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米比亞，溫得和克。
清晨的第一縷陽光透過卡圖圖拉 township 的鐵皮屋頂縫隙，照在十五歲的坦杜維·卡桑達臉上。他的眼睛還沒睜開，手已經習慣性地伸向床墊——不，不是床墊，是地上那塊發臭的泡沫塑膠——底下藏著的那瓶東西。
工業膠水。
坦杜維的手指觸到了冰冷的塑膠瓶身，心裡那塊石頭落了地。瓶子裡還有大約兩厘米深的透明液體，稠得像糖漿，氣味刺鼻得像地獄的呼吸。但這氣息對他而言，比母親曾經做的燉羊肉的香味更誘人。
他擰開瓶蓋，將整個鼻子塞進瓶口，深吸一口。
一瞬間，世界變了。
鐵皮屋頂消失了，尿騷味的毯子消失了，卡圖圖拉那片被政府遺忘的貧民窟消失了。坦杜維漂浮在雲端，腦袋輕得像氣球，身體重得像鉛塊。耳邊有嗡嗡的聲音，像是蜜蜂，又像是天使在唱歌。
這是他的天堂。
他的地獄，在兩個小時後才會開始。
工業膠水，在奈米比亞的街頭有一個響亮的綽號：“鱷魚”。
這個名字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是因為吸食膠水後，人走路的姿勢像鱷魚——四肢僵硬、搖搖晃晃、貼著地面移動。另一種說法更為殘忍：吸食膠水的人最終會像被鱷魚襲擊過一樣面目全非。
在卡圖圖拉，買一瓶“鱷魚”比買一瓶可口可樂更容易。
街角那個用木板搭的小賣部，老闆娘瑪麗亞的貨架下面，永遠藏著幾十瓶從南非走私來的工業膠水。每瓶售價十奈米比亞元。這個價格，任何一個孩子都能從垃圾桶裡翻出幾個易拉罐去換到。
坦杜維第一次吸膠水，是兩年前，十三歲。
那時候他還在街頭擦鞋，每天能賺二十塊。大部分錢要給母親——她在一戶白人家裡當傭人，一個月只掙一千五，要養活坦杜維和他的三個弟弟妹妹。剩下的幾塊錢，坦杜維會買一塊麵包，或者一瓶芬達。
有一天，他看見幾個大孩子蹲在巷子裡，圍著一個塑膠袋，輪流把臉埋進去。
“你們在幹甚麼？”
大孩子裡領頭的是一個叫“瘦子”的十七歲少年，渾身只有骨頭和眼睛。他抬起頭，眼睛紅得像兔子，嘴巴咧開露出一個詭異的笑容。
“來，小兄弟，試一口。”
坦杜維猶豫了一下，把臉湊近塑膠袋。裡面散發出的氣味讓他本能地想退縮——那是一種化學制品的刺鼻氣味，像醫院消毒水、像油漆稀釋劑、像死亡。
但他還是吸了。
第一口，嗆得他眼淚直流，蹲在地上咳了半分鐘。
第二口，嗆咳減輕了，頭開始發暈。
第三口，世界開始旋轉，顏色變得鮮豔，聲音變得遙遠。他感到自己飄了起來，所有的飢餓、寒冷、恐懼都消失了。
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家。他就蹲在那條巷子裡，和那些大孩子一起，吸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的媽媽在警局找到了他。他蜷縮在拘留室的角落裡，渾身發抖，鼻涕眼淚糊了一臉，嘴裡還在唸叨著“再來一口”。
母親打了他一巴掌，然後抱著他哭了。
那是兩年、一百多次“一巴掌”和“抱著哭”之前的事了。
根據奈米比亞藥物濫用調查，溫得和克街頭約有超過八千名街頭兒童定期吸食工業膠水。這還只是官方數字——真實數字可能是三倍、五倍，甚至十倍。
而在整個奈米比亞，吸食膠水的兒童和青少年數量，保守估計超過三萬人。
這個國家或許只有二百五十萬人口。
“這不是一個健康問題。”溫得和克中央醫院的神經科醫生恩加拉·穆雄在接受採訪時說，“這是一場被忽視的種族滅絕。”
