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才也察覺到了這種變化，在一次只有他們兩人的工作碰頭會上，李茂才在討論完執法檢查的具體問題後，忽然抬眼看了韓東一下。
語氣平淡地說：“韓局長，最近局裡有些關於你父親重新工作的議論，都是好事。
老爺子能重新出來為黨工作，是國家的福氣，你肩上的擔子，可能也更重了，關注你的人會更多。”
韓東聽出了李茂才話裡的意思，這既是祝賀，也是一種提醒。
意思是你父親的位置不一樣了，你的一言一行也要更謹慎，無數雙眼睛在看著，包括那些等著挑錯的眼睛。
“謝謝李處長，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我就是在鐵路公安這個崗位上，幹好組織交給的本職工作。
規範化建設是局黨委定下的大事，咱們還得一起把它往前推。”韓東的回答同樣平靜，既接過了話頭，也表明了態度。
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他不會因為父親復出而有任何改變或懈怠，該抓的工作一樣會抓，該堅持的原則一樣會堅持。
李茂才點了點頭，沒再說甚麼。
韓江南的復出，也給韓東處理一些複雜問題，提供了更從容的空間和底氣。
四月底，局裡研究一批幹部的調整任用，其中涉及到刑事偵查大隊一名副大隊長的提拔問題。
這名副大隊長業務能力突出，在年前那起列車破壞案中表現出色，是趙小虎極力推薦的人選。
但在討論時，指揮部有位領導提出，此人性格略顯急躁，有時工作方法不夠“講究”，需要“再鍛鍊考驗”。
若是以前，這種不鹹不淡的“需要考驗”很可能就會讓提拔擱淺。
但這次，韓東在詳細列舉了該同志歷年來的工作實績，特別是在重大案件中的貢獻，並強調了刑事偵查隊伍需要敢打敢拼、業務精通骨幹之後，明確表態支援。
他的發言態度堅決，劉局長最終拍板，同意了提拔方案，那位指揮部領導也沒再堅持。
韓東知道，這背後，是父親帶來的無形影響。但他更清楚，打鐵還需自身硬，最終的底氣，來自於這名幹部確實出色的工作和全域性越來越規範的選人用人程式。
進入五月，韓家已經搬到了組織上給安排的新住所，還是在冶金大院，但搬到了中心位置，獨門獨院的四合院中。
日子進入五月下旬，韓東一家也搬家了，搬進了局機關大院南側的幹部住宅樓。
這是一棟五層高的紅磚樓，外牆有些斑駁，他家分在二單元三樓，一套四居室的房子。
說是四居，其實面積不算大，也就七八十平米，但比起原來家，已經是天壤之別。
有了獨立的廚房、衛生間，有暖氣，有管道煤氣，生活方便了不是一星半點。
搬家是部裡行政部門按標準主動安排的，程式合規，理由充分。
韓東現在的級別和職務，住進這棟樓，理所應當。
只是以前他自己不提，局裡也沒人主動提這事兒，如今父親韓江南復出，他自己在局裡的位置也愈發穩固。
再住原來分配的房子，反倒顯得不合時宜，甚至可能引來不必要的猜測。
這次搬家，水到渠成，沒人多說一句閒話，部裡的同志安排得格外細緻周到。
搬進新家，有好有壞，好處就是生活上舒坦了許多，壞處則是搬進這棟樓，意味著他和他的一舉一動，在某種程度上，更加直接地處於同事和上級的目光之下。
住在這裡，你工作上要是出了岔子，或者家裡有點甚麼不合適的動靜，傳得會比誰都快。
韓江南的付出，其影響遠不止韓家自己。
許多微妙的變化，正在悄然發生。
他的岳父，王紅英的父親王兆海，在冶金部供銷局副局長的位置上幹了快二十年，這次也迎來了轉機。
在韓江南迴到冶金部、並明確為七級幹部後不久，部裡就調整了供銷局的班子，王兆海被任命為冶金部供銷局局長、黨委書記，級別明確為正廳，並且行政級別提升為正廳頂格。
裡面既有對王兆海本人能力和資歷的考量，也包含著對韓江南這位強勢回歸的老領導的某種尊重和“連帶”照顧。
王紅英為父親高興，也明白這其中的關聯，私下裡對韓東說：“這下，我爸媽心裡總算能舒坦些了，這些年，我爸也不容易。”
不僅在冶金內部，其它部門裡的一些這些年被邊緣化的韓江南的老下屬，老戰友也因此重新而獲益。
而在鐵路公安局內部，韓東的感覺最為明顯，以往需要反覆溝通、甚至需要劉局長出面協調的一些事情，現在他出面，對方的態度往往會緩和許多，解決問題的效率也提高了。
這不是說他可以頤指氣使，而是他提出的意見、堅持的原則，更容易被當作“工作需要”來認真對待，而不是輕易被“研究研究”或“有待商榷”敷衍過去。
但韓東並沒有因此變得“強勢”或“跋扈”，相反，他更加註重工作的方式方法，更加講究程式規範。
他知道，越是在這種時候，越要行得正、坐得直，把工作做得更紮實、更經得起推敲，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真正贏得尊重，而不是僅僅讓人“忌憚”。
執法規範化建設進入深水區。在完成了制度修訂、骨幹培訓、初期檢查後，如何將規範要求真正融入日常執法、變成幹警的自覺行動，成為最大的難題。
李茂才領導的監督辦依然保持著高頻次、高標準的檢查通報，但韓東感覺，這種“外壓”式的推動，效果正在邊際遞減，甚至開始引起一些基層的疲憊和應付心態。
五月底，在一次領導小組會議上，韓東提出了新的想法：“規範化建設搞了半年多，制度有了，培訓搞了，檢查也在做，成績有目共睹。
但我覺得，現在光靠‘要你規範’還不夠，得想辦法讓基層覺得‘我要規範’、‘規範有用’。我覺得，是不是可以搞一個‘執法規範化示範單位’建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