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初，京州的夏天一如既往地熱得讓人發懵。不對，京州這位置貌似則沒啥春夏秋冬的區別，基本都是夏天。
這些日子，南漢的各大報紙頭版終於從“孟加拉國正式加入聯合國”、“南漢援建的新達卡-吉大港鐵路正式勘測”這類國際大事上挪開了，轉而聚焦於另一樁新聞——許大茂和秦京茹的婚後生活。
《京州晚報》的娛樂版不知從哪兒搞到了一張許大茂陪著秦京茹逛街的照片，標題寫得那叫一個八卦：《許部長婚後首現身，陪嬌妻逛商場，手提大包小包盡顯好男人風範》。照片裡的許大茂一手拎著三四個購物袋，一手牽著秦京茹，臉上掛著一種“老子有媳婦兒了老子很幸福”的燦爛笑容，走在京州最繁華的商業街上，絲毫不在意路人投來的好奇目光。
鍾銘看完這張報紙，瞅著許大茂被拍的那個醜樣兒，靠在夏宮辦公室的椅背上，叼著煙，樂了好一陣子。
趙立春在旁邊站著，也跟著笑：“會長，許部長這幾天上班，每天都哼著小曲兒，心情好得不得了。外交部那幫年輕人都說，許部長結了婚之後整個人都變了，以前罵人是‘你蠢的跟傻柱似的’，現在罵人是‘你這樣可不行，可不能比傻柱還傻’，語氣柔和多了。”
鍾銘哈哈大笑，把報紙往桌上一扔：“大茂這小子，以前說上幾句話就得帶上城管總局何局長小時候的外號，想不到如今結婚了，依然忘不掉。這也就是他們倆都是男的，否則肯定得把他倆綁一塊兒，做夫妻。”
他正笑著，辦公室的門被敲響了。
“進來。”
門推開，進來的是一位穿著深灰色中山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的老者——文化部長黃培我。
黃培我今年六十出頭，是當年從功德林出來、跟著杜光亭等人一起到南漢發揮餘熱的那批前國軍將領之一。不過他跟那些帶兵打仗的將軍不一樣，黃培我早年是文人出身，當過教員，辦過報紙，後來投筆從戎，在軍中搞政工和文化教育。
後來到了南漢之後，鍾銘也是本著對他的瞭解，量才施用，讓他在教育部幹了幾年，後來換到了文化部當部長，反正就是沒讓他留在軍中。畢竟那誰有句話嘛他就是個外行。所以，可不能讓他去禍害了部隊。
其實鍾銘最早是打算讓他一直當教育部長的，可後來黃培我自己覺得年紀大了，很多現代化的科學知識以及教學理念他跟不上，所以便主動請辭教育部長的職務。鍾銘考慮到他的情況，便將其調到了文化部。
雖說文化口在南漢部門排序裡比不上教育部，更沒有教育部那麼受重視，但黃培我也是幹得兢兢業業，尤其是參與了廣電總局許富貴主導的抗戰電影的籌備工作後，更是像打了雞血一樣，覺得這也是戰場，文化戰場。
“會長。”黃培我在鍾銘的示意下坐到對面椅子上，從公文包裡取出一份檔案，雙手遞過來，“我最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想跟您彙報彙報。”
鍾銘接過檔案，翻開掃了一眼。標題是《關於建設華族先賢紀念暨祭拜場所的初步構想》。
“先賢紀念場所？”鍾銘挑了挑眉，沒有急著往下看，而是抬頭看向黃培我，“老黃，你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
黃培我坐直了身子，認真道：“會長，這個想法在我腦子裡轉了有一段時間了。您也知道，咱們南漢的華族人，絕大多數都是這些年從東大移民過來的，剩下的是從東南亞各國遷來的。大家來自天南海北，口音不同，習慣不同，甚至吃的都不一樣。雖然都是華族人，但彼此之間的認同感，說實話，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他頓了頓，語氣裡多了幾分感慨：“我這些年在文化口，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怎麼才能讓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真正覺得咱們是一家人？光靠說‘咱們都是華族’是不夠的，還得讓大家知道，咱們有著共同的根，有著共同的祖先，更要讓他們明白，我們共同的根在哪裡，咱們共同的祖先是誰。”
鍾銘點點頭，示意他繼續說。
黃培我翻開檔案的第二頁，指著上面列出的一串名字：“我的想法是，建設一批華族先賢的紀念與祭拜場所。把咱們華族歷史上那些對民族有大功績的人物都請出來，讓後來的人能看得見、摸得著。因為咱們是共和國，所以跟咱們歷史上的歷朝歷代都有不一樣，沒有屬於皇室的太廟。所以我就琢磨著是不是建一座我們華族共同的太廟，供奉華族列祖列宗；再建一座英傑廟，供奉歷代先賢。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咱們這個民族是怎麼走過來的，咱們的祖先是些甚麼樣的人，咱們跟他們是一脈相承的，咱們這個民族是有根有魂的。到了那個時候，不管你是北方來的，還是南方來的，你站在那座廟裡，你就知道你是誰，你的祖宗是誰，你為甚麼是華族人，華族又是怎麼來的，又有著怎樣光輝的歷史。”
鍾銘聽著，眼睛漸漸亮了起來。
他放下檔案，靠回椅背上，沉默了幾秒，腦子裡飛快地轉著。
這個想法，說實話，他也想過。但這些年南漢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建國、打仗、搞工業、搞科技、搞外交、搞貿易等等事務，他幾乎沒有精力去顧及文化認同這塊“軟實力”。而現在，南漢的外部安全威脅已經壓到了最低，北有東大，東有東明和南周，南邊的爪哇已經被打殘，西邊的阿三和巴巴羊也都老老實實了，南漢周圍2000公里絕對防禦圈內已經毫無威脅。是時候把精力往內部建設上傾斜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