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輪到一個叫吉姆的博士生做報告。他是埃裡克的學生，花白鬍子埃裡克坐在角落裡，穿著那件舊毛衣，袖口磨得發亮。吉姆站起來，走到黑板前，粉筆拿起來了，舉了半天沒寫。
“我跑了三百次模擬。”他把粉筆放下了。“每次邊界條件一樣，輸入引數一樣，初始狀態一樣。三百次，沒有兩次結果一樣。”
會議室裡沒人說話。只有暖氣片的噝噝聲。
“我問埃裡克教授——這算不算實驗誤差。”
有人從鼻子裡笑了一聲。很短，跟嗆了水似的。
“他說不算。”
吉姆把膝上型電腦合上。“那我沒甚麼好報告的了。規矩變了。每次都不一樣。我不知道我算的是甚麼東西。也不知道我為甚麼要算它。”
他把電腦夾在腋下，往門口走。走到一半，停下來。轉過身。
“我退學了。對不起。”
埃裡克沒說話，下巴埋在花白鬍子裡，眼睛看著桌面，像在看一個很遠的東西。
門開了，又關上。
會議室裡只剩下暖氣的噝噝聲。
隔了兩週，在同一間會議室，埃裡克在開完組會後把剩下的幾個學生叫住。會議室裡有股舊書和粉筆灰混在一起的味道，不好聞，但聞著讓人安心——這是搞學問的氣味。埃裡克手邊放著一沓列印紙，最上面那張是他自己的辭職信。
“我把終身教職辭了。”
幾個學生同時抬起頭。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女孩張了張嘴，沒出聲。埃裡克沒看他們，手指點著
那沓列印紙，一頁一頁往下翻。翻到一半，繼續說話，語氣跟在黑板上推導公式一樣平靜。
“沃納的報告我看過了。卡斯特納的資料我也看過了。山田健太的筆記本，木村傳真了一份給我。你們每個人上週交上來的計算結果，我挨個跑了一遍。”他把那沓紙推到桌子中間。“結論一樣。”
戴眼鏡的女孩小聲問：“甚麼結論？”
“規矩散了。”埃裡克把老花鏡摘下來，用毛衣下襬擦著鏡片。“不是我算不對，不是你算不對，不是演算法有問題，不是理論有問題——是規矩本身，在最底層，不穩了。”
學生們看著彼此。
“我教書教了三十年。教你們相信物理規律是普適的、不變的、可重複的。”他把眼鏡重新戴上，鏡片有點歪。“現在我沒法再教這個了。因為我不知道它還是不是真的。”
他站起來，開始收拾桌上的東西。幾本翻爛了的筆記本，一個馬克杯，杯底殘留著咖啡漬，一張和往屆學生的合影——照片上的人都穿著博士服，笑得眼睛眯成縫。他把東西裝進一個紙箱，紙箱是樓下小賣部淘來的，側面還印著泡麵的廣告。
學生們的視線跟著他的手在動。戴眼鏡的女孩嘴唇發白，手指攥著筆，指關節突起。
“誰還能接著教下去？”沒等他們回答，他自己先搖了搖頭。“教甚麼呢？教他們算不準？”
他抱起紙箱，走到門口，用肩膀推開門，回頭看了一眼這間會議室。黑板上有他上週寫的公式，沒人擦，也沒人改。公式還在那兒，端端正正的，跟墓碑上的刻字一樣。
門在他背後合上了。
走廊裡腳步聲越來越遠。
會議室裡幾個學生坐著不動。暖氣還在噝噝地響。
五月初，慕尼黑。
量子光學研究所的副所長克勞斯·裡希特在辦公室裡開槍自殺。他用的是他父親留下的老式瓦爾特手槍，保養得很好，槍機拉開的聲音清脆利落。遺書很短，放在辦公桌正中央，用一個水晶鎮紙壓著。鎮紙裡封著一朵蒲公英，是他女兒六歲時送的。
遺書上寫：“我花了二十年研究光的本質。光告訴我，它沒有本質。”
他的同事海因茨是第一個發現的。海因茨推開門，看見克勞斯靠在椅背上，姿勢跟平時打盹一模一樣。海因茨喊了一聲，沒回應。走近了，看見地上的槍。然後看見了桌上那份實驗記錄——是昨天下午和克勞斯一起跑的。同一束鐳射，同一個分束器，同一個探測器。他們在同一條件下重複了四十遍干涉實驗，干涉條紋的位置每次都在變。
海因茨本以為是哪個鏡片鬆了。他把所有螺絲都緊過一遍，光路校準了三回，連防震臺周圍都清空了——嚴禁走動，嚴禁說話。但條紋照樣亂跳。
他記得克勞斯站在光學平臺前，弓著腰，臉貼著目鏡，腰帶的金屬扣碰到平臺的邊緣，叮的一聲。停了好久，直起腰來，臉上沒甚麼表情，只跟他說了一句：“海因茨，最後一組，我自己來記錄吧。”
海因茨把那份記錄從桌上拿起來，翻到最後一頁。
最後一欄裡，克勞斯的筆跡。寫得很用力，圓珠筆的筆尖把紙都劃破了：“結論：在完全相同的
