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夏之交的那聲“驚雷”，真正落到文家灣每一戶農民頭上時，帶來的震撼與變化是前所未有的。
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再是傳聞，而是變成公社工作組手裡白紙黑字的檔案，變成即將劃分到各家各戶的具體田塊時，那種瀰漫在空氣中的激動、忐忑與精打細算，幾乎凝成了實質。
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眷戀，是刻在骨子裡的。
幾千年來，土地是命根子，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家族延續的保障。
集體化時代，雖然土地名義上是集體的，但那種“出工不出力，幹活大呼隆”的方式，終究隔了一層，無法完全釋放這種與生俱來的情感。
如今，土地雖然所有權還是集體的，但經營權實實在在地交到了自己手上，一包就是十幾年（最初政策是15年不變，後延長至30年，再後來明確提出長久不變），這幾乎等同於擁有了土地的“魂”。
分田現場，氣氛熱烈得像油鍋滴水。
人們圍著大隊幹部和工作組，眼睛死死盯著那張畫滿了田塊編號的大圖紙，生怕漏掉一個字。
哪塊田靠水近，哪塊地陽光足，哪塊地是“冷浸田”產量低，大家都門兒清。爭吵、協商、算計，都是為了那幾分幾厘能決定未來一家人吃飽還是餓肚子的土地。
文家因為人口多，分到的田畝數還算可觀。
這其中，在大黃桷樹村文雲淑和兒子肖鎮名下的兩份地。
按照政策，孩子戶口一般隨母，肖正堂是軍官，肖正雲也參加了工作，都是吃“商品糧”的城市戶口。
而文雲淑的戶口今年才補辦遷移到了大黃桷樹村，文雲淑才算是和肖正堂真正補了合法小獎狀，不過戶口戶主是文雲淑，肖正堂現在是現役軍人。
所以，年僅一歲多的肖鎮，這個看似與泥土無關、備受寵愛的“社交牛逼症兒童”，在法律意義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農村娃。
是這片土地的未來繼承人之一，也意味著他將來需要承擔這片土地帶來的義務——繳納農業稅（公糧）、以及名目繁多的村提留、鄉統籌等雜費。
………………
分到土地的喜悅是巨大的。文雲淑抱著肖鎮，指著田埂上新插下的、寫著“文雲淑/肖鎮”的木牌，心裡湧動著一種難以言喻的踏實感和歸屬感。
這是她和兒子的立身之本，是根。她暗下決心，一定要把這兩份地種好。
然而，現實的沉重也很快顯現。當時農民的負擔確實不輕。
除了必須完成的公糧（糧食實物稅）任務，還有按田畝和人頭攤派的“三提五統”（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教育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鄉村道路建設費等）以及各種臨時攤派。
對於絕大多數純粹依靠種地，收穫稻穀、玉米、小麥、紅薯、土豆的農民來說，這些負擔壓得人喘不過氣。
交了公糧，留足口糧和種子糧，再賣掉一部分換錢來繳納各種提留統籌之後，往往所剩無幾，甚至入不敷出。
純粹務農，想要有富餘，過上寬裕日子，極其艱難。
這也凸顯了有手藝人的優勢。像文大路這樣的大師傅，無論政策如何變化，憑著一手好技藝，總能找到活路，賺取活錢，日子自然比純粹土裡刨食的鄉鄰寬裕許多。
而文雲淑，則處於一個極其特殊的位置。明面上，她是帶著幼子的農村婦女，需要辛勤耕種分到的土地；暗地裡，她是指揮著川黔兩省龐大“地下電子錶銷售網路”的“電子錶女王”，賺取的利潤是種地收入的千百倍。
但她從未想過要放棄土地。這份土地，是她的根基，是身份的掩護，更是一種情感寄託。
她依舊會像最本分的農婦一樣，挽起褲腳，下田插秧、薅草、施肥、收割。從最初承包期15年（後明確為20年，再後來長久不變），到2006年國家最終取消沿襲兩千多年的農業稅，並反過來給予種地農民補貼，這二十多年間，肖鎮親身經歷了中國農民負擔從沉重到減輕再到徹底解脫並獲反哺的全過程，這是後話。
………………
七月的巴縣，暑熱難當。地裡的苞谷（玉米）杆子變得枯黃，沉甸甸的苞谷棒子耷拉著頭。
掰苞谷是個辛苦活，玉米葉子邊緣鋒利，劃在胳膊上、臉上，又癢又痛。
文雲淑戴著草帽，揹著揹簍，在地裡忙碌著。掰回來的苞谷棒子堆在院子裡，像一座金色的小山。
接下來的工作是脫粒。這時候還沒有普及小型脫粒機，大多靠手工。
天氣炎熱，文雲淑就帶著快兩歲的肖鎮，坐在堂屋通風處，面前放著大簸箕和一堆苞谷棒子。她用一個特製的鐵錐子或者乾脆就用改錐，對準玉米棒子劃開幾道口子，然後用手反覆搓揉，金黃的玉米粒便“嘩啦啦”地掉進簸箕裡。這是一項極其枯燥且費手勁的活計。
