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彙報，是李院長多方聯絡、積極爭取來的機會。目的很明確：一是向上級展示專案自立項以來，特別是入選重點後的實質性進展和重大突破；二是就近期遇到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坦誠的溝通，爭取理解和支援；三也是藉此機會，進一步鞏固與省廳主管部門的良好關係，為專案後續發展營造更有利的外部環境。
鄭副廳長準時走進會議室，她依舊是那副幹練沉穩的模樣，身後跟著科研處的方處長（曾帶隊調研青山醫院的那位老同志）和一位年輕的記錄員。寒暄落座後，鄭副廳長開門見山：“李院長，凌風同志，聽說你們最近工作很有進展，特別是和國際上的合作有了重要發現。今天時間有限，就請你們簡要彙報一下最核心的情況。”
凌風與李院長對視一眼，由凌風主彙報。他沒有贅言，直接切入核心，用最精煉的語言，結合準備好的圖表，彙報了四個方面：
第一，臨床療效鞏固與深化。重點介紹了王建國（腦幹腫瘤）從癱瘓危重到能經口進食、肢體功能持續改善的完整案例，以及張老師（腦膜瘤）成功救治並良好康復的情況，展示了詳實的症狀評分、影像學（腦電圖）前後對比和生活質量評價資料。同時，也簡要彙報了正在設計的、更規範的二期B研究方案思路，強調“療效確切”是專案所有工作的基石。
第二，機制研究取得里程碑突破。詳細彙報了與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戴維教授團隊合作，利用親和層析技術鎖定潛在靶點GPCR-X，並透過基因敲低細胞實驗初步驗證其關鍵性的過程。凌風特意強調了這是國際頂尖實驗室的獨立驗證，展示了部分關鍵實驗資料圖表。“這一發現，首次將護腦藤活性組分GBE-3的神經保護作用，與一個具體的、可研究的分子靶點聯絡起來，為我們理解其‘解毒透竅、散結安神’的傳統功效，提供了堅實的現代生物學解釋，也為後續深入機制研究和可能的藥物開發指明瞭方向。”
第三，智慧財產權保護取得階段性勝利。彙報了“GBE-3在治療神經病理性疼痛和/或認知功能障礙中的應用”專利獲得授權，以及競爭對手科銳公司寬泛用途專利被駁回的情況，凸顯了專案成果的獨創性和法律保護的穩固性。
第四，團隊與平臺建設。簡要介紹了研究室成立以來的執行情況、青年人才培養進展，以及與國際合作帶來的技術提升和視野拓展。
整個彙報，資料紮實，邏輯清晰，重點突出，既展示了成績，也不迴避挑戰（如臨床樣本量需擴大、機制需體內驗證等）。二十分鐘的彙報時間，凌風把握得恰到好處。
彙報結束，鄭副廳長沒有立刻表態，而是仔細翻看著凌風遞上的那份厚厚的彙報材料附件，裡面是更詳細的資料、圖表、論文影印件、專利授權書副本、合作協議摘要等。方處長也湊近看著，不時點頭。
半晌，鄭副廳長抬起頭，目光銳利地看向凌風：“凌風同志，你們的工作，確實很有成效，特別是這個靶點發現，意義重大。這說明你們當初堅持臨床與基礎結合、立足國內拓展國際合作的思路是對的。省裡把你們列為重點，沒有看錯人。”
她話鋒一轉：“不過，成績越大，關注越多，責任也越重，壓力也越大。我聽說，最近學術界對你們這種‘從臨床到機制’的研究模式，有些不同的聲音？也有人擔心，國際合作會不會導致核心成果外流？還有，科銳公司那邊，專利上吃了虧，恐怕不會善罷甘休吧？你們下一步，有甚麼具體的考慮和應對？”
問題直指要害，也是凌風此行希望溝通的重點。
“鄭廳長，您說得對。”凌風神色坦然，不卑不亢，“關於學術上的不同聲音，我們認為，科學發展需要爭鳴，但最終要靠事實和成果說話。我們歡迎一切基於科學的、建設性的討論和質疑，這有助於我們完善工作。對於某些非學術的、帶有傾向性的議論，我們會用更紮實、更系統的研究資料來回應。我們與戴維教授的合作，正是為了更快、更深入地獲取這樣的資料。我們相信，當我們在GPCR-X敲除動物模型上驗證了GBE-3的藥效依賴性，並在更高水平的國際期刊上發表系統成果時，這些聲音自然會平息。”
“關於國際合作與成果保護，”凌風繼續道，“我們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與戴維教授的合作，是基於優勢互補、平等互利的原則，有正式的合作協議，明確了智慧財產權共享和各自權益。核心的GBE-3製備技術、臨床資源在我們手中，關鍵的靶點驗證和下游機制研究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這種合作，加速了我們的研究程序，提升了成果水平，是利大於弊的。我們會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合作協議執行，確保國家利益和單位權益不受損。”
“至於科銳公司和其他可能的商業干擾，”凌風語氣變得堅定，“我們將繼續堅持我們的原則：科研成果的轉化，必須在科學資料充分、產權清晰、患者利益優先的前提下，依法依規、穩妥審慎地進行。我們歡迎一切真誠的、符合這些原則的合作探討，但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投機、炒作和不當競爭。在專利等方面，我們會積極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同時，我們也希望，上級部門能在營造公平公正的科研環境和規範有序的成果轉化秩序方面，給予基層科研單位更多的指導和支援。”
凌風的回答，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既展現了自信，也表達了訴求。鄭副廳長聽完，微微頷首，看向方處長：“老方，你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