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的春天來得晚。南京城裡的柳樹才剛抽芽，我爹就倒下了。
起初只是咳嗽，御醫來看過，說是風寒，開了幾副藥。爹喝藥時皺著眉說：“這藥苦得邪乎。”我當時還笑：“良藥苦口嘛。”
後來想想，那藥確實苦得邪乎——苦得像是把黃連、苦參、龍膽草一股腦兒全熬進去了。但我不敢說，因為開藥的是宮裡來的王御醫，朱元璋親自指派的。
爹臥床的第七天，我開始替他處理一些簡單的文書。曹國公府的賬簿、田莊的收成、軍中舊部的請託……堆了半張書案。我坐在爹常坐的那把黃花梨木椅上，腳還夠不著地，得墊個繡墩。
李誠在旁邊磨墨，磨著磨著就抹眼淚：“少爺，您才十五……”
“十五不小了。”我低頭看賬本，其實心裡慌得很。那些數字在眼前跳，像一群不安分的蝌蚪。
三月初九那晚，爹突然精神好了些。他讓我扶他坐起來，靠在枕頭上，窗外的月光白慘慘的，照得他臉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景隆。”爹的聲音很輕，輕得我要湊近才能聽清，“去把門關上。”
我關好門，回來坐在床沿。爹的手從被子裡伸出來，冰涼冰涼的，握住我的手。
“有幾句話，你記牢。”爹說一句，喘三口，“第一，襲爵之後，謹事陛下。咱們李家能有今天，全靠聖恩。這恩，得用一輩子還。”
我點頭，眼淚掉在他手背上。
“第二……”爹的眼神忽然變得複雜，“善交燕王。”
我一愣。爹以前總說“皇家的人別太親近”，現在卻說“善交”。
“燕王雄才，將來必有大作為。”爹的手緊了緊，“但你記住——交是交，忠是忠。交情歸交情，本分歸本分。切不可混為一談。”
這話我當時沒完全懂。後來在靖難的那些日子裡，我夜夜琢磨這句話，越琢磨越覺得爹早就看透了一切——他知道朱棣會起事，知道我會被夾在中間，所以給我指了條最險的路：既要交，又要忠。
“第三……”爹的聲音更弱了，“你性子柔，心腸軟。這本是好事，但在朝堂上……是禍根。該硬時，得硬起來。”
他說完這句話，閉上眼睛，胸口起伏得像破風箱。我喊李誠去叫御醫，但爹擺擺手：“不用了。該來的，總要來。”
御醫還是來了，又是那個王御醫。他把了脈，開了方子，說了些“靜養為宜”的套話。我送他出門時，他回頭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閃：“小公爺節哀。”
我那時不明白，人還沒死，為甚麼要“節哀”。
第二天清晨，爹走了。走得很安靜，像睡著了。李誠撲在床邊嚎啕大哭，我卻哭不出來。我只是坐在那兒，握著爹已經僵硬的手，想著他昨晚說的三句話。
十五歲，我成了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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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國公府的靈堂設了七天。白幡掛滿了屋簷，孝服像一片移動的雪。來弔唁的人很多，武將文臣，絡繹不絕。每個人都在我面前說“節哀”，說“文忠公千古”，說“小公爺保重”。
我跪在靈前還禮，膝蓋腫了，腰直不起來。但我不敢喊疼——現在我是曹國公了，雖然詔書還沒下，但所有人都已經這麼叫我了。
第三天夜裡，守靈的人少了。我靠在棺材邊的蒲團上打盹，突然聽見外面廊下有壓低的說話聲。
是府裡的兩個老家將，都是跟著爹從戰場上下來的。一個姓張，斷了一條胳膊；一個姓陳，臉上有刀疤。
“……老爺去得太突然。”張老將的聲音。
“何止突然，是蹊蹺。”陳老將更低聲，“前幾日還能吃兩碗飯，怎麼御醫一來，反而……”
“噓——小聲點。”
“怕甚麼？這府裡現在……唉。我就是覺得，老爺這病，來得怪，去得更怪。”
“你是說……”
“我甚麼也沒說。但老爺這些年，太招眼了。北伐的功勞，練兵的權柄，還有燕王那邊……”
話到這兒斷了。腳步聲遠去。
我坐在黑暗裡，渾身發冷。棺材就在我身邊，楠木的，很厚，爹躺在裡面。七天前他還能摸著我的頭說“景隆長高了”，現在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招眼”“蹊蹺”“御醫”——這幾個詞在我腦子裡撞來撞去。
我突然想起爹喝藥時皺的眉，想起王御醫躲閃的眼神，想起朱元璋這幾年對功臣的處置：廖永忠沉船死了，汪廣洋貶了又殺，胡惟庸案牽連上萬……
我打了個寒顫。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皇權的重量——不是奏章上的硃批，不是朝堂上的山呼，而是悄無聲息地，就能讓一個國公“病逝”。
