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偉哥！”三人同時站起來。
“坐，都坐。”祁同偉笑著擺手，脫下外套掛在椅背上。
“有點事耽誤，稍微來晚了一會兒。”
“不晚，祁哥，我們也剛到。”王一虎連忙說，給祁同偉倒茶。
祁同偉注意到包間裡還有個陌生的年輕女子，約莫二十七八歲，戴著一副細邊眼鏡，穿著素雅的米色針織衫和深色長褲，看起來文靜幹練。
“這位就是李雲的朋友吧？”祁同偉微笑著打招呼。
年輕女子立刻站起身，顯得有些緊張。
“祁書記好，我叫陳靜，在省高院執行局工作，是李雲的大學同學。”
她說話時聲音微微發顫，雙手不自覺地捏著衣角，眼神卻亮晶晶的，透著激動和崇敬。
“陳靜同志，坐吧，別拘束。”
祁同偉溫和地說。
“今晚是朋友聚會，不是工作場合。”
陳靜坐下，但還是有些侷促。
“祁書記，其實……其實我沒想到能有機會見到您。
更沒想到李雲以前偶爾提起的‘同偉哥’就是您。”
她頓了頓，臉微微泛紅。
“我在高院工作三年了，經常聽同事們說起您。
您在瑞江的很多做法，比如公開聽證制度、執行案件流程透明化，我們私下都討論過，覺得特別……特別提氣。”
祁同偉有些意外。
“哦？你們還關注瑞江的司法改革？”
“關注的！”陳靜用力點頭，話匣子開啟了。
“尤其是我們執行局的年輕人。
祁書記，不瞞您說，執行工作是司法程式的‘最後一公里’，也是最難走的一公里。
我們在基層，天天面對各種難題，有時候真的覺得……很無力。”
她的語氣從激動轉為沉重。
“所以看到您在瑞江推行的那些改革，我們特別受鼓舞。
覺得終於有領導真正重視執行難這個問題了。”
祁同偉認真聽著，點頭示意她繼續。
陳靜深吸一口氣，像是下定了決心。
“祁書記，今天冒昧來見您，除了想當面表達敬意，其實……其實也是想反映一些情況。
可能都是小事，但我覺得，小事多了，就成了系統性問題。”
“你說，我聽著。”祁同偉身體微微前傾，神情專注。
陳靜從隨身包裡拿出一個小筆記本，翻開。
“我舉幾個案例吧。
都是我這三年經手或瞭解到的。”
“第一個案子，去年的一起民間借貸糾紛。
原告是個體工商戶，被告是本地一家建築公司老總的兒子。
判決很明確，被告應償還本金加利息共計八十二萬。
但執行的時候，問題就來了。”
她推了推眼鏡。
“我們先查了被告名下的房產——有一套別墅，但早就過戶到他母親名下，時間是在訴訟期間。
車子有三輛，但都是公司名下。
銀行存款……只有幾千塊。
很明顯，他在轉移資產。”
“我們按規定準備採取強制措施，但剛把材料報到庭長那裡，就被壓下來了。
庭長說，‘再調解調解，別激化矛盾’。
這一調解就是半年，期間被告照樣開豪車、住別墅，原告卻因為資金鍊斷裂，小店都差點倒閉。”
陳靜的聲音裡帶著憤懣。
“最後，這個案子‘和解’了——被告一次性支付三十萬，了結此案。
原告迫於無奈接受了，因為他說‘再拖下去，我連這三十萬都拿不到’。
可判決書上的八十二萬，就這樣打了對摺還多。”
祁同偉眉頭微皺：“為甚麼壓下來？有說法嗎？”
“私下的說法是，被告的父親和院裡某位領導‘關係不錯’。”
陳靜苦笑。
“當然，明面上的理由是‘促進和諧，化解矛盾’。”
“第二個案子，”她翻了一頁。
“是一起勞動糾紛。
三十幾個農民工討薪，施工單位是本地一家知名企業。
判決後，我們查到該企業在銀行有足額存款，完全有能力支付。
但當我們準備劃扣時，銀行方面突然說賬戶被外地法院先行凍結了。”
“這麼巧？”李小飛插話。
“太‘巧’了。”陳靜搖頭。
“我們核實後發現，所謂的外地法院凍結，是在我們查詢之後、劃扣之前突然發生的。
而且凍結金額剛好比欠薪總額多一點點——像是算好了的。”
“後來呢？”祁同偉問。
“後來，企業‘主動’提出分期支付，說資金緊張。
農民工們等不起，接受了。
到現在還有一半工資沒付清。”陳靜合上筆記本。
“而這家企業的老闆，是本地工商聯的副主席。”
她抬起頭，看著祁同偉。
“祁書記，這樣的案子我能舉出十幾個。
都是‘小事’——標的額不大，涉及的不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但每一個案子背後，都是一個家庭、一群人的辛酸。更可怕的是，這種現象不是個例，幾乎成了某種‘慣例’。
有背景的，執行可以‘靈活處理’。
沒關係的，判決書就是一張紙。”
包間裡安靜下來，只有窗外隱約傳來的雨聲——不知何時，外面下起了淅淅瀝瀝的秋雨。
祁同偉沉默片刻，問道。
“這些情況，你們向院裡反映過嗎？”
“反映過。”陳靜的聲音低了下去。
“但大多數時候，得到的回應是‘要顧全大局’、‘執行工作要講究方法’、‘不能簡單機械執法’。
有時候說得重一點，領導還會提醒‘注意團結’。”
她咬了咬嘴唇。
“祁書記，我知道我說的這些，可能……可能有些片面。
但我以保證，每一個案例都是真實的。
我在執行局三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在判決環節可能還能看到，到了執行環節，常常就變了味。”
祁同偉緩緩點頭。
“陳靜同志，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你說的不是小事，恰恰相反，這些‘小事’反映的是大問題。
司法公信力，往往就毀在這些細節上。”
他看向在座的人。
“執行難，難在哪兒？
一部分難在客觀條件，但更多的時候，是難在人為干擾，難在選擇性執法。
如果連法院判決都不能得到有效執行，老百姓還怎麼相信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