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的越南，那可是法國的“殖民地專屬區”，空氣裡都飄著股讓人不舒服的壓迫感。街頭隨處可見穿白制服的法國殖民者橫著走，本地老百姓只能縮著脖子趕路，眼神裡全是藏不住的委屈和火氣。好在前一年年3月，梁文玕、陶元普這幫有救國心的文化人，在河內開了所免費的新式學校，叫“東京義塾”。這學校不只是教新知識，核心是想把麻木的民眾喊醒，傳播反殖民、求獨立的新思想，就像黑夜裡點了把小篝火。可這火苗剛冒頭，就戳中了法國殖民當局的痛點——他們怕極了學校裡的愛國宣傳，生怕老百姓醒了就不好拿捏，當年11月就乾脆利落地查封了。這場只撐了九個月的啟蒙運動，就這麼被掐滅了，好在還有一群不甘心的進步青年，在暗地裡偷偷攢力氣。
但壓迫這玩意兒，越壓越容易炸鍋。1908年初的越南，早就藏不住革命的小火苗了：中圻各地的老百姓實在扛不住苛捐雜稅，紛紛抄起傢伙反抗，跟殖民軍警打得有來有回；河城投毒事件更是把殖民當局嚇了一跳，雖然最後被殘酷鎮壓了，但也算是給殖民者提了個醒——反抗的人到處都是；還有東遊運動，一批又一批越南青年揣著救國夢往日本跑，就想學好本事回來叫醒更多人。反抗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在越南織成了一張反殖民的大網。
這裡說的西貢，可不是香港那個，而是法國殖民下越南南圻的核心重鎮。當年法國為了好控制越南，把它分成了三塊，管理方式各有各的坑：南圻叫交趾支那，法國直接管，是殖民統治的核心；中圻叫安南，表面上留著傀儡王室，實權還是攥在法國人手裡；北圻叫東京，靠扶持本地傀儡間接管。這座後來改名叫胡志明市的城市，地理位置賊好，成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經濟和行政中心。街頭全是法式洋樓，咖啡館、西餐廳一抓一大把，殖民當局故意把它打造成“東方小巴黎”的樣子，讓它成了南方最熱鬧的港口和商業中心，從越南搶來的錢財，都從這兒源源不斷運回法國。
西貢大陸酒店，是殖民時期越南第一家豪華酒店，紅磚牆配白雕花欄杆，法式風格在本地建築裡格外扎眼。這兒歷來是殖民官員、大老闆、外國記者和作家扎堆社交的地方，裡面裝修得賊豪華，水晶吊燈、波斯地毯、真皮沙發全配齊了，號稱“遠東明珠”。這天，酒店旋轉門剛轉開，就來了一夥看著特別吸睛的人。說他們吸睛，不是穿得怪——幾人都穿得體的中式長衫，乾乾淨淨的——而是組合太反常：兩個十五六歲的半大孩子，眼神清亮但帶著旅途的疲態；兩個身材魁梧的中年漢子，腰板挺得筆直，雙手不自覺護在身側，一看就是練家子；最讓人驚訝的是，他們身後跟著四個高鼻樑藍眼睛的白人隨從，穿統一的黑禮服，表情嚴肅，跟屁蟲似的寸步不離。
那年代，黃種人在海外受歧視是常態，不被白人欺負就謝天謝地了，帶著白人隨從出門？簡直是天方夜譚。可這反常的配置，卻幫他們省了超多麻煩，一路暢通無阻：過關時，法國海關官員本來一臉不耐煩，瞥見這四個白人隨從，立馬堆起諂媚的笑，行李都沒仔細翻就揮手放行；住店時，侍者本來對黃種人客人冷冰冰的，見這陣仗，立馬弓著腰上前引路，端茶倒水忙前忙後，半點刁難都沒有。八人直接開了兩間頂層豪華套間，剛把簡單的行李放下，亓祥福就急著開口問了。
亓祥福走到窗邊，看著樓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眉頭皺成了川字，轉過身問：“載恩，咱下一步咋整？按大哥的囑咐，咱一路輾轉到了越南，可孫先生還是聯絡不上，黃先生也沒半點音訊。”他嘴裡的“孫先生”和“黃先生”，就是這會兒在南洋各地跑，忙著為反清革命籌錢籌人的孫中山和黃醒，也是他們此行要找的核心目標。
