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街道辦事處的門檻，這幾天都快被踏破了。這裡彷彿成了一個小小的漩渦中心，上面各種指令、檔案雪花般飛來，要求組織學習、開展批判、清理階級隊伍；下面則是形形色色的居民，有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的“積極分子”，也有惶惶不可終日、生怕被揪住小辮子的普通群眾，更有偷偷抹淚、求告無門的困難戶。
李秀蘭坐在她那間小小的主任辦公室裡，感覺屁股底下的椅子從未如此燙人。她這個街道辦主任，平日裡處理的是家長裡短、柴米油鹽，如今卻要被推到風口浪尖，去評判是非，去劃分陣營。幾個街道上出了名的“活躍分子”，已經來找過她好幾次，唾沫橫飛地陳述他們的“革命計劃”，要求她表態支援，要求街道提供場地和名義，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硬頂，是絕對不行的。那等於引火燒身，不僅自己這個主任位置不保，很可能還會牽連到丈夫和兒子。隨波逐流，跟著那些人去折騰？李秀蘭看著窗外院子裡那些茫然無措的老街坊，心裡像堵了塊石頭。她做不到，良心過不去。
她得想辦法，在這夾縫中，為這片街區的老百姓，尋一條能走得通的路。
很快，上面下達了“必須組織定期政治學習”的硬性指示。李秀蘭沒有拖延，立刻在街道的公告欄貼出了通知，時間就定在週六下午，地點在街道的活動室。
週六下午，活動室裡坐得滿滿當當。幾個積極分子坐在前排，眼神熱切，準備好好表現一番。大多數居民則坐在後面，低著頭，或者茫然地看著前方。
李秀蘭走到前面，沒有像有些人預期的那樣，直接念那些火藥味十足的社論。她先拿出《為人民服務》和《紀念白求恩》，用她那帶著本地口音、卻不失清晰的嗓音，一字一句地讀了起來。
“……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
她讀得很慢，很認真。讀完一段，她就停下來，引導大家討論。
“同志們，大家說說，咱們在街道工作，怎麼才算是對工作極端負責任？怎麼才算是對人民極端熱忱？”她目光掃過眾人，最後落在一個平時負責打掃衚衕衛生的老王頭身上，“王大爺，您說說？您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掃街，風雨無阻，讓咱們衚衕乾乾淨淨的，這算不算負責任？”
老王頭沒想到會點自己的名，有些侷促地搓著手，憨厚地笑了笑：“李主任，這……這都是應該做的，沒啥，沒啥。”
“怎麼沒啥？”李秀蘭抬高了些聲音，“把本職工作做好，讓街坊鄰居有個乾淨舒心的環境，這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就是咱們學習的目的！”
她又看向街道婦女互助工坊的幾個骨幹：“張姐，你們工坊最近給區裡供銷社提供的編織品，質量越來越好，訂單也多了，讓咱街道不少姐妹有了收入，貼補了家用，這算不算對同志對人民熱忱？”
“算！當然算！”下面有人附和道。
李秀蘭順勢就把話題引開了，開始表揚起街道里的好人好事：誰家夫妻和睦、孝敬老人；誰家鄰里互助，幫孤寡老人挑水買菜；哪個小組在生產勞動中表現突出……她把一場本該是“批判”和“鬥爭”的學習會，硬生生變成了一場“弘揚正氣”、“鼓勵生產”的交流會。幾個積極分子張了幾次嘴，想插話把主題拉回到“鬥爭”上去，卻發現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切入點。李秀蘭句句扣著“為人民服務”，他們能反駁甚麼？
學習會結束，大多數人臉上不再是來時的緊張和茫然，反而多了幾分踏實。李秀蘭這第一關，算是巧妙地過去了。