肖鎮人小力弱，真正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最多隻能幫媽媽遞個玉米棒子，或者試圖用他那肉乎乎的小手去摳幾粒玉米，往往弄得滿地都是。
文雲淑也不苛責他，只要求他“安靜玩耍，不添亂就好”。
小傢伙倒也懂事，大多時候就坐在媽媽身邊，玩他的小汽車，或者看著媽媽勞作，偶爾用小手給媽媽扇扇風。
週日，肖正雲從縣裡趕回來，也會加入這場“手工脫粒大戰”，一家人一邊幹活，一邊閒聊，倒也別有一番滋味。
交完了玉米的公糧，沒歇多久，就到了緊張的雙搶時節——搶收早稻，搶種晚稻(種晚稻很少)。
家庭聯產承包後，家家戶戶都是先顧好自己家的一畝三分地。
收割稻子更是爭分奪秒，就怕天氣突變。一旦遇到連綿陰雨，或者大風把成熟的稻子吹倒伏在水田裡，稻穀很快就會發芽、黴變。而糧站是絕對不收這種發芽稻穀的。
那時糧食系統是“鐵飯碗”，職工們服務態度差、挑三揀四、壓級壓價是普遍現象，在群眾眼裡，跟“活土匪”差不多，但又敢怒不敢言，畢竟公糧必須交到他們手上。
今年是分田到戶第一年，文家勞力多，還沒分家，體現出了巨大優勢。
文大路親自排程，帶領文雲仁（暫時放下廠裡事務）、文雲義以及請來的幾個短工，組成“搶收隊”，先在文家灣以驚人的速度收割完自家的稻穀，然後集中全部力量，只用兩天時間，就把文雲淑母子那幾塊水田的稻穀全部收割、脫粒完畢，運回院子晾曬。
就在文家剛把曬乾的稻穀收進倉房的第二天，天空烏雲密佈，連續三天的中雨傾瀉而下。
村裡一些動作稍慢，或者勞力不足的人家，稻子還未來得及全部收割，被大風大雨打得倒伏在泥水裡，眼看大半年的辛苦就要付諸東流，田埂上傳來陣陣哭嚎聲。
文雲淑抱著肖鎮，站在屋簷下，看著外面的雨幕，心中充滿了對父兄決策果斷的感激，也對那些受災的鄉鄰報以深深的同情。土地的饋贈和殘酷，在這一刻展現得淋漓盡致。
孩子們開學後不久，地裡的紅薯也該收了。挖完紅薯，整理好土地，又要抓緊時間種下冬小麥。
這就是八十年代初，重慶農村一年到頭週而復始的主要農事活動，忙碌、艱辛，卻也充滿了對收穫的期盼。
………………
時間臨近國慶節。一個週日，肖正雲行色匆匆地從縣城趕回文家灣，帶回來一個至關重要的訊息：縣裡正在醞釀新一輪“嚴厲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動，風聲很緊，據說這次力度會很大。
文雲淑心裡“咯噔”一下。她的電子錶生意，雖然滿足了市場需求，賺取了鉅額利潤，但在政策定性模糊的當時，始終遊走在灰色邊緣，隨時可能被當作“投機倒把”的典型。
她當機立斷，立刻透過隱秘渠道，向所有下游代理商發出了“暫時休整，等待通知”的指令，果斷停止了業務。
接下來是處理鉅額的現金。
她不敢存銀行（怕引起注意），和父親文大路商量後，兩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用厚厚的塑膠薄膜將一捆捆鈔票層層包裹、紮緊，然後由文大路親自出手，在老屋一個極其隱蔽的角落，挖坑深埋，做了巧妙的偽裝。
這是那個年代許多先富起來的人，處理“不便見光”財富的常見方式。
處理完這些，文雲淑做出了一個決定：她要以探親的名義，帶著兒子和二哥文雲義，去雲南春城探望兩年未見的丈夫肖正堂。
一方面確實是思念丈夫，另一方面，也是藉此機會暫時離開巴縣這個是非之地，避避風頭。
一路綠皮火車，搖晃了幾天幾夜，終於抵達昆明。
然而，運氣不佳。部隊接待人員非常熱情，但告知他們，肖正堂在前不久，已奉命帶領他訓練了近一年的特種部隊，開赴邊境執行任務去了，歸期未定。
希望落空，文雲淑在部隊招待所呆了兩天，心情複雜。
既有對丈夫安危的擔憂，也有對前路的迷茫。
她看著南國與巴縣截然不同的風光，一個更大膽的想法冒了出來。她與二哥文雲義商量：“二哥，既然來了，我們乾脆拿著部隊開的介紹信，直接去廣州看看吧！
都說那邊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羅湖的羅家村，培基兄弟家就在那裡搞事業，我必須親眼去看看，心裡才能對將來有個數。”
文雲義也被妹妹的魄力感染，點頭同意。於是，三人拿著蓋有部隊公章的介紹信（這在那時是極好的通行證），登上了從昆明飛往廣州的飛機。
這是文雲淑和肖鎮第一次坐飛機，對於文雲淑來說，她必須親眼見證那個傳說中正在發生鉅變的地方，她憑藉電子錶積累的財富，足以讓丈夫將來退伍後衣食無憂，但她想要的，遠不止於此。
她需要為家庭，也為她自己，找到一條更寬闊、更穩妥的未來之路。
就在文雲淑乘坐的飛機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不久，第三天，肖正堂便帶著完成了任務的部隊，風塵僕僕地撤回了基地休整。
他與妻兒，就這樣在時空交錯中，失之交臂。但時代的洪流，已經推著文家的每一個人，走向了更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