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港的清晨，霧氣還沒散盡，海面上已經擠滿了船。
從汕頭來的紅頭船，從廈門來的烏槽船，從新加坡來的蒸汽輪船，從檳城、巴達維亞、馬尼拉駛來的各式各樣的船——它們擠在狹窄的港灣裡，桅杆像一片被砍光了葉子的樹林，密密麻麻，遮住了半邊天。
碼頭上的人聲，隔著二里地都能聽見。
“且且！且且！”
一個穿著短打的漢子扛著兩捆錫器，在人堆裡擠出一條縫。他的身後跟著一個女人，懷裡抱著孩子，手裡還牽著兩個大的。孩子的眼睛怯生生地四處張望，看見碼頭上那些穿著深藍色制服、揹著步槍巡邏的人，嚇得往母親懷裡縮。
“驚乜個？”
那漢子回頭吼了一嗓子，“是家己人！北極星的兵！恁爸以後就在他們的廠裡做工！”
孩子不懂甚麼是“北極星”，但父親的聲音裡有他從未聽過的東西——那不是在家鄉時的那種小心翼翼、見誰都低三分的語氣，而是一種挺直了腰桿說話的聲音。
碼頭上到處都是這樣的聲音。
“阿祥！這邊！這邊！”有人在人群裡揮舞著手臂，喊著一個剛下船的同鄉。
“哎呀，你也來了？你們村來了多少人？”
“十七個！全是壯勞力！聽講安南這搭欠人修鐵路起工廠，工錢是厝內的幾倍！”
“幾倍？我聽說基隆那邊更高！還能分地！”
“先幹著唄，幹好了再挪窩！”
這樣的對話，在這幾天的海防港、峴港、西貢，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碼頭的棧橋邊，幾個穿著長衫的華商正圍著一個北極星的軍官，手裡捧著一沓紙，急切地說著甚麼。
“……三萬兩，這是我全部的身家了！”
一個胖胖的商人拍著胸脯，“我趙家世代在巴達維亞做生意，可荷蘭人這些年越來越不像話，稅加了三回，還說要沒收我們的倉庫！
聽說九爺這邊……聽說陳大帥這邊保護華人，我就把能變現的全變現了，帶著全家老小來了！”
軍官接過那沓紙，翻了翻，抬頭看了他一眼，沒問他為甚麼不參加南洋商會，走商會的渠道，知道此人多半又是個見風使舵的貨色，倒也沒點破，
他只是淡淡地問道：“你想投甚麼？”
“乜都得！”
胖商人一咬牙，“開米廠、辦貨棧、種橡膠，您說能投甚麼，我就投甚麼！我趙某人不是來享福的，是來拼一把的！”
軍官點了點頭，在紙上蓋了一個章，遞還給他：“拿著這個，去移民局登記。
先落籍，再分地。具體的投資，那邊有專門的官員對接。”
胖商人接過那張紙，手都在抖。他回頭看了一眼正從船上往下搬箱籠的妻兒，眼眶忽然紅了。
“謝謝……謝謝大人……”
“別叫我大人。”
那軍官擺了擺手，
“這裡不興大清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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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堤岸。
這裡是越南南方的華人心臟。
從十七世紀開始，明朝遺民就在這裡紮下了根，建起了會館、祠堂、學校、市場。兩百年來，這裡的人說廣東話、潮州話、福建話，過的卻是地地道道中國式的日子。
但今天，堤岸的街上多了一些新面孔。
“讓一讓！讓一讓！”
一個年輕人推著一輛獨輪車，車上裝著滿滿當當的鋪蓋卷和鍋碗瓢盆。他的身後，跟著七八個同樣年輕的漢子，每個人臉上都帶著一種既興奮又茫然的神情。
“從邊度來的？”路邊一個賣茶水的老者問。
“金邊！”推車的年輕人頭也不回，“高棉（柬埔寨）待不下去了，紅毛到處抓人做工，聽說這邊太平，就來了！”
老者點了點頭，指了指前面的路口：“往左拐，那邊有個登記處。去了先領號牌，再搵個地方歇。現在人多，得排隊。”