實驗條件下，光子路徑選擇沒有可復現規律。光的波動性或粒子性——乃至其最基本的量子行為——已隨每次測量重新洗牌。”
海因茨把記錄放下。他身後的門還開著，走廊裡有人在跑。高跟鞋踩在塑膠地板上的聲音，急促、尖銳。他坐在克勞斯對面的椅子上，伸手拿起被壓在水晶鎮紙下的遺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走廊裡聚集的人聲由遠及近，又由近漸遠。有人推開門，有人發出一聲短促的尖叫。這些聲音在海因茨耳邊像隔了一層水。
他只是在想克勞斯那句話——不是遺書上的，是昨天說的。
“我自己來記錄吧。”
克勞斯知道最後一頁會是甚麼結果。他要親手寫上最後的結論。
海因茨把遺書摺好放回桌上，站起來，走到光學平臺前。平臺上的鐳射器還亮著，紅色的光點打在對面的白牆上，安靜地停在那裡，像甚麼都沒發生。
六月，巴黎。
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在一個不起眼的小會議廳裡開了碰頭會。名義上叫“高能物理實驗異常研討會”，實際上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基礎物理學的追悼會。來的人不多，不到四十個，稀稀拉拉坐在前三排，後排全空著。會議桌上沒有議程表，也沒有姓名牌，只有一排保溫瓶和幾摞紙杯。
施密特坐在第一排靠過道的位置。三個月沒見，頭髮全白了。他面前攤著一份草擬的宣告，用鉛筆改得密密麻麻，旁邊的字跡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認得。木村從東京飛來，坐在他旁邊，西裝的袖子長了半寸，遮住手背。他比去年瘦了一圈，顴骨頂起來，跟衣架似的撐著西裝。老張頭沒親自來——國內的實驗還在硬撐，他走不開——派了個姓劉的副手，搞理論出身，但近幾個月一直在加速器那邊幫忙跑資料。約翰遜從費米實驗室飛了十幾個小時，眼袋快要掉到嘴角，咖啡杯不離手，喝的是涼透的黑咖啡，沒人記得給他續熱水。
主持會議的是個法國老頭，叫杜邦。搞中微子物理的，頭髮掉光了，頭皮在日光燈下發亮，像塗了一層蠟。他站起來說了幾句開場白，大意是感謝大家來，情況大家都清楚，就不多說了——直接進入正題。
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站起來，不是報告成果，是報告失敗。
一個義大利人站起來，說他們的中微子振盪實驗，振盪模式每天都在變，不是週期變，是模式變。今天測出來是這樣，明天測出來是那樣，後天又變回來。他說完攤了攤手，把控制屏的列印記錄往桌上一扔，坐在椅子上不說話了。
一個丹麥人站起來，說他們的暗物質探測陣列在相同方向上重複掃描，同一座標點的訊號強度在兩次掃描之間能差出三個數量級。他說到這裡，摘下眼鏡擦了擦額頭，又戴回去。聲音壓低了半度。他說，要麼暗物質在跟我們開玩笑，要麼根本不存在暗物質——可能只是我們以前看到的資料，有人讓我們看到的那樣。
這句話一出來，會場裡靜了兩秒。
沒人接茬。但好幾個人同時在低頭記筆記。
輪到劉副手發言時，表示國內的CEPC已經把所有對撞實驗降到安全能級以下，只做技術維護
性執行。他說話不緊不慢，每個字都跟秤砣一樣往下墜——“我們正在將全部精力轉向聚變應用研究和近地軌道基建。基礎理論這塊，暫時擱置了。”
約翰遜把咖啡杯放下，杯底磕在桌上，發出一聲脆響。所有人都看他。他站起來，沒拿稿子，也沒拿資料，手空著，垂在身體兩側，跟不知道放哪似的。
“費米實驗室的Tevatron——已經停機維護快一年了。不是裝置壞了。”他停了一下，眼神掃了一圈會議室。“是沒必要了。我們分析了存檔資料，結論和所有人一樣。同樣的輸入，隨機的輸出。每次都不一樣。亂得跟骰子似的。物理學的根基——可復現性——已經沒了。”
他把“沒了”兩個字說得特別輕。不是不在乎，是太在乎了，說出來的時候反倒輕了。
會議室裡有人摘下眼鏡，有人捏鼻樑，有人往後靠在椅背上，眼睛盯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塊水漬，形狀像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