李誠端著熱粥進來時，看見我臉色煞白，嚇了一跳：“少爺，您怎麼了？”
“誠叔。”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抖，“爹他……真是病死的嗎？”
李誠手裡的粥碗“咣噹”一聲掉在地上，熱粥濺了他一褲腿。他顧不上擦，撲過來捂住我的嘴，眼睛瞪得老大：“少爺！這話萬萬說不得！”
他的手掌粗糙，帶著老繭，還有粥的溫熱。我透過他的指縫喘氣，眼淚終於流了下來。
“記住。”李誠鬆開手，跪在我面前，聲音壓得極低，“老爺是病逝的，御醫診斷的，陛下哀悼的。只能是病逝。”
他看著我，眼神裡有哀求，也有警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這個府裡上下百口人，都指著我活。我說錯一句話，所有人都得死。
我抹了把臉，點頭：“我知道了。”
那碗粥最後還是喝了。李誠重新熬的，加了薑絲，說驅寒。我一口一口嚥下去，燙得舌尖發麻，但心裡還是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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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的七七過後，襲爵的詔書下來了。
典禮在奉天殿舉行。我穿著趕製出來的國公朝服——深紫色的，繡麒麟，金線扎得我脖子癢。十五歲的身體還沒完全長開，朝服鬆鬆垮垮的，得用腰帶狠狠勒緊。
朱元璋坐在龍椅上，隔著丹陛，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聽見司禮太監尖細的聲音念詔書，一大堆駢四儷六的詞，我只記住一句：“特襲曹國公爵，歲祿三千石，賜丹書鐵券——”
丹書鐵券。免死金牌。我爹也有一塊，但他沒用上。
我跪著接過詔書、印信、還有那捲沉甸甸的鐵券。起身時，腿一軟，差點摔倒。旁邊的太監扶了我一把，我瞥見他嘴角一閃而過的譏笑。
是啊，十五歲的國公，乳臭未乾，憑甚麼？
按規矩，接下來要解下父親的佩劍，換上自己的。但我爹的劍隨葬了——他說那是太祖賜的，要帶到地下去繼續效忠。所以我得佩自己的劍。
我從懷裡取出那柄匕首——朱棣送的，木頭模型，三年了，我隨身帶著。本來該佩真劍，但時間倉促，來不及鑄。司禮太監皺了皺眉，但沒說甚麼。
我把匕首掛在腰間。很小的一柄，和莊重的朝服很不搭，像小孩的玩具。
叩謝皇恩時，我伏在地上，額頭貼著冰冷的金磚。聽見朱元璋的聲音從頭頂傳來：“抬起頭來。”
我抬頭。第一次這麼近看朱元璋——57歲了，臉上溝壑縱橫，但眼睛還是亮的，亮得像刀鋒。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後背冒汗。然後他的目光落在我腰間的匕首上，停了停。
但他甚麼都沒說。只是揮揮手：“去吧。好生學著，莫負你父親之名。”
我退著出殿，直到轉過屏風才敢喘氣。貼身的內衫已經被汗浸透了。
後來很多年，我都在想朱元璋那個眼神。他認出那是朱棣的樣式嗎？他猜到我私交燕王嗎？還是他根本不在意，覺得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一把木頭匕首，掀不起風浪？
我不知道。聖意難測，這是爹教我的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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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府第三天，朱棣的信到了。
送信的是個不起眼的商人打扮的人，說是從北邊來的，帶了些皮貨。李誠把他引到書房時，我還以為是來談生意的。
“小人受燕王殿下所託，送封信給小公爺。”那人從懷裡取出一個油紙包，層層開啟，最裡面是一封火漆封口的信。
火漆上是燕王的私印——一隻蹲著的豹子。
信很短，就幾行字：
“驚聞文忠公仙逝，悲痛難抑。景隆弟節哀。兄在北平，關山遠隔，不能親至弔唁，唯遣使致意。弟年幼襲爵，若有疑難，可來信詢兄。珍重。棣字。”
沒有客套的駢文，沒有華麗的辭藻，甚至沒提“本王”。就是“兄”，就是“弟”，就是“珍重”。
我拿著信，在書房裡坐了一下午。窗外春雨淅淅瀝瀝，打在新發的芭蕉葉上，啪嗒啪嗒響。
李誠進來添茶時，看見我在發呆，小聲說：“少爺，燕王殿下……倒是有心。”