工業膠水中的主要致幻成分是甲苯。甲苯是一種有機溶劑，能迅速透過血腦屏障，對中樞神經系統產生抑制作用，造成類似酒精中毒的興奮和幻覺。短期內，吸食者會感到欣快、放鬆、失去痛覺。長期吸食，甲苯會溶解大腦的髓鞘——那是包裹神經纖維的脂肪層，如同電線的絕緣層。髓鞘被破壞後，神經訊號就會短路，大腦開始萎縮。
永不停止的頭痛。
手腳顫抖，無法控制。
視力模糊，最終失明。
聽力下降，最終耳聾。
平衡失調，走路像踩在棉花上。
記憶力喪失，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住。
最終，大腦變成一團漿糊。
“一個吸食膠水的兒童，如果連續吸食六個月，百分之九十會留下不可逆的腦損傷。”穆雄醫生說，“如果持續一年以上，死亡率超過百分之五十。死因可能是器官衰竭，也可能是意外——從高處墜落、被車撞、在睡夢中窒息。”
但坦杜維不知道這些。即使知道，他也不會在乎。
因為在卡圖圖拉，死亡不是一個新聞，而是一個日常。
穿越國境線，向南四百公里，就到了波札那的首都哈博羅內。
波札那是非洲最穩定的國家之一，擁有豐富的鑽石資源，人均GDP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名列前茅。但哈博羅內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每到傍晚，總會聚集一群面色灰白、雙眼通紅、渾身散發著刺鼻氣味的年輕人。他們不偷不搶，不喊不叫，只是像鬼魂一樣蹲在路邊，對著塑膠袋深深吸氣。
他們是“膠水一代”。
在波札那，工業膠水的吸食方式有一個本土化的變種：將膠水倒在塑膠袋裡，紮緊袋口，等揮發物積聚到一定濃度，再將臉埋進去。這種方法的優點是“效率高”——一次性吸入的甲苯濃度更高，致幻效果更強。缺點是更容易猝死。
在弗朗西斯敦，一座位於波札那東部的礦業城鎮，膠水吸食的流行程度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據當地一家非政府組織的調查，弗朗西斯敦十五歲以下的街頭兒童中，超過百分之八十有過吸食膠水的經歷。其中近一半是“日常使用者”，即每天至少吸食一次。
十六歲的凱博吸收食膠水三年了。他的故事和坦杜維如出一轍：父親酗酒，母親跑了，他跟著祖母長大，十一歲上街乞討，十三歲被“朋友”介紹吸膠水。
“第一次吸的時候，我想吐，頭暈，很難受。”凱博西說，他的眼睛在說話時不斷眨動，視線無法聚焦，是典型的甲苯中毒症狀，“但然後……然後我感覺很好。我的祖母不罵我了，我父親不打我了，我肚子不餓了。一切都很美好。”
“甚麼是最美好的感覺？”
“最美好的感覺是……我不知道我是誰。”他歪著頭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是誰，所以我不需要為我做過的任何事情感到羞恥。我不用去想我偷了誰的錢包，不用去想我在垃圾桶裡找食物吃。”
對他來說，自我遺忘是最好的止痛藥。
辛巴威，哈拉雷。
在這座曾經被稱為“非洲巴黎”的城市，一種比工業膠水更加危險的“毒品”正在肆虐——航空燃油。
航空燃油，學名Jet A-1，是一種煤油基的噴氣發動機燃料。它的主要成分是碳氫化合物，含有高濃度的苯、甲苯、乙苯、二甲苯等芳香烴。吸入航空燃油蒸氣，會迅速產生比工業膠水更強烈的興奮和幻覺效果——持續時間更長，對大腦的破壞也更深。
在哈拉雷的姆巴雷貧民區，航空燃油被稱為“鈦”。
