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四章 信任的代價
德械師整編方案的修改工作，比鄧楓預想的更加艱難。
錢學儒走後第三天，何應欽那邊正式發來了一份“修改意見稿”。稿子不長，只有三頁，但每一條意見都像一把刀，精準地砍在方案最要害的地方——德械師的數量從三個減到一個，反坦克炮的採購計劃推遲到“下一年度”，技術軍士的編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可由各部隊自行決定是否增設”。
鄧楓把那份意見稿看了三遍，然後把稿紙輕輕放在桌上。
他沒有生氣。生氣是沒有用的。在國民黨內部，任何一項改革都必然遭遇阻力——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來自官僚體系的阻力，來自保守思想的阻力。何應欽不是一個人，他代表的是一個群體，一個龐大到連蔣介石都要忌憚三分的群體。
但他不能讓步。不是因為面子，是因為如果這個方案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德械師就真的成了一個笑話——一個只有德國鋼盔和毛瑟步槍、卻沒有相應的戰術體系和後勤保障的笑話。
他拿起筆，在意見稿的空白處逐條寫下反駁意見。寫到“技術軍士編制取消”這一條時，他停了筆。這條不能讓步——不是因為技術軍士對德械師有多重要，而是因為這是他安插進步軍官的唯一渠道。如果編制被取消，趙永明那些人就沒了立足之地。
他想了很久，最後在空白處寫了一行字：“技術軍士編制可縮減，不可取消。此條無讓步餘地。”
寫完之後，他把意見稿裝進牛皮紙袋，叫來機要員：“送到軍政部，交給何部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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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鄧楓去了趟德械師的駐地。
這是他從廬山回來後第一次下部隊。駐地在南京城外的一個小鎮上，離市區大約兩個小時的車程。他到達的時候，士兵們正在進行射擊訓練。秋日的陽光下，那些穿著德式制服的身影在靶場上奔跑、臥倒、射擊，動作雖然還不夠熟練，但已經有了幾分樣子。
趙永明帶著幾個連長迎上來。這個年輕人在參謀本部待了不到一個月，已經被曬黑了一圈，臉上的線條也比在廬山時硬朗了許多。
“鄧次長！”趙永明敬了個禮，“部隊正在按新大綱訓練，您要不要去看看？”
鄧楓點了點頭，跟著他走向靶場。路上，趙永明壓低聲音說：“鄧次長，有件事要跟您彙報——最近有人來部隊調查過。”
“調查甚麼？”
“調查您的‘歷史問題’。”趙永明的聲音更低了，“來的人說是軍統的，問了好幾個人，都是跟您一起從徐州過來的老部下。問的內容都一樣——您在徐州的時候，有沒有跟‘那邊’的人接觸過。”
鄧楓面色如常，但心中警鈴大作。軍統的調查已經從“查檔案”升級到了“查人證”。如果他那些老部下中有人扛不住壓力，說了甚麼不該說的話……
“他們問了哪些人？”
“羅營長、孫連長，還有幾個排長。”趙永明說，“羅營長甚麼都沒說，說‘鄧師長的事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帶著我們打勝仗’。孫連長也差不多。但有個排長……”
鄧楓停下腳步：“哪個排長？”
“三排的劉福生。”趙永明猶豫了一下，“他……說了些有的沒的。說您在徐州的時候，有時候晚上一個人出去，不知道去了哪裡。”
鄧楓沉默了幾秒。劉福生……他記得這個人。徐州戰役時，這個排長打仗很勇敢，但嘴也碎，喜歡在背後議論長官。他在徐州的時候確實有時候晚上一個人出去——那是去跟組織接頭。但他每次出去都很小心，應該不會被人跟上。
“還有別的嗎？”
“沒有了。”趙永明說，“軍統的人問完就走了，沒有再來。但羅營長讓我提醒您——小心點。”
鄧楓點了點頭。羅友勝，這個從徐州就跟著他的老部下，又一次在關鍵時刻站了出來。但他不能因為羅友勝的忠誠就掉以輕心——軍統的調查一旦啟動，就不會輕易停止。他們會像螞蟻啃骨頭一樣，一點一點地蒐集證據，直到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或者被更高階別的人叫停。
“這件事我知道了。”他對趙永明說，“你回去告訴羅營長，讓他管好弟兄們的嘴。不該說的話，一個字都不要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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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械師駐地回南京的路上，鄧楓一直在想一個問題——軍統的調查，是誰在背後推動？
是徐恩曾嗎？這個人在廬山時曾經用“留學期間的交往記錄”威脅過他，但後來兩人又有過合作，關係變得微妙而複雜。徐恩曾是個聰明人，他知道扳倒鄧楓對他沒有好處——至少目前沒有。
是何應欽嗎？德械師方案的事，何應欽是最大的阻力。但他是個老官僚，最擅長的是用制度和程式來拖垮對手，而不是用“通共”這種殺招。殺招一旦用出來，就沒有回頭路了——萬一查不出來，他在蔣介石面前也不好交代。
還是說，這只是一次例行調查？軍統每天都在查人，查那些“有共黨嫌疑”的人。他鄧楓，也許只是名單上眾多名字中的一個。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他必須加快腳步了。
回到辦公室，他從抽屜裡取出那份《全國軍力重新部署》的絕密檔案。這份檔案他已經看過很多遍，裡面的每一個數字、每一個地名、每一個部隊番號都爛熟於心。但他一直沒有傳遞出去——因為他在等一個安全的時機。
現在，時機到了。
他從書架上取下那本《曾文正公家書》，翻到第一百二十三頁。這一頁的空白處，他用隱形藥水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數字和代號——那是他從檔案中提煉出來的核心情報。他把書放進公文包，站起身，走出辦公室。
夜幕已經降臨，南京城的燈火次第亮起。他沒有坐車，而是步行穿過幾條街，來到玄武湖邊。那棵老柳樹還在，樹洞還在。他四下看了看，確認沒有人跟蹤，然後從公文包裡取出那本《家書》，塞進樹洞，用枯葉蓋好。
然後他轉身，沿著湖邊的小路慢慢走回市區。走到半路，他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月光下，那棵老柳樹的影子投在湖面上，隨著水波輕輕晃動。樹洞裡藏著的東西，明天一早就會被取走。他不知道取走它的人是誰，但他知道，那份情報會經過很多人的手，最後出現在延安某位參謀的案頭。
他收回目光，繼續走。
走到中山北路時，他習慣性地朝街對面看了一眼。那個穿風衣的人還在，菸頭在黑暗中一明一滅。他已經習慣了這雙眼睛，就像習慣了身上的軍裝——它們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無法擺脫，只能適應。
他推開門，走進公寓樓。樓梯很暗，他的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道里迴響。走到三樓時，他忽然停下來，站在黑暗中，閉上眼睛。
腦子裡閃過很多畫面——何應欽的修改意見稿、軍統的調查問卷、劉福生的碎嘴、樹洞裡的那本《家書》……這些東西像一條條繩索，正在慢慢收緊，勒得他喘不過氣來。
但他不能停。停下來，就是死。
他睜開眼睛，繼續上樓。走到房門前，他掏出鑰匙，開啟門，走進去，關上門。黑暗中，他靠在門板上，聽著自己的心跳。
砰，砰，砰。
像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