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的世界戰場，
因中國力量的實質性介入，局勢發生了微妙的傾斜。
當一面面形態各異、但核心成員皆為華人的“安保公司”或“志願兵團”旗幟，
在東南亞雨林、中亞荒漠乃至更遙遠的戰線上豎起時，
盟國方面終於獲得了期盼已久的強力支撐。
來自中國龐大兵源補充和東山體系高效後勤的雙重加持，
使得一度岌岌可危的盟軍防線逐漸穩固下來。
軸心國軍隊雖然依舊強悍，攻勢凌厲，卻再也無法像之前那樣輕易撕裂對手的陣線。
戰爭進入了更加殘酷的消耗戰階段，
雙方在各個戰場上針尖對麥芒，陷入僵持，每一寸土地的得失都伴隨著巨大的傷亡。
與此同時，深入境外作戰的中國各派系武裝，
在經歷了初期的適應與磨合後，開始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和擴張慾望。
他們利用東山體系提供的渠道和裝備，結合自身擅長的戰術，
不僅在盟軍框架內承擔起重要的防禦任務，
更主動向軸心國控制的資源區和交通線發起攻擊。
李宗仁的“廣廈安保”在中南半島北部站穩腳跟，控制了數處重要的礦產區；
滇系轉型的“礦業護衛兵團”則在緬北山區開闢了根據地；
其他大小小的“公司”、“合作社”也紛紛在東南亞群島和中亞腹地佔據了大小不等的地盤。
這些地盤不僅帶來了聲望，更帶來了實打實的資源收益，
礦石、橡膠、石油、糧食，透過各種或明或暗的渠道，一部分用於維持自身作戰，一部分則轉化為財富輸回國內。
這種境外的成功，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日本帝國日益捉襟見肘的窘境。
面對全球範圍內多條戰線的巨大消耗，以及在中國派系武裝身上嚐到的“交換比”苦果，
日本大本營內部關於戰略調整的爭論日趨激烈。
與中國軍隊交戰，哪怕是面對那些非嫡系的“安保公司”，
日軍也往往要付出接近一比一的慘重傷亡，
這與其在太平洋島嶼和東南亞其他地區對陣盟軍時，
常常能取得一比三、甚至一比五以上的戰損相比，顯得極其“不划算”。
中國的兵源潛力彷彿深不見底，而日軍的兵員卻越打越少。
繼續將龐大的陸軍主力陷在中國大陸，
面對著柯明義麾下那支按兵不動、卻虎視眈眈的東山精銳，
以及無數蠢蠢欲動、只因蘭州壓制才未全面反攻的國內勢力，無疑是一種戰略上的自殺。
權衡利弊之下，一個艱難的決定在東京形成。
東南亞和澳大利亞以及和軸心國成員們的交換，獲得的資源已經完全滿足日軍需求，
中國的資源已經不是必須，與其讓精銳師團在中國大陸空耗，不如將他們撤出來，
投入到對抗盟軍主力，尤其是爭奪東南亞豐富資源的戰場上去。
那裡，雖然盟軍得到了中國派系武裝的加強，但至少戰鬥的“價效比”看起來更高一些。
於是，自一九四六年春末開始，一場規模浩大、計劃周密的大撤退，在日軍高層代號“轉進”的指令下悄然啟動。
近三百萬的日軍部隊，開始從他們經營多年的中國佔領區，
從東北的雪原到華南的丘陵，從華北的平原到華中的水網，逐步收縮，向主要港口和交通樞紐集結。
他們放棄了大量苦心經營的堡壘、據點甚至一些中小城市，只固守確保撤退路線安全的關鍵節點。
對於日軍的撤退，中國方面，尤其是蘭州統帥部，表現出一種近乎冷酷的剋制。
柯明義嚴令各戰區部隊，除非遭到主動攻擊，
否則不得對撤退中的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攔截和追擊。
前線觀測哨的望遠鏡裡，可以看到日軍部隊井然有序地後撤，
他們的騾馬、車輛滿載著物資，甚至還有從工廠拆卸下來的機器裝置，以及大量隨軍行動的日本僑民。
一些前線指揮官對此感到憤懣和不甘，多次請戰，要求出擊，至少奪回那些被擄掠的財富和裝置，
但所有的請求都被蘭州以更強硬的命令壓制下去。
蘭州方面的邏輯清晰而現實：強行攻擊撤退中的日軍重兵集團，必然導致己方慘重傷亡，
並可能促使狗急跳牆的日軍執行徹底的焦土政策，破壞城市和基礎設施，屠戮平民，
這將給這些區帶來難以承受的損失。
目前日軍的撤退總體上是守規矩的，目標是儘快離開，那麼不妨“禮送”出境。
用那些裝置和部分物資，換取國土的完整接收和民眾的安全，在柯明義看來，是一筆可以接受的交易。
當然，這種“默許”並非毫無底線。
蘭州透過情報系統和前線部隊，嚴密監視著日軍的一舉一動。
在少數幾次，個別日軍部隊因各種原因試圖炸燬大型工廠、破壞關鍵橋樑或屠殺平民時，雷霆般的打擊立刻降臨。
集結待命的東山快速反應部隊和就近的野戰軍，會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和火力，
將這些敢於“破壞規矩”的日軍部隊迅速、徹底地殲滅，不留任何餘地。
幾次血腥的懲戒之後，撤退的日軍高層也徹底明白了對方的紅線所在，嚴令各部必須約束行為，不得節外生枝。
於是，一九四六年的中國戰場上，出現了一幅奇特的景象：
曾經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如今正在大規模地、沉默地退去。
而在他們身後，中國的軍隊則保持著警惕的監視，像沉默的群山，注視著這一切。
佔領區的中國百姓，心情複雜地看著日軍離去，既有一種擺脫壓迫的解脫感，也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迷茫。
隨著夏季的過去，秋風再次吹拂華夏大地，日軍的撤退行動也接近尾聲。
一船船的日軍士兵和僑民，從大連、青島、上海、廣州等主要港口離岸，駛向茫茫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