“鈦”的來源是一個謎。辛巴威不是產油國，哈拉雷國際機場的航班也遠不如二十年前頻繁。但“鈦”從不缺貨。有傳言說，某個與執政黨關係密切的商人從莫三比克的貝拉港走私航空燃油，透過公路運到哈拉雷，然後分裝成小瓶在街頭出售。每瓶售價一美元——對多數辛巴威人來說是昂貴的，但對那些把“鈦”當作生命必需品的吸食者來說，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湊夠這筆錢。
二十歲的塔萬達·穆塔薩吸食“鈦”已經四年了。他曾經是一個有前途的足球運動員，代表哈拉雷省參加過全國青年錦標賽。十六歲那年，他在一次訓練中膝蓋受傷，球隊把他踢出來，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俱樂部接收他。
他開始喝酒，然後是印度大麻，然後是甲基苯丙胺——辛巴威人稱其為“多米”或“瘋狂藥”。最後，他遇到了“鈦”。
“第一次吸‘鈦’，我坐在一輛報廢的公交車頂上。”塔萬達說，“我感覺自己坐在飛機上。我不是在哈拉雷，我在雲層上面。我可以看到整個城市，整個國家，整個世界。”
他開始大笑，笑聲尖銳而刺耳，讓人想起鐵釘在玻璃上劃過的聲音。
“然後我感覺自己從飛機上掉下來。”他突然收住笑容，表情變得茫然，“我摔到了地上，摔碎了。我感覺我的骨頭一根一根地斷掉。我能聽到骨頭斷裂的聲音。”
“那是幻覺嗎？”
“我不知道。”他搖搖頭，“也許是真的。也許那之後的我，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原來的我，摔死了。”
現在的塔萬達，體重只有四十公斤，瘦得像一具會行走的骷髏。他的牙齒幾乎掉光了，牙齦發黑，嘴唇上佈滿了乾裂的血口。他的雙手不停顫抖，連一瓶水都拿不穩。他的記憶力嚴重衰退，有時連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很久。
但他仍然每天吸“鈦”。
馬拉維，利隆圭。
在這個被稱為“非洲溫暖之心”的國家，一種更為原始的“膠水文化”正在吞噬一代人的未來。
馬拉維的工業膠水不來自南非，而來自北方。在利隆圭的舊貨市場，可以買到各種包裝的工業膠水，品牌和來源地五花八門——有些來自東方的化工廠，有些則來自馬拉維本土的印刷廠和製鞋廠。這些膠水被分裝到小塑膠袋裡，每袋售價約合人民幣兩塊錢。
十二歲的奇桑迪·班達是利隆圭街頭最小的膠水吸食者之一。
他九歲那年，父母死於艾滋病。他被叔叔收養，叔叔的妻子嫌棄他“浪費糧食”，讓他去街上乞討。十歲那年，他在集市附近遇到了一個叫“法老”的男人。“法老”給了他一張塑膠布、一個破枕頭和一袋膠水。
“法老”是利隆圭街頭膠水吸食者的“教父”。他本身也是一個吸毒者，但比其他癮君子多了一點組織和經營能力。他控制著利隆圭市中心一大片區域的“膠水供應”，手下有十幾個孩子幫他兜售和“巡邏”。這些孩子被稱為“法老計程車兵”。
“士兵”們每天要向“法老”上繳二十袋膠水賣的錢。完不成任務的，會被鞭打、禁食，或者被強制吸食過量膠水——“法老”把這稱為“航空訓練”。
“我不想再吸了。”奇桑迪說。他的眼神空洞而茫然，“但是不吸，我會更難受。渾身疼，睡不著覺，腦子裡有東西在扎我。”
“你想回家嗎？”
“我沒有家。”他說，“叔叔家不是我的家。街上就是我的家。”
“你覺得誰會來幫助你？”
他想了很久。
“沒有誰，”他最終說，“沒有人會來。”
莫三比克，馬普托。
馬普托灣的海風無法吹散這座城市街頭的化學氣味。