“有心是好是壞？”我問。
李誠不答，只是嘆氣。
又過了幾天，宮裡傳旨，朱元璋召見。這次不是在奉天殿，是在武英殿的暖閣裡——更隨意，也更讓人不安。
暖閣裡燒著地龍，熱烘烘的。朱元璋只穿了件常服，坐在炕上，正在看奏章。見我進來，他摘下老花鏡。
“坐。”他指著對面的繡墩。
我坐了半個屁股。
“襲爵這幾日，可還習慣？”朱元璋問，像尋常長輩。
“回陛下，尚在學習。”我答得謹慎。
“學甚麼？”
“學看賬本，學接待賓客，學……學著怎麼當個國公。”
朱元璋笑了，笑容裡有種說不出的意味：“十五歲，是該學了。你爹像你這麼大時，已經跟著朕上戰場了。”
我低頭：“臣愚鈍，不及父親萬一。”
“愚鈍不怕，肯學就行。”朱元璋端起茶盞，吹了吹浮沫，“你爹臨走前，可有甚麼交代？”
我心裡一緊。想起爹說的“謹事陛下，善交燕王”，這兩句能說嗎？
“父親讓臣忠君愛國，守好家業。”我選了最安全的答案。
朱元璋點點頭，喝了口茶，忽然問：“燕王給你來信了？”
我後背的汗瞬間冒了出來。信使是密來的，信我藏在枕頭底下，他怎麼知道？
“是。”我不敢撒謊，“燕王殿下遣使弔唁，附了封信。”
“說甚麼了？”
“讓臣節哀，說……若有疑難，可去信詢他。”
暖閣裡靜得可怕。我能聽見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撞鼓。
良久，朱元璋放下茶盞，嘆了一聲：“文忠有後矣。”
這句話他說得很輕，像自言自語。但我聽出了裡面的意思——他放心了，因為我還聽話，還老實，還能掌控。
從宮裡出來時，雨停了。夕陽從雲縫裡漏出來，把南京城的屋瓦染成金色。我站在宮門外，回頭望那重重宮闕，突然覺得那像一隻巨獸，張著嘴，等著吞掉所有走進去的人。
李誠在馬車邊等我：“少爺，回府嗎？”
“回。”我說。
馬車駛過秦淮河時，我掀開車簾。河上游船畫舫，歌女的聲音軟軟地飄過來，唱的是《牡丹亭》：“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十五歲的我聽不懂這些。我只是想，爹死了，我成了曹國公。接下來該做甚麼？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從今天起，我得學會演戲。在朱元璋面前演忠臣，在朱棣面前演賢弟，在所有人面前演一個合格的國公。
演到後來，我自己都分不清，哪部分是演，哪部分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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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坐在詔獄裡，嚼著昨天李誠偷塞進來的芝麻糖，想著洪武十七年的那個春天。
爹死了，我活了。活到現在，活成一個笑話。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爹沒死那麼早，如果他能多教我幾年，我會不會不一樣？會不會真的成為一個忠君愛國的名將，而不是這個“大明戰神”？
但歷史沒有如果。爹死了，我就得自己走。走錯了，也得走完。
獄窗外的天又陰了，要下雨。我摸出懷裡那柄真匕首——朱棣後來換給我的，開了鋒，能殺人。但我一次也沒用過。
就像爹教我的那些道理，我好像聽懂了，又好像沒懂。他說“謹事陛下”，我事了兩任陛下，事得一塌糊塗。他說“善交燕王”，我交到把自己交進了大牢。
只有一句我做到了：“該硬時，得硬起來。”
我硬著心腸看著五十萬大軍潰散，硬著心腸開啟金川門，硬著心腸在牢裡活了二十多年。
夠硬了吧？爹。
我苦笑，把最後一點糖渣舔乾淨。
牢門響了，老張來送飯。今天居然是紅燒肉——肥瘦相間，顫巍巍的，冒著熱氣。
“李爺，吃吧。”老張說，“聽說陛下北征順利，快過黃河了。宮裡今天加餐，咱們這兒也沾點光。”
我接過碗。肉很香，但我吃不出味道。
只是機械地嚼著，嚥著，像完成甚麼任務。
就像十五歲那年，我機械地跪接詔書，機械地佩上匕首，機械地說“臣叩謝皇恩”。
那時候我以為，當國公是榮耀。
現在我知道了，是枷鎖。
最重的那種，戴上了，就摘不下來。
除非死。
但我不敢死。
因為爹說：“守好家業。”
因為朱棣說：“珍重。”
因為婉兒說：“活下去。”
他們都讓我活，我就得活。
活成甚麼樣，不重要。
活著，就行。
這就是十五歲襲爵的曹國公，最後的覺悟。
挺可笑的，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