年輕人應了一聲，推著車消失在人群裡。
老者望著他們的背影，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
搖頭是因為這幾天來的人太多了，多到他這個在堤岸住了五十年的人都有點眼花繚亂。
點頭則是覺得，這些新來的後生，每一個眼睛裡都有一種光。
那種光他年輕的時候也有過，那是剛下南洋時，覺得只要能活下去、能掙到錢，再苦再累也不怕的光。
“老豆，你睇緊乜？”旁邊賣雜貨的兒子問。
“睇人。”老者說，“睇咱們中國人。”
兒子覺得無趣，繼續低頭擺弄他的貨。
老者也沒再解釋。
他只是想，如果當年那些從雷州、從潮州、從福建漂洋過海來的先人們，能看到今天這一幕，大概也會像他一樣，忍不住想點頭吧。
與此同時，海防港外，一艘從美國舊金山駛來的輪船正在靠岸。
這艘船和那些從南洋各地來的船不太一樣。船上的人穿著西裝，戴著禮帽，提著皮箱，箱子上貼著花花綠綠的洋行標籤。他們走下舷梯時，碼頭上等著接人的幾個本地華商，一眼就認出了其中的一個。
“柳南兄！”
被喊住的那個人轉過身，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戴著眼鏡，留著修剪整齊的短鬚。
“你是……阿輝？”
“是我！是我！”阿輝擠過人群，一把抓住來人的手，激動得聲音都變了，“二十年了！你走的時候我才十五歲，你從三藩市寫信回來說在那邊開洗衣店，我還以為你這輩子都不會回來了！”
“我給你寫信也只是想碰碰運氣，沒想到你真的來了！”
被稱作柳南兄的中年人笑了笑，但那笑容裡有一絲說不清的複雜。
“我也以為我不會回來了。”他說。
阿輝愣了一下，沒接話。
柳南抬起頭，看了看遠處那些正在修建的廠房，看了看碼頭上巡邏的北極星士兵，看了看那些扛著行李匆匆走過的年輕人，忽然問了一句：
“阿輝，你說，這邊真的能待住嗎？”
阿輝也抬起頭，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
碼頭上，一面銀色的北極星旗正在海風中獵獵飄揚。旗下，一個穿著深藍色軍裝的年輕人正在給幾個剛下船的移民指路。
“能。”阿輝說，
“我在這兒待了兩年了。七八個月前，這邊還在打仗，法國人的軍艦就在外海。
現在呢？法國人跑了，死得到處都是，煤礦也開工了。
每天都有新船靠岸，每天都有新人下船，每個人臉上都興奮極了。柳南兄，你比我見的世面多，你見過這樣的場面嗎？”
柳南沉默了。
他在舊金山見過華工被白人圍攻，見過洗衣店被砸，後來不想加入幫派躲去了紐約，見過排華法案透過時同胞們絕望的眼神。
他以為自己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甚麼希望了，所以當他在報紙上看到馬尾海戰的訊息時，只是冷笑了一聲——又是一個吹出來的“大捷”，過不了多久就該被洋人打回原形了。
但後來，訊息越來越多。
法軍投降了。
法國遠東艦隊覆滅了。
陳兆榮佔領了馬尾、基隆、海防。
法國人撤出安南了。
然後是那一封封來自南洋、來自家鄉的信，信裡說的都是一件事：回來吧，這邊有更好的路。
他還是不信。
他買了船票，不是為了回來，是為了親眼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又一個騙局。
但現在，站在這個碼頭上，看著這些來來往往的人，他忽然發現，自己好像……有點想信了。
“走吧。”
阿輝拍了拍他的肩膀，“先去登記。晚上我家吃飯，我婆娘燉了雞湯。”
柳南點了點頭，跟著他往前走。
走了幾步，他忽然停下，回頭看了一眼那艘從舊金山來的船。
船上還有人在往下走。