在莫三比克，吸食航空燃油的人有一個特別的綽號：“飛行員”。這個綽號的殘忍之處在於，它把吸毒者描繪成一種英雄主義的形象——彷彿他們不是在自我毀滅，而是在駕駛一架看不見的飛機，飛向一個更好的世界。
“飛行員”有一個聖地：馬普托國際機場外圍的鐵絲網。
這裡有一條通往機場燃料庫的小路，被流浪漢們稱為“加油站”。他們整夜守在那裡，等待燃料車經過，然後在黑暗中將軟管偷偷插入油箱的排水口，盜取幾升航空燃油。
三十六歲的阿比利奧·穆安巴是“加油站”的常客。他曾經是莫三比克鐵路公司的火車司機，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十年前，他被裁員，找不到工作，開始酗酒，然後是印度大麻，最後是航空燃油。
“我第一次吸航空燃油，是在貝拉。”他說，“那時候我和幾個哥們去港口偷東西，偷到了一桶航空燃油。我們不知道那是甚麼，以為只是普通的汽油。但我們吸了一口之後，感覺不對——太強了，強到讓人想死。”
“但你繼續吸了？”
“繼續吸了。”他點頭，“因為我們想死。”
阿比利奧的妻子在他開始吸“鈦”後第二年離開了，帶著三個孩子回了孃家。他最後一次見到小兒子，是在孩子八歲的生日派對上——實際上只是在岳母家的院子裡吃了一隻烤雞。他的妻子不讓他進屋，他透過窗戶看到孩子們在吹蠟燭。
“那時候我還是清醒的。”他說，“我看到我的小兒子在許願。我不知道他許了甚麼願望，但我猜，應該不是‘爸爸回來’。”
三個月後，阿比利奧在一次“加油”中被機場保安抓住，打成重傷。他的左腿膝蓋以下被截肢，現在拄著兩根木棍在街頭乞討。
但他仍然吸“鈦”。
“不吸的話，我會想起他們。”他說，“我想起他們的臉，我就想死。吸了之後，他們的臉就模糊了，我就不會想死了。”
這不是生存，這是慢性自殺。
查德，恩賈梅納。
在撒哈拉沙漠南緣，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工業膠水和航空燃油的流行以一種更加原始的方式存在。
查德沒有煉油廠，航空燃油來自中非、喀麥隆或蘇丹的走私。渠道不穩定，價格昂貴。於是，查德的癮君子們找到了一種更便宜、更易得的替代品：普通汽油。
普通汽油的毒性並不比航空燃油小。事實上，汽油中的苯含量更高，對造血系統的破壞更為嚴重。長期吸食汽油的人，幾乎都會患上再生障礙性貧血——骨髓停止製造紅細胞，人像被抽乾水分的植物一樣慢慢枯萎。
在恩賈梅納的姆布羅區，有一個被稱為“汽油人之家”的廢棄建築。裡面住著三十幾個吸食汽油的流浪漢，包括十幾個孩子。
這其中，有一個叫“教授”的老人。
“教授”六十多歲，曾經是恩賈梅納大學的化學教授。他拉丁語流利，能背誦法國文學經典，精通伊斯蘭神學。十五年前，他不慎吸入實驗室的化學試劑，導致神經系統損傷。之後他開始自我治療——用酒精，然後是用汽油。
“汽油是最愚蠢的毒品。”“教授”說。他的牙齒全部脫落，嘴唇和牙齦上的面板已經壞死，呈現出一種詭異的黑色。
“它是一種非常低效的毒品。你要吸很長時間才能感到一點興奮，但副作用是立竿見影的——頭痛、噁心、視力模糊、記憶力喪失。”
“那你為甚麼還吸？”
“因為便宜。”“教授”咧嘴笑了，露出空空如也的牙床，“因為便宜，因為容易得到，因為你要的解釋，不需要一個化學教授。你只需要一個被世界拋棄的人，問他的問題，然後他自己會給出答案。”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塑膠瓶，裡面裝著渾濁的淡黃色液體。他擰開瓶蓋，把瓶口湊到鼻子下面，深吸一口。