載恩靠在桌邊，手指無意識地敲著桌面，一聽這話，煩躁地抓了抓頭髮，頭髮都被揉得亂糟糟的，但語氣還算篤定：“大哥出發前特意說過，孫先生和黃先生為了統籌南方起義，大機率湊在一起，要麼在河內的同盟會機關部，要麼就在廣西邊境一帶聯絡反清的弟兄。咱先在西貢歇一晚，養養精神，再往這兩個方向找唄。”
旁邊的亓祥坤靠在門框上，揉了揉發酸的臉，眼底的疲憊藏都藏不住，聲音沙啞地說：“咱從國內出發，坐了整整四個月的船，一路漂洋過海，吃不好睡不好，好不容易到西貢能歇口氣，這骨頭還沒緩過來，明天就要趕去河內？西貢到河內可不近，坐車都得好幾天，想想都累。”
一直坐在沙發上翻報紙的滿倉突然抬起頭，眼睛亮得像星星，抬手衝幾人晃了晃手裡還帶著油墨味的報紙，語氣裡帶著點小得意：“不用急著去河內了！你們快看這則訊息年1月24日的報道——孫先生因為在越南搞革命活動，被法國殖民當局發現，已經被驅逐出境了！”說著，他把報紙往載恩面前一遞，指尖點著其中一行加粗的字，還故意挑了挑眉，那模樣像極了找到寶藏的小機靈鬼。
載恩的眉頭瞬間擰得更緊，三步並作兩步衝到滿倉身邊，彎腰盯著報紙上的字，連呼吸都快急了，一連串問題拋了出來：“有沒有更新的訊息？孫先生被趕走後去哪了？回國內了還是去其他南洋國家了？黃先生跟他一起被趕了嗎？”問完還伸手拍了下滿倉的胳膊，催促道：“快再翻翻，看看有沒有後續！”
滿倉被他拍得晃了一下，笑著往旁邊挪了挪躲開他的“急脾氣”，點點頭又埋進桌上的一堆報紙裡翻找，手指飛快地劃過一張張泛黃的紙頁，嘴裡還唸叨著：“別急別急，我這就找，報紙堆這麼厚，總得慢慢翻。”沒一會兒，他突然“哎”了一聲，抽出一份標著3月日期的報紙，指著其中一則戰地報道說：“找到了！3月的最新訊息！黃醒先生帶著二百多個反清志士，在欽廉上思發動了起義。起義軍雖然人少，但個個能打，轉戰四十多天，打了幾十場仗，好幾次以少勝多揍了清軍，名氣一下子就打響了，附近不少老百姓都趕來響應。可惜最後因為孤軍深入，後續的糧餉和援兵都跟不上，起義還是失敗了，部隊已經退回河內休整了。”
“好！”載恩猛地一拍手，眼裡重新有了光，之前的煩躁和著急全沒了，伸手揉了揉滿倉的頭髮，把他剛整理好的頭髮又揉得亂糟糟的：“可以啊你，找訊息還挺利索！”說完語氣變得乾脆：“既然黃先生的部隊退回了河內，那孫先生大機率也會去河內跟他匯合！都早點休息，養足精神，明天天不亮就出發，咱坐最快的車去河內！”滿倉扒開他的手，沒好氣地理了理頭髮，嘴角卻忍不住往上揚。
與此同時，遠在馬掌望臺的芬恩，正一個人坐在書房裡。他放下手裡的報紙，手指輕輕敲著桌面，重重地嘆了口氣。報紙上欽廉上思起義失敗的訊息，像塊小石子似的壓在他心上。他倒不擔心起義暫時輸了——革命本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最擔心的是載恩和滿倉這幫小子，能不能順利穿過重重阻礙，聯絡上孫中山和黃醒。“這兩個臭小子，”他小聲嘀咕了一句，語氣裡全是擔心，“嘴上沒毛辦事不牢，這麼久了也不知道打個電話報平安，真讓人操心。”
話音剛落，桌上的電話便“鈴鈴鈴”地響了起來。
“大哥！是我，載恩！”電話那頭，載恩的聲音帶著長途跋涉的沙啞，但難掩找到方向、快能完成任務的興奮，“我們剛到西貢，已經安頓好了！剛才從報紙上查到黃先生的訊息了，他的部隊退回河內了，我們明天一早就動身去河內找他們！”
芬恩緊繃的神經一下子就鬆了，語氣也軟了下來：“一路趕過來，辛苦了吧？路上還順利不？”
“順利！太順利了！”載恩的聲音更興奮了，語氣裡全是對芬恩的佩服，“大哥您太牛了！出發前讓我們帶四個愛爾蘭槍手當隨從，這招絕了！一路上不管過法國人的海關，還是住這種殖民風的豪華酒店，那些法國人本來一個個鼻孔朝天，可一看到這四個白人隨從，態度立馬變了，連句廢話都不敢多問，對我們恭恭敬敬的，簡直一路綠燈！”
電話那頭的芬恩卻突然不說話了，書房裡只剩下電流的滋滋聲。載恩本來興奮的語氣慢慢沉了下來，察覺到不對，趕緊追問：“大哥？大哥您在聽嗎？是不是訊號不好？還是出啥事兒了？”
