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面對上級指名道姓的批評和硬邦邦的“整改”要求，再空談政治就有些不合時宜了。
幾次會議爭論後，最終決定成立一個“運輸安全整頓臨時工作小組”，由“指揮部”一位相對務實、且有鐵路工作背景的頭頭牽頭，抽調相關業務室“懂行”的人員參加。
工作小組的任務很明確，摸清局管內運輸安全真實情況，找出突出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整改措施，並督促落實。
韓東幾乎是毫無懸念地被點名進入了這個工作小組。
理由很充分，保衛處長，主管安全保衛，熟悉情況，且在之前一系列事件中表現出“務實”和“擔當”。
這既是“指揮部”內務實派推動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也是其他派別順水推舟，既然這個燙手山芋需要懂行的人去碰，那就讓韓東去，做好了是“指揮部”領導有方，做不好或惹出麻煩，韓東就是現成的“替罪羊”。
韓東對這個任命心知肚明，但他沒有猶豫，更沒有找理由不去，在他看來，這恰恰是一個將工作重心從保衛處內部“穩盤”，推向參與全域性性安全治理的寶貴機會，也是驗證和擴大他影響力的重要平臺。
他迅速從保衛處抽調了趙小虎和另外兩名精幹、嘴嚴的業務骨幹，組成了自己的“小班底”，加入了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的運作並非一帆風順，小組內部就有來自不同派別的代表，各有各的算盤，下到各站段、省處調研，更是阻力重重。
有的單位“指揮部”勢力強大，對路局派來的工作小組陽奉陰違，報喜不報憂；有的單位派性嚴重，工作小組一到，雙方都來“反映情況”，互相指責，真假難辨；更多的基層單位則是人心渙散，管理混亂，安全問題觸目驚心卻又積重難返。
韓東在小組中分工負責“治安保衛與內部防範”這一塊，他帶著趙小虎他們，撲下身子，用最“笨”的辦法，看臺賬、查記錄、訪現場、問職工。
他們避開各單位領導的“陪同”，直接深入到車站值班室、編組場、線路工區、貨場倉庫，甚至沿線的小站和警務區，與一線的老工人、老值班員、老巡道工、老民警聊天，聽他們發牢騷，訴苦水，也聽他們講那些被層層彙報過濾掉的真實情況。
在這個過程中，韓東看到了因人員流失、培訓缺失導致的訊號操作失誤風險，看到了因器材老化、維修不力埋下的行車隱患，看到了因內部管理鬆懈、執勤形同虛設而滋生的盜竊破壞案件。
工作小組內部開會討論時，韓東的發言開始變越來越有分量，他提出的幾點建議也非常具體。
立即恢復和強化關鍵崗位的值班紀律和操作規程抽查。
對全路通訊訊號、線路橋樑等基礎設施進行一次緊急排查，列出隱患清單，限期整改。
在重點貨運站、編組場，由工作小組協調，臨時增派可靠的保衛力量，加強夜間巡邏和看守。
緊急籌措一筆資金，用於更換一批最急需的消防器材和個人防護裝備。
他的發言，沒有任何毛病，讓那些想挑刺的人一時找不到突破口。
工作小組牽頭的那位頭頭，對韓東的表現頗為賞識，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開始更多地聽取和採納他的意見。
四月中旬，工作小組根據調研情況，形成了一份階段性報告。報告用大量事實和資料，揭示了局管內運輸安全存在的嚴峻形勢和深層次矛盾，並提出了分階段、有重點的整改方案。
在報告的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韓東負責的“治安保衛”部分，因為材料最實，建議最具體，得到了工作小組內部的高度評價，也成為了報告中最有“乾貨”的章節之一。
報告最終呈送到了“指揮部”和路局上級部門，雖然可以想見，這份觸及諸多矛盾、要求真金白銀投入的報告，必然會在決策層面遇到各種阻力和博弈，不可能被全盤接受或立刻執行。
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訊號，標誌著在混亂和口號之外，務實解決問題的力量正在重新聚集和發聲。
而韓東，透過參與這項工作，處境變得大不同，他不再是那個困守一隅、被動防禦的保衛處長。
而是開始以一個專業、務實、敢於直面問題的業務幹部形象，參與到更高層面的“改”的程序中。
…
時間一晃來到了一九七二年的春天，京城的街頭，依稀還能看到褪色的大字報痕跡和某些建築物上未曾摘下的標語。
但那種曾經無處不在的、令人窒息的喧囂與亢奮，已然沉澱下去，彷彿被這持續了幾年的時光緩緩過濾。
人們的神情裡，少了許多惶惑與激烈，多了幾分木然，以及一種急於擺脫混亂、回歸某種“正常”的迫切。
商店裡的貨品依然匱乏，但排隊的人群秩序似乎好了些；工廠的煙囪冒出的煙，似乎也更連貫了些。
一種“要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明確訊號，透過各種渠道，清晰有力地傳遞下來，像這春日的陽光，試圖驅散經年不散的陰霾。
鐵路局機關大院裡，景象也透著股說不清道不明的變化。
這場持續了幾年的劇烈動盪，在經歷了驚濤駭浪、反覆沖刷、多方角力之後，水位似乎退下去了一些，露出了曾被淹沒的、原來秩序的模糊輪廓。
那種不同派別動輒對峙、口號震天的場面基本沒有了，當年叱吒風雲的“指揮部”，牌子還在那兒掛著，人也在裡面坐著，但感覺和以前不太一樣了。
具體哪裡不一樣，一時也說不上來，就是一種感覺，過去那種說一不二、令出如山的勁兒，沒那麼足了。
過去那些戴著紅袖章、橫著走路的人，也學會看檔案、走程式了；過去被衝得七零八落的各個處室，雖然人還是那些人，心未必齊，但至少名頭上、辦公桌上，又慢慢撿起了“業務”這兩個字。
這種變化，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是過去幾年時間，在各種力量或明或暗的拉扯、上級三令五申的“促生產”壓力、以及底下實在推不動工作的現實困境中，一點點磨出來的。
好像一場高燒，雖然沒完全退，但最難受的那股子暈眩和灼熱勁兒，總算過去了一些，人雖然還虛弱，但總算能試著坐起來，吃點東西，想想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