沒過兩天，麻煩找上門了。以街道居民趙老四為首的幾個積極分子，聯名寫了一份材料，要求批判街道原先的會計老陳，理由是老陳解放前在舊政府的錢莊裡當過學徒，歷史不清白，現在雖然年紀大了，只在街道掛個名幫忙算算賬，但“腐朽的算盤珠子底下，難保沒有藏著壞心思”。
材料遞到李秀蘭桌上，趙老四幾個人就站在辦公室裡，等著她表態。
李秀蘭看著那份言辭激烈的材料，心裡咯噔一下。老陳這個人她瞭解，膽小怕事，賬目上從不出錯，家裡孩子多，生活困難，就指望街道這點微薄的補貼。
她沉吟了片刻，沒有立刻簽字同意開批判會，而是抬起頭，表情嚴肅地看著趙老四幾人：“老四，你們這份革命警惕性，是好的。我們對任何歷史上有疑點的人，都不能放鬆監督。”
趙老四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
但李秀蘭話鋒一轉：“但是，批判的目的是甚麼？是幫助同志，教育群眾，改造思想！我們不能搞不清情況就一棍子打死，那不符合黨的政策，也不是真正對革命負責。”
她拿起那份材料，掂了掂：“這樣吧，我們先不急著開大會批判。由我牽頭，成立一個‘幫促小組’，成員嘛……老四，你也算一個。我們一起去跟老陳同志談談心，深入瞭解一下他的歷史情況，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現在的現實表現，思想改造得到底怎麼樣。如果他確實認識到了過去的錯誤，現在積極為街道工作，踏踏實實，我們就要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你們看怎麼樣？”
趙老四張了張嘴，想反對，卻發現李秀蘭的話滴水不漏，完全站在政策的制高點上，他要是堅持立刻批判，反而顯得自己目的不純、方法粗暴。只好悻悻地點頭：“那……那就按李主任說的，先了解情況。”
李秀蘭親自帶著“幫促小組”去找老陳談了幾次話，與其說是“審問”，不如說是安撫和提醒。老陳感激涕零，工作更加小心翼翼。最終，李秀蘭以“老陳同志歷史問題已基本交代清楚，現實表現良好，繼續留用觀察”為由，將這場風波化解於無形。類似這樣可能激化的矛盾，被她用“調查”、“談心”、“看重現實表現”等方式，一一擋了回去。
對於街道的生產和民生，李秀蘭抓得更緊了。她理直氣壯地打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旗號，大力推動她之前建立起來的“婦女互助工坊”。
“同志們！婦女能頂半邊天！我們街道的婦女同志，不能光待在家裡，要走出來，參加生產勞動，為社會創造財富，也為家庭增加收入！這才是真正的婦女解放，這才是以實際行動支援國家建設！”
她甚至想辦法爭取到了區裡的認可，將工坊生產的一些編織品、紙盒等，納入了區供銷社的採購計劃，使得參與勞動的婦女們收入有了更穩定的保障。當有激進分子私下議論，說她“只抓生產，不抓革命”，“用生產壓革命”時，李秀蘭在一次街道幹部會議上，當著所有人的面，毫不客氣地反駁：
“讓街道的婦女同志有活幹、有收入，讓她們的家庭生活得到改善，讓困難戶能吃上飽飯，讓社會秩序保持穩定，這難道不是革命的目的嗎？難道讓大家都餓著肚子，整天無所事事，空喊口號，就是革命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我們紅星街道，就是要走實幹的路！”
她的話擲地有聲，讓那些質疑的人啞口無言。
就這樣，李秀蘭憑藉著她在街道多年積累的威信、對人心的把握以及一種紮根於生活智慧的韌性，在這個特殊的時期，為紅星街道撐起了一片相對安寧的天空。這裡的運動，雖然也免不了學習的喧囂和形式的走過場，但相比於其他一些街道的混亂、對立乃至武鬥，這裡最大程度地維持了正常的生活和生產秩序，減少了那股破壞性力量對普通百姓的衝擊。她的智慧，不在於高深的理論，而在於在最樸素的層面，守護住了生活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