“我在。”芬恩的聲音傳了過來，比之前沉了不少，帶著一種載恩從沒聽過的認真，“載恩，你先冷靜點。我問你，你知道我為啥讓你們冒著這麼大風險，千里迢迢去給孫先生送錢，幫他籌備革命不？”
載恩愣了一下，握著電話聽筒的手緊了緊，耿直地回答：“大哥您的安排肯定有道理，您讓我做，我就踏踏實實做，不用知道為啥。我只知道，把您交代的任務完成，把錢安全送到孫先生手上，就沒錯。”
“哈哈……”芬恩被他的耿直逗笑了，笑聲裡卻帶著點說不出的沉重，還有對未來的期盼，“載恩啊，你這孩子實在。我告訴你，孫先生他們拋家舍業、冒著生命危險搞革命，不是為了自己發財享福，也不是為了爭權奪利，而是想讓我們中國人以後不用再受外國人欺負，不用靠白人隨從撐場面，也能堂堂正正地站在世界上，想去哪就去哪，暢通無阻！這才是革命的真正意義。”
載恩的笑容一下子僵在了臉上，握著聽筒的手微微發抖，芬恩的話像顆小石子似的砸在他心上。他沉默了好一會兒，腦子裡反覆迴響著“堂堂正正”“不受欺負”這幾個字，之前只覺得是完成任務，這會兒才隱約明白自己做的事有多重要。他深吸一口氣，攥緊拳頭，語氣變得無比堅定：“大哥，我懂了。您放心，明天我們一定想盡辦法，把錢順利送到孫先生手上，不辜負您的囑託，也不辜負孫先生他們的付出。”
第二天一早，天剛矇矇亮，西貢的街道還飄著薄霧，載恩一行人就收拾妥當，踏上了去河內的路。他們坐的是法國殖民當局運營的最快列車，一路顛簸，穿過越南南部的平原和北部的丘陵，趕了三天兩夜的路，終於到了河內。可到了河內之後，他們四處打聽，跑了好幾個跟革命黨有過往來的據點，還是沒找到孫中山和黃醒的蹤跡。就在幾人快絕望的時候，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透過一位本地愛國華僑的指引，他們終於找到了河內甘必達街61號那處不起眼的院子——這兒就是同盟會統籌粵、桂、滇邊境所有起義活動的總機關部。
同盟會的人一聽說他們是芬恩先生派來支援革命的，還帶了急需的經費，立馬熱情地接待了他們，端茶倒水，一個勁兒問他們路上的情況。亓祥福和亓祥坤對視一眼，就跟載恩提議：“載恩，既然找到了機關部，不如直接把錢交給他們，讓他們轉交給孫、黃二位先生。這樣既安全，也能省得我們再到處找了，多省心。”但載恩和滿倉卻搖了搖頭，態度特別堅決，非要親手把錢交到孫中山和黃醒手上——這是芬恩明確交代的，他們必須不折不扣完成，這不僅是對任務負責，更是對革命的敬畏。
可問題很快就來了。機關部的負責人一臉歉意地告訴他們，為了保證革命活動的安全，避免被清廷和法國殖民當局破壞，孫中山、黃醒二位先生跟甘必達街61號機關部一直是單線聯絡，只有二位先生主動聯絡機關部，他們根本不知道二位先生的具體位置，更沒法直接聯絡上。
幾人圍坐在一起反覆商量，半天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氣氛有點沉悶。就在這時候，滿倉突然開口，想出了個最笨但也最管用的辦法：“我覺得咱不如在這兒等。孫先生和黃先生要統籌起義，肯定會跟機關部聯絡彙報情況，咱守在這兒，耐心等下去，總能等到他們的。”他說完還看向載恩，眼神裡帶著點徵詢。載恩立馬點頭，還衝他比了個“OK”的手勢：“我覺得行！就按你說的來，反正現在也沒別的轍，等就等，正好趁這功夫養養精神。”這個提議雖然被動，但也是當下唯一的選擇，其他幾人也都點了點頭同意了。
一行人就在機關部附近找了家隱蔽的客棧住了下來，日夜守著。他們每天輪流在機關部附近巡邏，載恩和滿倉總被分在一組，巡邏時兩人還會小聲閒聊幾句，吐槽一下河內的天氣，或者猜一猜孫先生和黃醒甚麼時候會來。其餘時間就待在客棧裡翻報紙，滿倉負責找有用的訊息，找到後就戳戳旁邊發呆的載恩，把報紙遞給他看。日子過得枯燥，但有兩人互相打趣，倒也不覺得難熬，心裡還揣著滿滿的盼頭。這一等，就從3月底等到了4月底，春末的河內已經有點熱了，但他們的耐心一點沒減。
