方代表心懷鬼胎，發言謹慎。第三戰區的主任強調“統一指揮”、“服從戰區排程”；地方武裝代表則更關心補給和防區劃分；忠義救國軍的人則試圖爭取更多自主權。雷諾作為總顧問，發言不多，但清晰地闡述了協調處的職能：定期交換日軍調動和據點情報；通報各部隊大致活動區域，劃定避免衝突的“安全走廊”；對涉及多方的作戰行動，提供可行性評估和協調建議；“東方旅”可根據情況，對經協調處備案、符合整體抗日利益的友軍行動，提供有限的情報支援或技術諮詢（如炮火引導建議、破障方法等）。
會議最後透過了一份簡單的章程和聯絡辦法。儘管鬆散且約束力有限，但一個囊括了華東主要抗日力量（除日軍和公開的偽軍外）的溝通平臺，總算是在林曉的推動下建立了起來。林曉本人沒有出席成立會議，但他的影響力無處不在。他被協調處聘為“高階總顧問”，這是一個超然的頭銜。
會後，楊立三私下找到雷諾，意味深長地說：“雷將軍，這個協調處，意義不小啊。至少，以後大家開槍之前，能多知道一點旁邊是友是敵。林將軍這步棋，走得妙。”
雷諾笑笑：“楊主任過獎。大家目標一致，都是為了打鬼子。有了這個渠道，很多事情，辦起來就方便多了。”
訊息傳回重慶，自然又引起一番波瀾。但協調處畢竟掛著第三戰區的牌子，職能限定於“協調”，且並未給予共產黨武裝正式席位，蔣介石和陳誠等人雖然不滿林曉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卻也一時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只能暗中叮囑第三戰區加強對該機構的“指導”和“監控”。
而對於林曉和“東方旅”而言，“華東抗日聯合作戰協調處”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不僅拓寬了情報來源和活動空間，更是在複雜的政治軍事格局中，巧妙地嵌入了一個以自己為重要支點的槓桿。雖然這個槓桿目前還很脆弱，但已經足夠撬動一些東西。接下來，就是如何運用這個新工具，在華東的抗日戰場上，攪動更大的風雲，併為自己最終的目標，積蓄更多的力量了。平靜的江水之下，新的暗流，正在這個剛剛掛牌的協調處周圍，悄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