有穿著長衫的讀書人，有抱著孩子的婦人，有揹著行囊的年輕人。他們的臉上，有迷茫，有期待，有不安，也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
那東西，柳南二十年前也有過。
那東西，叫“從頭再來”。
柳南沉默了很久。
碼頭上的人群依舊熙熙攘攘，阿輝站在旁邊，也不催他，只是等著。
“阿輝，”柳南終於開口，聲音比剛才低沉了許多，“你知道我們家之前很早就下南洋了嗎？”
“是不是你阿爸那輩來的？”
“我阿爸那輩？”柳南搖了搖頭，“我太公那輩就來了。道光二年，從潮州出海，先到暹羅，再到柬埔寨，最後在西貢落下腳。那會兒這邊還叫嘉定，阮朝剛統一沒多少年。”
阿輝愣了一下，沒接話。
“太公是做生意的，”柳南繼續說，
“一開始是小買賣，賣鹹魚、賣鹽、賣布頭。後來有了本錢，開始做米。再後來，在西貢開了碾米廠，僱了三十多個工人。那會兒西貢的華人，已經有好幾萬了。”
他頓了頓，嘴角扯出一個自嘲的笑：“你知道那會兒華人做生意要交多少稅嗎？”
阿輝搖了搖頭。
“人頭稅，每人每年五兩。營業稅，按鋪面大小算，最少的也要十兩。船稅，按噸位算，一艘能裝三百石的米船，一年交二十兩。還有過節費、孝敬費、自願捐款……名目多到你數不清。”
柳南轉過頭看著阿輝，“可為甚麼還要待著？因為能活。因為除了交稅，阮朝的官不來找你麻煩。只要你不惹事，老老實實做生意，就能活。”
阿輝點了點頭，這他懂。他父親也是這麼過來的。
幾百萬人下南洋歸根到底是為了甚麼，不還是為了躲韃子，討口安穩飯吃。
“後來法國人來了，”
柳南的聲音變得有些沉，“咸豐八年，先是佔了西貢。同治元年，阮朝簽了條約，割了嘉定、定祥、邊和三省。那會兒我才七八歲，記不太清，只記得我阿爸連著好幾天沒睡著覺，天天跟幾個做生意的叔伯關在屋裡商量。後來他們商量出一個結果——走。”
“走？”
“走。”柳南說，“能走的都走了。有的回了潮州，有的去了暹羅，有的去了新加坡、檳城。我阿爸也帶著我們去了香港。可到了香港才發現，那邊也一樣，英國人的天下。英國人收的稅不比法國人少，規矩不比法國人松。我阿爸熬了幾年，最後還是回了西貢。”
他沉默了一會兒，才繼續說：“回來的時候，西貢已經變樣了。法國人修了碼頭、鋪了路、蓋了洋樓。街上到處是穿藍制服的法兵，扛著槍走來走去。咱們華人的碾米廠還在，可要交的稅翻了一倍。咱們華人的鋪子還在，可要辦的執照多了七八道。咱們華人還是能做生意，可那是法國人讓你做的生意。”
阿輝皺了皺眉，想說點甚麼，又咽了回去。
柳南看了他一眼，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你不信？你問問你認識的下南洋的老人，當年法國人剛來的時候，是不是這麼說的？
只要你們聽話，照常做生意，我們保護你們。”
他冷笑了一聲，“保護了三十年，保護出甚麼結果？華人交的稅，比阮朝時候多了三倍；華人開的礦，一半被法國人佔了；華人種的橡膠，只能賣給法國人的加工廠。這叫保護？”
阿輝沉默了。
“後來我就跑去了三藩，”柳南繼續說，“你知道那邊甚麼樣嗎？”
阿輝搖了搖頭。
“剛去的時候，修鐵路。一萬兩千個華工，修了四年。鐵路修好了，死了多少？幾千人。剩下的人幹甚麼？開洗衣店、開餐館、打零工。能掙到錢嗎？能。可那是人家讓你掙的。甚麼時候不想讓你掙了，就透過一個法案，說華人不能做這個、華人不能做那個，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九爺在加州搞會黨，搞鬥爭，我害怕，想盡一切辦法入籍，想留在美國，就躲他們致公堂遠遠的。”
他頓了頓，聲音變得更低：“可到頭來，人家說我不是這兒的，我就不是這兒的。”
阿輝張了張嘴，想說點甚麼安慰的話，卻發現自己甚麼也說不出來。