他閉上眼睛，臉上浮現出一種寧靜的表情——那是教授在索邦大學講臺上，講授有機化學時的表情。
“這是最好的東西。”他低聲說，“這是從喀麥隆走私過來的，含鉛量高，勁頭足。”
“你不怕死嗎？”
“我已經死了。”“教授”睜開眼睛，目光清澈得可怕，“我現在只是在腐爛。”
尼日，阿加德茲。
撒哈拉沙漠中的鹽礦，曾經是西非最繁榮的貿易樞紐。如今，這座城市正在被另一種“鹽”吞噬——工業膠水。
在尼日，吸食膠水被稱為“吸鹽”。這個名字的諷刺意味在於，尼日最著名的產品就是鹽，阿加德茲的鹽曾經被運往整個西非。而現在，這裡的年輕人正在吸食一種比鹽更便宜、更容易上癮、更致命的“鹽”。
在阿加德茲老城區的市場附近，每天下午都有十幾個年輕人聚在牆根下，輪流吸食一個塑膠袋裡的膠水。
十八歲的穆薩·阿格·阿哈邁德是這個團體的“首領”。他吸膠水三年了，大腦已經嚴重退化，但他在這個團體裡仍然算“比較清醒”的。
“你來對地方了。”穆薩說，他的眼睛不停地眨動，身體微微搖晃，“這裡是膠水廣場。”
“你們每天在這裡做甚麼？”
“甚麼也不做。”他笑了，“吸膠水，睡覺，醒來，再吸膠水。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你想過改變嗎？”
“改變？”穆薩重複了一遍這個詞，彷彿這是一個外語單詞，他無法理解其含義。
“我們這裡，”他環顧四周，指著那些蜷縮在牆根下的同伴，“有誰會改變？我們連明天都看不到。”
他也許是對的。在尼日，這個人類發展指數常年墊底的國家，改變是一種奢侈品。當你每天的目標只是找到下一頓飯、下一瓶膠水時，你不會有時間去計劃下週、下個月、明年。
你不考慮未來，因為你不相信自己會有未來。
奈及利亞，卡諾。
西非最大的城市之一，曾經是跨撒哈拉貿易的重要樞紐，如今是奈及利亞北部伊斯蘭文化的中心。在卡諾古老的城牆內，大清真寺的宣禮塔高聳入雲，每天五次，宣禮員的聲音透過擴音器傳遍全城：“真主至大，快來禮拜。”
但在宣禮塔的陰影下，另一種聲音更加響亮——那是塑膠瓶的擰蓋聲，是塑膠袋的摩擦聲，是癮君子們深長而顫抖的吸氣聲。
奈及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工業膠水和航空燃油濫用的重災區。在卡諾、拉各斯、阿布賈、哈科特港等主要城市，吸毒者的數量以百萬計。其中，膠水和航空燃油因為價格低廉、容易獲取，是最普遍的“入門毒品”。
在卡諾，吸食膠水和航空燃油的人被稱為“沙卡”或“沙卡男孩”。“沙卡”這個詞源於豪薩語，意為“震動”或“搖晃”，描述的是吸毒者吸食後身體的顫抖和精神的恍惚。
十四歲的阿卜杜拉希·易卜拉欣是一個“沙卡男孩”。
他的故事是這個國家的縮影——暴力的父親、出走的母親、半文盲的童年、街頭謀生的少年。他七歲開始在市場上幫忙搬運貨物，八歲開始行乞，九歲開始偷竊，十歲開始吸膠水。
“膠水讓我不害怕。”他說，“偷東西的時候，我不會害怕被抓。吸了膠水之後，我的心是空的，沒有恐懼，沒有憐憫，甚麼都沒有。”
“你不怕被抓到嗎？”
“抓到了，他們會打我。”阿卜杜拉希擼起袖子，露出胳膊上密密麻麻的傷疤，“但我不疼。膠水還在我身體裡的時候，我不疼。”
“那膠水效果過去之後呢？”
“那個時候我已經在監獄裡了。”他聳聳肩，“監獄裡也有膠水。只要你肯花錢，監獄裡甚麼都有。”
他說的是事實。在奈及利亞的許多監獄，毒品比水更容易獲取。獄警參與走私，囚犯帶著毒品入獄，甚至有人在監獄裡開設“毒品店”。
