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方案初步敲定，具體的協議條款、智慧財產權約定、資料共享規則等細節，由劉教授代表三方，與戴維教授方面派來的法律和科研管理團隊進行細緻磋商。這過程繁瑣，但至關重要，凌風叮囑務必“明晰權責，保障我方核心利益”。
就在國際合作穩步推進時，醫院內部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最明顯的是小徐博士的“留下”。這位來自南方頂尖研究所的博士後，在經歷了投毒風波和後續的機制突破後，對青山醫院這個“土洋結合”的團隊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和認同。劉教授和研究所那邊也支援他的選擇，以“院地合作特聘研究員”的形式，將他的人事關係暫時落在省醫科大學，但常駐青山醫院，負責指導深入機制研究並銜接國際合作。小徐的留下，不僅帶來了更前沿的技術視野，也極大地穩定和提升了實驗室的科研水平。
在他的指導下，老周和趙曉燕帶領的學徒們進步飛快。他們開始系統地學習分子克隆、細胞轉染、報告基因檢測等更“高階”的技術，雖然操作起來還時常笨拙出錯，但那股如飢似渴的學習勁頭，讓凌風看到了團隊未來的希望。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都朝著更專業、更開放的方向發展時，那熟悉的、來自暗處的壓力，又以新的、更“學術化”的方式悄然襲來。
首先是一封來自某新創刊、但號稱“與國際接軌”的國內英文期刊的“特約稿”邀請。郵件措辭恭敬，邀請凌風或劉教授就“護腦藤的多靶點神經保護作用”撰寫一篇“觀點”或“小型綜述”，並暗示“本刊與多家國際出版集團有合作，有利於擴大成果國際影響力”，且“發表週期短，審稿靈活”。看似是尋常的學術邀約，但發件人郵箱字尾，卻隱約指向一家與科銳公司有關聯的“學術推廣機構”。
緊接著，凌風在一次去地區衛生局開會時，“偶遇”了省城某醫科大學的一位副校長，姓韓。韓校長在會議間隙，特意走到凌風面前，熱情地握手寒暄，對護腦藤專案讚譽有加，並“隨口”提到，他們學校正在籌建一個“中西醫結合神經科學中心”，急需凌風這樣“既有深厚中醫功底，又掌握現代科研方法”的領軍人才，如果凌風“有意向”，可以“直接調過來”，職稱、待遇、實驗室、招生名額，一切都可以“從優解決”，而且“絕不干涉”凌風與青山醫院現有專案的合作，“只是提供一個更高、更廣的平臺”。
幾乎是同時，小徐博士接到原研究所同事的電話，閒聊中“無意”透露，科銳公司最近以“學術贊助”的名義，向國內好幾家從事神經藥理和天然產物研究的實驗室，提供了“額度可觀的自由探索基金”，資助方向恰好都與“神經炎症”、“自噬”相關，而且不要求立即產出或智慧財產權，只希望“保持良好溝通”。
這三件事聯絡起來，意圖再明顯不過：期刊邀約是“捧殺”或“摻沙子”，試圖用非主流渠道發表來稀釋核心成果的學術價值；高校挖角是“釜底抽薪”，直接動搖專案核心人物；而廣撒網的“學術贊助”，則是“圈地”和“滲透”，在更廣泛的學術圈培養親善力量，甚至可能扶持出新的、有競爭力的研究方向，對護腦藤形成包抄。
“他們學聰明瞭，”凌風對李院長和劉教授分析道，“不再搞硬搶或下三濫的陷害，而是改用更隱蔽、更長線的‘學術’和‘人才’手段。挖我，是看中我在專案和團隊中的核心作用；贊助其他實驗室，是想在學術上形成競爭或干擾；至於那個期刊邀約，恐怕是想用一篇不痛不癢的綜述，來模糊我們核心原創研究的焦點。”
“那咱們怎麼辦？那個韓校長開的條件，聽起來確實挺誘人。”李院長不無擔憂。省城大學的正高職稱、獨立實驗室、帶研究生……這對任何基層科研人員都是難以抗拒的誘惑。
“條件是好，但那是陷阱。”凌風搖頭，語氣堅定，“我走了，這個團隊的心氣可能就散了，專案的主導權也可能生變。更重要的是，護腦藤的研究，根在臨床，魂在基層。去了省城大學，脫離了這片土壤和這些病人，我可能就成了無根之木。至於那些贊助和邀約，”他冷笑一聲，“學術的事情，歸根結底靠實力說話。我們按自己的節奏，把和戴維教授的合作做實，把新基金的專案做好，產出更硬核的成果，在真正的高水平期刊上發表。那些邊邊角角的誘惑，動搖不了根本。”
他給那位韓副校長回了封措辭委婉但態度明確的信，感謝厚愛，但表示目前專案正處於攻堅關鍵期，團隊離不開，自己也決心紮根基層，將工作做完做好，婉拒了邀請。對於那封期刊邀約，他客氣地回覆“目前研究任務繁重，暫無暇撰寫綜述，待有更系統成果後再考慮”。至於科銳的“學術贊助”，他讓劉教授和孔研究員在各自的學術圈內適當提醒相熟的同行，注意鑑別，保持獨立。
家庭方面，凌雨的回信很快到了。信裡，小姑娘似乎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字跡有些潦草，但最後一段寫得格外用力：“大哥，你的信我反覆看了好幾遍。我想了想，地區醫院是很好，可那裡不缺我一個凌雨。但青山醫院，咱家那裡，那些像王伯伯、張老師一樣的病人，還有你們那個充滿幹勁兒但又總覺得人手不夠的團隊，可能更需要一個剛從學校出來、不怕苦、願意學的凌雨。我跟爸媽和學校老師都說了，我畢業就回青山！我也要像大哥一樣，做個能真正幫到家鄉人的醫生！就是……我可能還有很多地方要學，大哥你不許嫌我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