“阿輝，你說這邊能待住。”他說，“我問你，法國人走了，能保證他們不回來嗎？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能保證他們不來嗎？”
阿輝愣了一下，說：“不是有北極星艦隊嗎？不是打贏了嗎？”
“打贏了這一次，能保證打贏下一次嗎？”
柳南轉過頭，盯著他，“法國人來的時候，也是這麼想的。阮朝也打贏過，可最後呢？咱們華人在南洋待了三百年，三百年裡換了多少個主子？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一個接一個來，一個接一個走。
咱們呢？咱們一直在。可咱們是甚麼？是客。是人家地盤上的客。人家讓你待，你就待著；人家不讓你待，你就得走。”
他頓了頓，聲音變得更低沉：“我太公那輩，以為阮朝能待住。我阿爸那輩，以為法國人能合作。我這一輩，以為美國能容人。結果呢？一代一代，都在給人當客。一代一代，都在等著人家賞飯吃。”
阿輝沉默了。
“那你怎麼還是來了？”他問。
柳南沉默了很久。
“因為我阿爸臨終前說過一句話，”
他終於開口，聲音很輕，“他說，咱們在南洋三代人了，見過的官比吃過的鹽還多。阮朝的官、法國人的官、英國人的官，都一樣。他們今天對你好，是因為用得著你；明天對你不好，是因為用不著你。可咱們呢？咱們從來沒有自己的官。”
“咱們漢人的官，打走殖民者的官，為漢人謀天下的官。”
他轉過頭，望向那面飄揚的北極星旗。
阿輝愣了一下，忽然明白了他想說甚麼。
“可你不信能成。”阿輝說。
柳南沒有否認。
“三百年了，”他說，“三百年裡，咱們在南洋掙了多少錢？種了多少胡椒？開了多少礦？修了多少碼頭？可這些錢、這些礦、這些碼頭，最後是誰的？
是阮朝的？是法國人的？是英國人的？甚麼時候是咱們自己的？”
他頓了頓，聲音裡第一次有了一絲疲憊：“我不信這裡以後真的沒有殖民者了。不是我不想信，是我不敢信。我怕信了，最後又是一場空。我怕信了，等到老了，又得收拾行李，再跑一回。”
阿輝看著他，忽然想起父親也說過類似的話。
父親說：“咱們在南洋，就像水上的浮萍，漂到哪兒是哪兒。風往哪兒吹，就往哪兒走。甚麼時候能有根？不知道。也許這輩子都看不到。”
可現在，父親還在嗎？如果在，看到這一幕，會怎麼說？
阿輝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這些日子，確實看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柳南兄，”他說，“你說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知道，這三個月，碼頭上天天有人來。從馬來亞來，從暹羅來，從緬甸來，從菲律賓來。他們來了，就不走了。你說他們傻嗎？你說他們不知道有風險嗎？”
柳南沒有說話。
“我阿爸也說過跟你一樣的話，”
阿輝繼續說，“他說，咱們華人在南洋，永遠是客。可你知道嗎？我阿爸說這話的時候，是十年前。那時候法國人還在，咱們誰也不敢想有一天法國人會走。可現在呢？”
他指著遠處那些正在搬運機器的苦力：“那些機器，是從新加坡運來的。你知道運來幹甚麼？建廠。誰建的？南洋的華人。誰投的錢？南洋的華人。誰管的廠？還是南洋的華人。”
“九爺現在要修鐵路，還要修海軍基地，造大鋼鐵廠，這都是公開的，有錢就是股東，就是自己的。”
他又指著那些正在登記的新移民：“那些人，從四面八方來。他們來幹甚麼？來找活路。為甚麼來這兒找活路？因為這兒有咱們自己的人。因為在這兒，不用再看洋人的臉色。”
他轉過頭，盯著柳南的眼睛：“柳南兄，你說這是不是不一樣？”
柳南沉默了。
