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羅湖羅家村的每一天，對文雲淑和文雲義而言，都像是被投入了一個高速旋轉的離心機，固有的觀念被撕裂、打碎，然後又被新的、充滿活力的資訊強行重組。
文雲義內心的震撼最為劇烈。他蹲在羅家村口，看著那些穿著沾滿油汙工裝、卻叼著過濾嘴香菸的年輕仔，他們談論的不再是田裡的收成，而是“訂單”、“港紙”（港幣）、“流水線”。
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劉家後生，指著自家新建的三層小樓，略帶炫耀地說：“義哥，喏，這樓，就是去年搞了半年電子錶散件組裝掙出來的！比種地強多了！”
文雲義摸著口袋裡那幾塊從巴縣帶來的、準備路上充飢的紅苕幹，第一次對“勞動創造價值”有了全新的、略帶苦澀的理解。
他如飢似渴地向劉家大哥和其他腦子活絡的村民請教。
他弄明白了“掛靠”就像是給私人買賣穿上一件“集體”的紅馬甲，每年交一筆“管理費”，就能享受集體企業的某些政策便利和信譽背書。
他也理解了“集資入股”，就是把大家的錢湊起來幹大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這比他空想著“帶領大家致富”要具體得多，也複雜得多。
這些在內地還屬於“摸著石頭過河”的模糊概念，在羅家村已經成了許多人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生存智慧。
然而，這片熱土的陽光背後，陰影也同樣清晰。
一天夜裡，村外突然傳來打鬥和叫罵聲，第二天才知道是兩夥人為了爭搶一個香港老闆的玩具訂單發生了火拼，有人動了刀子。
劉老伯搖著蒲扇，語氣平淡地告誡他們：“在這裡，膽大能吃肉，但也容易噎著。賺了錢，要懂得藏，更要懂得怎麼花。
那些開著摩托車呼嘯而過，晚上去歌舞廳一擲千金的，往往是倒得最快的。” 文雲義深深記下了這話。
更讓他感到無力的是，一次在鎮上吃飯，鄰桌几個穿著“的確良”襯衫、氣度不凡的年輕人，高聲談論著如何透過父親的關係，拿到某個緊俏物資的“批文”，轉手就能賺取數萬元。
“那都是幹部碗裡的肉，”劉家大哥後來低聲說，語氣裡帶著一絲羨慕和更多的敬畏，“我們這種，賺的是辛苦錢、風險錢。”
………………
就在母親和二舅忙於成人世界的學習和算計時，肖鎮這個兩歲多的小身體裡的成熟靈魂，也在悄然行動。
他學習粵語的速度堪稱恐怖，不僅僅是日常用語，連一些本地俚語、特定行話都能迅速掌握並運用。
他會用稚嫩的嗓音對劉家阿婆說：“阿婆，今日個湯好甜啊（今天的湯很好喝）”，也能和村裡的半大孩子討論“公仔紙”（一種印著卡通人物的紙牌）的玩法和收藏價值。
這種超越常理的表現，讓他在羅家村贏得了“神童”的美譽，也為他觀察這個世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他央求劉家的大哥哥帶他去了傳說中的中英街。
站在那條窄窄的、以界碑石為標誌的街道上，他感受到的是一種奇異的空間割裂感。
一邊是略顯灰撲撲但秩序井然的社會主義商鋪，另一邊則是霓虹閃爍、商品琳琅滿目的資本主義商場。
他用文雲淑給的外匯券，不僅買了英語、日語教材，還偷偷買了幾本香港的時尚雜誌和一本繁體字的《亞洲商業週刊》（儘管他大多看不懂，但需要這些作為未來“知識”來源的掩護）。
他知道，知識，尤其是超前於時代的知識，將是這個家庭未來最寶貴的財富。
………………
文雲義的思路在現實的衝擊和肖鎮看似無意、實則關鍵的點撥下（比如在參觀磚廠時，肖鎮曾指著轟鳴的制磚機說：“二舅，這個比水牛厲害多咯，一天出的磚，夠蓋好幾間屋吧？”），逐漸清晰。
磚瓦廠！這是連線大哥產業、發揮自家手藝優勢、又能帶動鄉鄰的最佳切入點。
他與文雲淑進行了一次深夜長談。
兄妹倆在昏暗的燈光下，用樹枝在地上劃拉著計算投入、產出、人工、銷路。
文雲淑展現出了驚人的魄力和商業眼光。她直接抓起劉家的電話（那時羅家村個別富裕戶已裝了電話），撥通了文家灣的長途。
電話那頭，文大路聽著女兒在千里之外的描述，心情激盪。他沉默了片刻，只問了一句：“么妹，你看準了？風險扛得住？”
