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線因為劉青峰的強制療養，李詩羽繼續領導這邊的特戰小隊。
就在九月上旬，他和阿貢領著林國棟的清剿小隊咬掉了一個日軍前哨站。
那個前哨站設在馬哈坎河一條支流拐彎處的廢棄伐木營地中，守衛約四十人，負責為山田的後撤路線掩護側翼。
阿貢在動手之前沿著營地外圍摸了一圈，用手勢從三個不同方向標出了哨兵輪換的規律和地面陷坑的位置。
他退回來時李詩羽注意到他沒有走原路，那表示他發現了新的東西。
“陷阱改了。”阿貢用手語比劃。“他們昨晚新布了兩道絆索地雷，在平時換崗的那條小路上。”
李詩羽也隨即調整了突擊路線。
林國棟帶突擊組從新路線插進去後擊斃了十多名敵軍，剩下的日軍退進了一座木結構的伐木倉庫，用沙袋堵住門口，從裡面向外射擊。
林國棟從側翼迅速穿插到倉庫背後，用手榴彈炸開了木牆。
他計程車兵衝進去時，最後幾名日軍正在往嘴裡塞手雷，不是要同歸於盡，是想用嘴巴拉了引信。
特種旅隊員沒給他們機會，上去一人補了一刀，動作快得像在殺魚。
阿貢在屍體堆裡找到了一名重傷未死的日軍軍曹。
他蹲下，用軍曹能聽懂的簡單馬來語，對著他那張因失血過多而慘白的臉慢慢說：“你們在卡普阿斯河上游燒了十七個村莊。我是其中一個村莊的獵人。我家六口人，只剩我和弟弟。”
說完後，用匕首，慢慢的推進他的喉嚨。
等軍曹嚥氣後，他用刀在槍托上又刻了一條線。
然後他們繼續往下一個前哨站。
林國棟在打掃戰場時看到那面寫著“血債血償”的木牌還釘在營區一側入口的樹上，字跡已經褪色，應該是之前許三曾經來過這一帶時留下的。
木牌沒有腐爛，顯然有人在雨季中用油布裹過。
李詩羽從那塊木牌旁邊走過時只瞥了一眼，輕聲道，“留著它。”
林國棟問：“不換新的？”
“它還挺好的，不用換。”李詩羽說道，一邊把槍帶收緊。
特戰旅對許三的崇拜是沒有理由的，許三留的一些招牌，只要他們發現，哪怕是敵人破壞了，他們有機會就又會將它們恢復，為此還會把周邊的敵人清除。
鬼子發現了這個規律後，索性就留著許三的那些牌子，就比如這塊。
雨季中的日軍營地已經變成了泥沼和恐懼的混合體。
補給被切斷以後口糧削減到每天一包塊狀乾糧，瘧疾感染率超過六成，彈藥受潮到步槍需要用刺刀清槍膛才能裝彈。
但山田在意的問題只有一件：他計程車兵正在以小隊為單位失蹤。不是一個兩個，是每次出去一個小隊，回來一半不到，有時候一個都不回來。
自己的隊伍被針對了，這很煩惱。
他親自去看了幾處失蹤現場，每一處都留下了相同的標記，用血寫在樹幹上或刻在彈藥箱殘骸上的文字，漢字的書法不對，不是中國人的筆順，更像一個把中文當作第二語言的人拿橡膠棕刷沾了血漬寫出來的。
每根豎筆都很潦草，撇太短捺太長，都是四個字——“血債血償”。
今天，山田蹲在那棵被寫了字的榴蓮樹前面，用戴著手套的手指蹭了一下那些字跡。
血已經幹了，在樹皮紋理裡凝成暗褐色的裂痕。
雨季的雨水沖刷了不知道多少次，但那些字還在。
他站起來，臉部扭曲，還帶著一股冷笑，對身後的松本說：“繼續清理村莊，加快速度，我就不信這些刁民能翻天。”
松本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從四月到現在已經執行了無數次這樣的命令，清理了兩個不同流域的土著聚居區，焚燒的茅屋數量足夠鋪滿整個巴厘巴板港區。
他發現山田在下令“加快”時，眼睛不是看著那些字跡，而是越過樹冠，投向遠方那片灰濛濛的雨幕，像是想透過雨幕看到那個留下字跡的人。
他知道山田最喜歡的就是以殺止殺，就好像比賽，誰能活到最後。
他總是樂此不疲，這是一個典型的戰爭瘋子。
“他喜歡懲罰，”山田邊走回營地對松本說，“我就給他更多需要懲罰的理由，他不可能同時打所有地方，他畢竟只是一個人。一個人能殺多少？殺到最後他自己也會懷疑自己，我要讓他殺到手軟。”
他說的就是許三，因為經過米國人的分析，近期那些丟失東西，襲殺小隊的事情，應該都是許三乾的，或者他帶人乾的。
他們分析了很多案情，再結合以前他們和許三戰鬥時的案綜，有著驚人的相似。
從這個角度來看，許三也只是人，不是神，他不能總是變換不同的手段去做事。
但山田這個變態，也不知道害怕是甚麼。
特別是在公開場合，從未在任何部下面前流露出恐懼。
他每天晚上照常巡視營地、簽署軍紀處分，偶爾訓斥下級軍官時把手套甩在桌上發表一通狂熱演說，“這片叢林裡只有一種法則：誰的刀快，誰就是正義。”
但每天凌晨三點他會準時醒來，躺在地鋪上睜著眼，盯著帳篷頂聽著外面每一滴雨敲打帆布的聲音。
他的手槍放在枕頭下面，上膛，保險開著。
所以，他並不是不怕死。
巡邏隊的死傷數字繼續增加。
到九月中旬，東線日軍因為雨季疾病和許三的持續獵殺，實際能作戰的人數已經從四月滿編後的兩萬三千下降到不足七千。
補給車隊仍然過不來，劉青峰的特種旅在馬哈坎河沿線設定了超過二十個固定伏擊點，雨季中任何試圖在泥濘中行進的輜重車都會被沿途挨個點名。
新增援的兩萬日軍還沒有登船，但山田已經在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