碼頭上，夕陽正在一點一點沉進海面。金色的光灑在那些扛著行李的人身上，灑在那些正在搭建的腳手架身上，灑在那面飄揚的北極星旗身上，把他們全都染成了同一種顏色。
“也許吧。”他終於說，聲音很輕，“也許真的不一樣了。”
他頓了頓，又加了一句：“可我得親眼看看，才能信。”
阿輝笑了。
“你們這些讀過書的，就是想得多。”
“那就留下看。”他說，“反正你船票都買了，回不去了。”
柳南愣了一下，也笑了。
這一船又一船的，像他這樣的所謂讀過書的，還不知道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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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的福建會館，這幾天被臨時改成了移民登記處。
院子裡排著長長的隊伍，從門口一直排到街角。隊伍裡有老有少，有穿短打的苦力，有穿長衫的商人，有穿西裝的洋行買辦，有帶著孩子的婦人。他們操著各種各樣的口音——廣東話、福建話、潮州話、客家話、海南話，甚至還有幾句帶著英文腔的彆扭中文。
“下一個！”
視窗裡，一個戴著眼鏡的年輕人頭也不抬地喊道。
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走上前，從懷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紙，雙手遞進去。
年輕人接過紙，看了一眼：“從哪來的？”
“馬六甲。”
“做甚麼的？”
“種樹膠的。”老者說，“在那邊種了三十年，給英國人幹了三十年。英國人把我們的地收走了，說是要修鐵路，給了點賠償，就打發了。”
年輕人抬起頭，看了他一眼。老者的臉上刻滿了風霜，眼神裡卻沒有怨恨，只有一種疲憊後的平靜。
“想做甚麼？”
老者想了想，說：“還是種膠吧。聽說這邊有地，能分？”
“能。”年輕人說，“按人頭分。一家五口以下，每人五畝；五口以上，再加。頭三年免稅，第四年起按收成的一成交公。”
老者愣了一下：“就這麼……分？”
“就這麼分。”年輕人低下頭，在紙上蓋了一個章，“拿著這個，去農墾局報到。那邊會有人帶你們去看地。”
老者接過那張紙，手微微顫抖。他回頭看了一眼跟在身後的兒子和孫子，嘴唇動了動，想說點甚麼，卻甚麼也說不出來。
兒子上前一步，扶住他的胳膊：“阿爸，走吧。”
老者點了點頭，跟著兒子往外走。
走到門口，他忽然停下腳步，回過頭來，衝著那個視窗，深深地鞠了一躬。
視窗裡的年輕人沒看見，他已經在喊下一個了。
“下一個！”
一個穿著西裝的中年人走上前，從皮箱裡取出厚厚一沓檔案。
“從哪來的？”
“澳大利亞。”中年人說，“殖民地華人商會副會長。”
年輕人抬起頭，仔細打量了他一眼。這個人的衣著舉止，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怎麼稱呼？”
“免貴姓林，林文慶。”中年人笑了笑，“我是替商會來的。我們商會有二十七個會員，都想來這邊投資。米廠、糖廠、橡膠園、航運、碼頭，甚麼都能投。條件你們開，只要合理，我們就籤。”
年輕人愣了一下，第一次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您請稍等。”他說，“我這就去請人。”
林文慶點了點頭，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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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西斜的時候，海防港的碼頭上依然人來人往。