“爹，我看準了！機會不等人！深圳這邊都這樣搞！”文雲淑語氣堅定。
“好！那我明天就去鎮上匯款！”文大路撂下電話，連夜和老伴張豔梅一起，再次小心翼翼地啟開了那個隱秘的錢窖。二十萬現金，被分成幾個包裹，由文雲仁親自護送，透過郵局電匯到了深圳。
這筆鉅款的流動，在那個年代，本身就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文雲義拿著這筆“鉅款”，手心都在出汗。
他在劉家大哥的陪同下，奔走於深圳、東莞的機械廠和二手車市場，最終敲定了三套大型機制磚瓦裝置和五輛保養尚可的二手日本五十鈴卡車。
他牢記“絕對控股”的原則，心裡已經開始盤算回村後如何說服生產隊幹部和鄉親們入股。
文雲淑則也開始行動，她用兩萬元現金，透過劉家的關係，下了一萬條香港品牌牛仔褲的訂單。
當她摸著那厚實、靛藍、帶著銅釘和時髦商標的布料時，一個以服裝批發為核心的新事業藍圖，在她心中清晰起來。她對二哥說：“十六萬算我借你的，磚瓦廠賺了錢慢慢還。這牛仔褲，我自己闖。”
………………
當他們帶著裝置提貨單、牛仔褲樣品、幾大箱給家人買的“洋貨”以及肖鎮那寶貝書箱，乘坐伊爾-18飛機降落在重慶白市驛機場時，一路的顛簸和疲憊都被巨大的興奮取代。
文雲義看著舷窗下漸漸清晰的家鄉山水，感覺自己彷彿脫胎換骨。
而此刻，遠在春城的肖正堂，正對著一張匯款單和兩沓厚厚的現金髮呆。
文雲淑臨走前塞給他的兩萬元，像一塊燙手的山芋，也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他作為軍人的奉獻與作為丈夫、父親的“缺席”。
他幾次打電話迴文家灣，老丈人都只說雲淑和雲義帶著鎮娃子出去“考察”了，直到十二月四號那個電話，他才得知真相——他們不僅去了深圳，還幹了這麼大一票，而且是坐飛機回來的！
震驚之餘，更多的是對妻子膽識的欽佩和難以言喻的牽掛。
電話裡，文雲淑的聲音帶著南國陽光的氣息：“正堂，老家風頭好像過了。我弄了一批牛仔褲，想在解放碑、朝天門試試水。”
肖正堂立刻想起一位重慶籍戰友提起過，其親戚在市日雜公司，朝天門碼頭有舊倉庫閒置。
軍人的效率此刻體現得淋漓盡致，第二天，他就透過層層關係，將意向傳遞了過去。
第三天，文雲仁開著那輛新置辦的、右舵的二手豐田麵包車（這本身在重慶就是一道風景），載著妹妹直奔朝天門。
那封皺巴巴但公章清晰的部隊介紹信，再次發揮了“敲門磚”的作用。
日雜公司的負責人看著這兩個來自縣城的兄妹，尤其是文雲淑那與農村婦女截然不同的精幹氣質和堅定的眼神，又瞥了一眼介紹信上那個令人敬畏的部隊番號，態度客氣了不少。
經過一番實地檢視和討價還價，最終以“支援軍屬、搞活經濟”的名義，達成了協議：文家灣村農民服務社以每年一千五百元的象徵性租金，租下兩個總面積兩千四百平米、破舊不堪但位置極佳的大倉庫，維修自理。
緊接著，文雲淑丟擲了從深圳學來的核心策略——“掛靠”。
她提出，希望個人經營的服裝生意，能掛在日雜公司“第三產業”的名下，並主動報出了每年三萬九千元的掛靠管理費。
這個數字讓日雜公司的領導倒吸一口涼氣，這幾乎相當於他們幾十號員工小半年的工資總額了！
在八十年代初，這是一筆無法拒絕的鉅款，既能解決公司經費不足的窘境，又是“支援改革”的政績。一番內部討論後，協議達成。
當文雲淑在那份蓋著鮮紅公章的掛靠協議上籤下自己名字時，她知道，她不僅租下了一個物理空間，更買到了一張在這個混沌初開的商業世界裡，至關重要的“護身符”。
她站在空曠、佈滿蛛網、卻彷彿能聽到未來財富湧動的倉庫中央，對大哥文雲仁說：“哥，找人，儘快把這裡收拾出來。
以後，這裡就是我們文家，在重慶城裡的新碼頭！”
而此刻，被媽媽牽著小手的肖鎮，仰頭看著高聳的倉庫穹頂，用只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模仿著港劇裡的腔調，奶聲奶氣地說：“老媽，呢個‘國資’牌頭，掂啊！（老媽，這個‘國資’牌子，厲害啊！）”
一場從南方特區汲取能量，在西部山城落地生根的商業進軍，即將在這片古老的碼頭區域，轟轟烈烈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