1908年4月30日凌晨，天還沒完全亮，東方剛有點發白，一陣急促的槍炮聲突然從遙遠的河口方向傳來，打破了清晨的寧靜。原來，鎮南關起義失敗後，剩下的革命軍並沒有散夥，而是在黃明堂的帶領下藏了起來，等著機會再動手。他們趁凌晨清軍防備鬆懈的時候，渡過河發動突襲，駐守河口的一部分清軍早就看不慣清廷的腐敗了，見狀紛紛響應起義，革命軍沒費多大勁就佔領了河口。這一切都在孫中山先生的預料之中，他早就任命黃明堂為前線總指揮，特意選河口作為新的起義地點——這兒跟越南接壤，國界線又長又複雜，方便從國外運人和武器進來。他的戰略想法很明確：拿下河口後，順勢往內陸推進，攻佔蒙自這個交通要道，再拿下雲南首府昆明，在西南建立穩固的反清根據地，為全國革命打基礎。
河口起義爆發的訊息，很快透過秘密渠道傳到了河內的同盟會機關部。載恩剛聽完訊息，就立馬拍了下滿倉的大腿：“滿倉！起義爆發了！孫先生和黃先生肯定在河口前線指揮！咱現在就出發，立馬去河口！”滿倉也瞬間精神了，猛地站起身，順手抓起放在桌上的行李：“走！終於不用在這兒蹲守了，再等下去我都快憋壞了！”壓抑了好幾天的疲憊全沒了，兩人眼裡都閃著激動的光。
一行人不敢耽誤，立馬趕到河內的馬廄，花高價租了六匹耐力超強的駿馬，一人三馬，輪流換著騎，日夜不停地往河口趕。從河內到河口，六百里路，沿途大多是崎嶇的山路和泥濘的小道，還時不時會遇到清軍的巡查崗哨。他們不敢走大路，只能繞著山間小路走，白天頂著大太陽趕路，晚上藉著月光走，餓了就啃幾口乾糧，渴了就喝幾口山泉水。一路上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空氣中都飄著狼煙的味道，但他們半點不敢放慢腳步，最後只用了兩天多時間，就趕到了戰火紛飛的河口起義前線。
這時候的河口，已經成了一片硝煙瀰漫的戰場。街上到處都是扛著槍的革命軍士兵，受傷計程車兵被抬到臨時救護點，醫護人員正忙著給他們包紮傷口。黃明堂站在一個高臺上，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的名義跟全城百姓喊話，承諾保護大家的生命財產安全，穩定民心。可前線的情況並不樂觀：起義軍雖然佔領了河口，但收編的一部分清軍士兵紀律渙散，跟原來的革命軍士兵合不來，導致指揮亂成一團，沒法形成戰鬥力；更關鍵的是，打了這麼久的仗，起義軍的糧餉和槍械都快用完了，不少士兵手裡的槍都沒子彈了，根本撐不了多久。為了扭轉戰局、穩住軍心，孫中山先生一聽說情況，立馬派黃醒趕往河口督戰，統籌前線的作戰事宜。
載恩一行人剛趕到河口的革命軍指揮部附近，就遇上了帶著幾個隨從急匆匆趕來督戰的黃醒。黃醒一聽說他們是芬恩先生派來支援革命的，還帶來了後續支援的希望，立馬喜出望外，跟久旱逢甘霖似的，連日來的焦慮少了一大半。可高興完，他又皺起了眉頭，拉著載恩走到一個僻靜的角落，把起義軍現在糧餉不夠、槍械短缺的緊急情況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語氣裡全是著急。
“黃先生，您不用急著回河內籌備！”載恩立馬上前一步，攔住了正打算轉身安排人手回河內籌物資的黃醒，眼神堅定地說，“我現在就聯絡大哥，跟他說這裡的情況。大哥在東南亞人脈廣，肯定能儘快籌到軍火和糧餉，然後火速運到河口來支援你們！”
說完，載恩立馬跟著黃醒的隨從，找到了前線唯一的一個秘密通訊點，撥通了芬恩的電話。遠在馬掌望臺的芬恩一聽說河口起義爆發，而且起義軍正面臨彈盡糧絕的緊急情況，立馬放下手裡所有的事行動起來。他靠著多年積累的人脈，迅速聯絡上摩根、杜邦、康沃爾這些在東南亞有影響力的海外友人，跟他們說明中國革命的緊迫性，緊急籌集軍火、糧餉和藥品。沒過多久，一批批急需的物資就從東南亞各地被緊急調過來，透過秘密渠道運往河口。一場跨越國境的生死馳援，就這麼正式開始了，給陷入困境的起義軍帶來了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