一個十七歲的“沙卡男孩”穆罕默德·貝洛在卡諾中央監獄待過六個月。罪名是偷手機——準確地說，是扒了一個商人的口袋，偷了一部諾基亞。
“監獄裡，膠水比飯貴一點，但比自由便宜。”穆罕默德說，“一袋膠水在街上賣兩百奈拉，在監獄裡賣五百。但你可以賒賬，出獄後再還。”
“如果有人還不清呢？”
“那你就出不來。”穆罕默德咧嘴笑了，露出被膠水腐蝕得坑坑窪窪的牙齒，“或者你出來了，但你的家人會替你還。如果你沒有家人，你就永遠欠著。”
這不僅僅是吸毒的問題，這是一個完整的、吃人的地下經濟體系。
奈及利亞，拉各斯。
非洲最大的城市，人口超過兩千萬，其中近三分之二住在貧民窟。在這座被經濟學家稱為“新興市場明珠”的城市裡，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正在用一種最廉價的方式毀滅自己。
汽油。
奈及利亞是石油生產國，汽油的價格一度是全球最低之一。雖然近年來政府取消補貼，油價上漲，但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奈及利亞人來說，一瓶五十奈拉的汽油(約合人民幣五角錢)仍然比一頓兩千奈拉的飯便宜得多。
在馬可可——拉各斯最大的水上貧民窟，建在瀉湖上的木樁和鐵皮棚子裡——吸食汽油的人被稱為“馬可可的鬼魂”。
這些“鬼魂”整日在木棧道上游蕩，眼神空洞，面色鐵青，嘴裡唸唸有詞。他們大多數在十五到二十五歲之間，但看起來像四五十歲。他們不說話，不笑，不哭——他們只是存在，像一排排枯死的樹，還在站著，但已經沒有了生命。
在拉各斯的一個救助中心，我見到了十九歲的“鬼魂”之一。
他叫菲德利斯·奧科耶。他坐在牆角的塑膠椅子上，身體蜷縮成一團，雙手抱膝，下巴抵在膝蓋上。他穿著一件滿是汙漬的白色T恤，上面印著“I Love Lagos”——拉各斯可能不愛他。
菲德利斯十三歲從埃邦伊州來到拉各斯，在一家汽車修理店當學徒。老闆對他很好，教他修車，給他飯吃，讓他睡在店裡的地板上。但有一天，老闆的女兒指控他偷了她的手機。他不承認，老闆把他趕了出來。
“我沒有偷。”菲德利斯突然開口，聲音微弱得像蚊子，“我真的沒有偷。”
被趕出來後，菲德利斯流落街頭。他在拉各斯島的市場附近找到了一個睡覺的地方——一個廢棄的集裝箱，裡面住著七八個和他差不多的流浪漢。其中一個人教他吸汽油。
“第一次吸汽油，我覺得我的肺燒起來了。”菲德利斯的眼睛盯著自己的腳，不看我，“我咳了半個小時，咳出來的痰是黑色的。但那個人說沒關係，這是正常的，我的肺在‘適應’。”
“然後呢？”
“然後我繼續吸。”他說，“吸了一個月之後，我咳嗽不厲害了，我開始感到暈。那種暈很舒服，像坐船，像睡覺，但不做夢。我喜歡不做夢。”
菲德利斯已經吸汽油六年了。他的思維幾乎停滯，說話時常常停頓很長時間，像是在從一個遙遠的星球接收訊號。他記不清自己的全名，記不清埃邦伊州的哪個村莊，記不清母親長甚麼樣。
“你想你媽媽嗎？”
“媽媽？”他歪著頭，像是在翻找一片空白的記憶硬碟，“媽媽……臉……我記不清了。”
“你想回家嗎？”
“家？”他又歪著頭，“家在哪裡？”
“埃邦伊州。”
“埃邦伊州在哪裡？”
他不再說話，重新蜷縮成一團，下巴抵在膝蓋上，眼睛閉上。
他睡著了。或者昏過去了。或者——在呼吸。
在拉各斯，你能活下去，不代表你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