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一些西方媒體唱衰香港前景,不少外資撤離。
鄭耀先也猶豫過,問何雨柱要不要收縮業務。
何雨柱只回了一句話:“香港一定會回來,而且回來後會更好。”
春雨資本不但沒撤,還逆勢收購了幾處優質物業。
如今看來,那步棋走對了。
“晚上有甚麼安排?”鄭耀先問。
“就在酒店休息,養精蓄銳,等半夜的儀式。”蘇青禾說。
“那可惜了。”
鄭耀先說,“銅鑼灣、旺角,今晚到處都有慶祝活動,比過年還熱鬧。很多老市民都說,等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今天。”
鄭耀先走後,何雨柱一家在酒店餐廳簡單吃了晚飯。
餐廳裡坐滿了觀禮嘉賓,各種語言混雜在一起,但每個人臉上都有種共同的神情——期待。
回到房間,何安把攝像機接到電視上,播放下午拍的畫面:會展中心新翼的玻璃幕牆在夕陽下熠熠生輝,金紫荊廣場上工人正在做最後的佈置,街頭巷尾飄揚的旗幟,還有市民自發掛出的“歡迎回家”橫幅。
畫面轉到一條老巷子時,何雨柱忽然坐直了身體。
“停一下。”
畫面定格。
那是一家老式茶餐廳的門口,招牌上寫著“陸羽茶室”,門邊貼著一張褪色的海報——是六十年代的粵語長片廣告,女明星的臉已經模糊,但海報一角有個熟悉的商標:婁氏影業。
“婁半城當年在香港開的電影公司。”何雨柱輕聲說,“早就沒有了。”
蘇青禾握住他的手。
晚上十點,何雨柱獨自站在陽臺。
香港的夜景璀璨得不像話,霓虹燈把海水染成流動的綵綢。
但今晚,那些常亮的廣告牌中間,穿插著越來越多紅色的燈光——是中國銀行大廈、華潤大廈這些中資機構的燈光秀,拼出“香港明天更好”的字樣。
“爸。”何安走到他身邊,“何曉電話。”
何雨柱回屋接起越洋電話。
何曉在美國加州,現在是斯坦福大學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人工智慧在醫療診斷中的應用。她三年前結婚,丈夫是美籍華裔工程師,去年生了個女兒。
“爸,你們到香港了?”何曉的聲音清澈,像她年輕時的母親。
“到了,在酒店。”
“電視上看到會展中心了,好壯觀。”
何曉頓了頓,“爸,我有個學生是香港人,他爺爺當年是東江縱隊的。老人家說,等這一天等了一輩子。”
何雨柱沉默了一會兒:“你呢?想回來嗎?”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想。但我的研究剛拿到NIH的資助,合同簽了五年。等合同期滿,我就回來。”
“不急。”
何雨柱說,“在哪裡都是為中國做事。”
結束通話電話,蘇青禾問:“何曉說甚麼?”
“說想回來。”
何雨柱笑了笑,“孩子大了,有自己的路。”
電視開始直播交接儀前的文藝演出。
一家人圍坐在沙發上,看著螢幕裡盛裝的演員,聽著那首《回歸頌》。
何雨柱卻有些走神。
他想起了很多人——李存義師傅、吳教授、李懷德、張建軍……
這些人都活成了時代變遷的註腳。
而他自己,也成了註腳之一。
午夜十一點三十分,他們出發前往會展中心。
街道上人山人海,但秩序井然。
警察拉起警戒線,持證嘉賓透過專用通道進入會場。
何雨柱看見很多熟悉的面孔——有北京來的領導,有內地其他省市的代表,有香港本地的工商界人士,還有海外華僑。
會場裡,紅色成了主色調。
座椅上鋪著紅色的布,桌上擺著紅色的節目單,每個人胸前都彆著紅色的嘉賓證。
空氣裡有種緊繃的興奮,像弓弦拉滿的前一刻。
何雨柱一家被安排在中間偏前的位置。
坐下後,他環顧四周——這個即將見證歷史的會場,安靜得能聽見空調的送風聲。
燈光暗下,交接儀式開始。
電視上看過無數次彩排的畫面,在現場看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當英國國旗降下,當中國國歌奏響,當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冉冉升起——何雨柱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震顫,從腳底直衝頭頂。
1997年,香港回來了。
一個曾經被迫割讓的國土,回家了。
這是幾代人的期盼,是一個民族的傷口在慢慢癒合。
他轉過頭,看見蘇青禾在悄悄抹眼淚。
何雨水緊緊握著趙衛國的手。
何安舉著攝像機,但鏡頭在微微顫抖。
他自己的眼眶也熱了。
儀式結束後,會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很多人擁抱在一起,很多人高喊“祖國萬歲”,很多人——無論來自內地還是香港——都淚流滿面。
走出會展中心時,天已經矇矇亮。
維多利亞港對岸的九龍,萬家燈火漸次熄滅,而晨曦正從太平山頂漫下來。
金紫荊廣場上,升旗儀式剛剛結束。
那尊金色的紫荊花雕塑在晨光中熠熠生輝,周圍擠滿了人——有通宵守候的市民,有剛下夜班的工人,有揹著相機的遊客,還有穿著校服的學生。
回到酒店,所有人都沒有睡意。
他們坐在陽臺上,看著香港慢慢甦醒。
街上開始出現早班公交車,報童在派發號外,茶餐廳拉開鐵閘,第一爐菠蘿包的香氣飄出來。
“像做了場夢。”何雨水輕聲說。
“不是夢。”趙衛國握緊她的手,“是真的。”
七月一日上午,香港街頭變成了狂歡的海洋。
何雨柱一家沒有參加官方組織的慶祝活動,而是跟著鄭耀先去了深水埗——香港的老區,市井氣息最濃的地方。
街道兩旁掛滿國旗和區旗,舞獅隊在鑼鼓聲中穿梭,茶樓裡坐滿了飲早茶看新聞的街坊。
電視上重複播放著凌晨的交接儀式,每當放到升旗畫面,店裡就會響起掌聲。
鄭耀先帶他們去了一家老字號的粥店。
店主是個七十多歲的阿婆,聽說何雨柱是從北京來的觀禮嘉賓,非要送他們一碟油炸鬼。
“我阿爸是東江縱隊的,”阿婆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說,“四九年的時候,他本來可以回內地,但選擇了留在香港做地下工作。後來被英政府抓了,關了十年。出獄那天,他對我說:‘囡囡,總有一天,香港會回家的。’”
阿婆擦了擦眼角:“他八五年走了,沒等到今天。但我替他看到了。”
何雨柱默默喝完粥,粥很綿,很暖。
下午,他們去了太平山頂。
站在觀景臺俯瞰維港,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盡收眼底。
何安指著遠處一片工地:“那裡,春雨資本參與開發的住宅專案,明年完工。”
“賣得好嗎?”何雨柱問。
“第一期開盤就售罄了。”
鄭耀先笑道,“香港人對回歸後的樓市很有信心。”
何雨柱點點頭,目光卻落在更遠的地方——那是深圳的方向。
八十年代初他去深圳時,那裡還是大片大片的稻田和工地。
現在,深圳的高樓已經能和香港的天際線遙相呼應。
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