一艘從新加坡來的輪船正在卸貨。
船上裝的不是人，是機器——嶄新的紡紗機、碾米機、印刷機，用木板釘成的箱子上印著“格拉斯哥製造”、“漢堡製造”的字樣，被碼頭苦力們喊著號子，一個一個地抬下來，裝上車，運往城裡正在修建的廠房。
碼頭的盡頭，一個穿深藍色制服的官員站在那裡，望著這一切。
他的頭髮已經被海風吹亂，臉上帶著連日奔波的疲憊，但眼神裡有一種平靜的滿足。
一個年輕人走到他身邊，手裡捧著一本厚厚的冊子，輕聲說：“今天的統計出來了。光海防這一個碼頭，今天靠岸的船就有四十七艘。下來的移民，登記在冊的，一千三百多人。從新加坡來的那個商會，一口氣簽了十七份投資協議，總金額超過兩百萬兩。”
那個官員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年輕人猶豫了一下，又問：“您說……這能持續多久？”
“你覺得呢？”
年輕人想了想，老老實實地回答：“我不知道。人太多了，錢也太多了，我總覺得……有點不踏實。”
官員終於轉過頭，看了他一眼。
“不踏實是正常的。”他說，“因為你不懂、因為你書讀得太少。”
年輕人愣了一下，立刻開始反駁：“我已經識了好多字了！算數一直都排在前列！”
“你只是自卑太久，不信這片土地，真的能撐起這麼大的場面。”
官員沒有等他回答，抬起手，指向遠處那些正在卸貨的輪船，指向那些正在搭建的廠房，指向海平面上隱隱約約的山巒輪廓。
“你知道咱們腳下這片土地，是甚麼嗎？”
“是安南。”
官員說，“紅河平原，三千年沖積出來的米倉。阮朝的時候，光是西貢和堤岸，一年出口的米就有八十萬石。八十萬石，夠一百萬人吃一年。法國人來了之後，在西貢和堤岸建了九家機器碾米廠，最大的那家，一天能碾九百順的米。九百順是甚麼概念？夠裝二十條船。”
年輕人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那是法國人建的。”
“法國人建的，用的是誰的人？”官員看著他，“是咱們的人。碾米廠的機器是洋人的，可開機器的是華人，管賬的是華人，運米的是華人，買米的還是華人。法國人走了，機器還在，廠房還在，運河還在。那些在碾米廠幹了十年二十年的老師傅，還在。”
他頓了頓，繼續說：“你知道廣南省有甚麼嗎？”
年輕人搖頭。
“讓你多去夜校讀書你不聽！煤礦！”
官員說，“會安附近那一帶，一年能挖兩萬五千噸煤。兩萬五千噸，夠咱們的艦隊燒三年。以前法國人把煤運走，賣給他們的軍艦、他們的商船。
現在呢？煤還在，挖煤的礦工還在。咱們自己的船，不用再去香港買英國人的高價煤了。”
“現在，基隆的煤專門賣給商船，廣南的鴻基煤礦賣給艦隊，咱們光在南洋，加上蘭芳，就有三處加煤站，夠不夠你用？”
年輕人的呼吸變得有些急促。
官員又指向更遠的地方，那是南方的方向。
“還有順化附近，有個地方叫順樂巒。法國人在那兒留了一百二十座熔鐵爐。一百二十座，每天能出一百二十磅鐵塊。那些鐵爐子，是當年阮朝請法國技師建的，後來法國人撤了，爐子就空在那兒。現在，咱們的人正在檢修。下個月，第一批安南自己煉的鐵就能出來。”
年輕人張了張嘴，想說甚麼，卻發現自己甚麼也說不出來。
官員看著他，忽然問：“你知道金蘭灣嗎？”
“知道。”年輕人說，“聽說是很好的港口，九爺要修海軍學校。”
“是很好的深水港。”
官員糾正他，聲音裡帶著一種罕見的鄭重，“內港金蘭，面積六十平方公里，水深能停萬噸巨輪；外港平巴，水深二十多米，灣口寬四千米，口外水深三十米以上。知道這些數字代表著甚麼嗎？”
年輕人搖頭。
“代表著咱們的艦隊，從今往後不用再看英國人的臉色，不用再求著進香港的船塢。”
官員說，“振華號撞沉杜佩雷號的時候，艦首變了形，得進幹船塢修。香港的英國人願意修，那是人家心情好，是人家算了賬覺得划算。可要是哪一天人家不划算了呢？要是哪一天英國人翻臉了呢？”
“金蘭灣，就是咱們自己的船塢。三十米的水深，十個萬噸鉅艦都能停。法國人當年只把它當補給站，那是他們一直陷入苦戰，根本沒時間測繪、開發。”
年輕人的眼睛越來越亮。
“還有峴港。”
官員繼續說，“那是阮朝開國的龍興之地，也是西洋商船最早落腳的地方。兩百年前，荷蘭人、葡萄牙人、英國人的船就在那兒停靠，用白銀換咱們的絲綢、瓷器、香料。後來法國人佔了，把峴港變成了他們的軍港。現在呢？
法國人走了，港口還在。從峴港出發，往北去海防，往南去西貢，往東去馬尼拉、去香港、去新加坡，哪一條不是黃金水道？”
他停頓了一下，讓年輕人消化這些資訊。
“你剛才問我，能持續多久。”官員說，“我告訴你——三百年了。華人在安南做生意，三百年了。阮朝在的時候，咱們做；法國人在的時候，咱們也做；現在法國人走了，咱們還是做。可前兩回，咱們是客。在人家地盤上，交人家的稅，看人家的臉色。現在呢？”
他抬起手，指向碼頭盡頭那面正在降下的北極星旗。
“現在是咱們自己的地盤了。”
年輕人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夕陽把那面旗幟染成了金色，旗上的銀色星星在光裡閃閃發亮。
“他們有建立三百年的殖民秩序，咱們有三百年攢下來的生意網路。”
官員說，“西貢的米廠、堤岸的商鋪、海防的船行、河內的布莊，哪一家不是華人開的？哪一家不是傳了兩三代人？以前這些鋪子，得給法國人交稅，得給阮朝的官孝敬，得提防著哪天洋人翻臉沒收。現在呢？稅交給誰？交給自己人。孝敬給誰？不用孝敬。提防誰？誰也不用提防。”
他頓了頓，聲音裡第一次有了一絲熱意。
“還有陸路。鎮南關、平而關、水口關，從廣西到越南的三條老路。
以前走這些路的，是挑著茶葉、布匹、鐵鍋的華商，回來的時候帶的是檳榔、胡椒、砂仁。一年有多少貨？
沒人算得清。可有一條是清楚的——那條路，從來就沒斷過。戰亂的時候走小路，太平的時候走大路，反正貨得過去，生意得做。”
年輕人忽然問：“咱們不是要在那裡修鐵路？”
官員看了他一眼，笑了：“對，從河內到諒山，再從諒山到鎮南關。
咱們用它運甚麼？運煤、運米、運機器、運人。從海防上岸的機器，裝上火車，三天就能到諒山，五天就能進廣西。以前走陸路，肩挑背扛，一趟要走半個月。現在呢？”
年輕人終於懂了。
他望著那些正在卸貨的輪船，望著那些正在登記的移民，望著那些聚在一起說話的商人，忽然覺得自己剛才的“不踏實”，好像有點多餘。
“咱們華人下南洋三百年，即便是當豬當狗，也不是沒有攢下來底子。”
“現在，有地方用，有地方當土地的主子，
有米、有煤、有鐵、有港口、有鐵路、有商路、有人。
這就是新的未來。”
他轉過身，往城裡走去。
“走吧。”他說，“明天還有一堆事。金蘭灣那邊要派人去看，峴港的船塢要檢修，還有會安的煤礦，得加派人手。”
年輕人跟在他身後，走了幾步，又回頭看了一眼碼頭。
夕陽下，那些扛著行李的移民，那些推著車的苦力，那些抱著孩子的婦人，那些站在一起說話的商人——他們的身影被拉得很長很長，交織在一起，分不清誰是誰。
但有一點是清楚的。
他們都是華人。
他們都來了。
“記著，這不是做夢。這是三百年攢下來的命。”
年輕人的眼眶忽然有些發酸。
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是加快腳步，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