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父，那按照您的意思，我們國家要先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然後才能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咯？”肖建魁發出了靈魂提問。
“是啊，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真的繼續不下去了麼？”胡青松也問道。
“你這就是一道知易行難還是知難行易的題目。”李旭東說道。
“想要社會主義事業繼續下去，光靠自己努力肯定不行。五十年代我們接受蘇聯的援助，對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有很大的幫助，這點沒錯吧？”
“嗯，那是自然，當初好些專案都是蘇聯的同志幫我們建立起來的，雖然後來他們撤走了所有專家。”謝冠軍答道。
“那麼現在我們有歐美這些國家的援助貿易，會不會幫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呢？”李旭東繼續問道。
“嗯，肯定會有幫助的。”文建平搶答道。
“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資本家來華夏投資，他們的目的都很明確，那就是賺錢，這點也沒錯吧？”
“嗯，沒錯，蘇聯逼著我們還債的日子還歷歷在目呢。”鄭桐說道。
“如果放開全部的行業，我們內部的國有企業能承受外國品牌的衝擊嗎？如果我們開放有限的行業，讓衣食住行中的衣和食在市場充盈起來，老百姓過上吃飽穿暖，甚至是過上小康生活，能不能行？”李旭東繼續問道。
衣食住行四大行業裡，衣服和食品是最簡單的，也是最容易讓人得到滿足感的，帶動的行業雖然不多，但這也是最容易讓上面透過的。
“行，當然行啊。只是師父啊，您剛才說的投資可不是這兩個行業呀。”鄭桐疑惑地問道。
“在一道行政命令就比法律還厲害的華夏，我能保證我的投資能到位，誰來保證我的權益不被侵犯？在沒立法之前，不僅是我，所有投資人都只敢小打小鬧。真把高科技送到內地，老美隨便找個藉口就能對我家進行制裁。我家落不了好，國家同樣要回到被孤立狀態。”
“哦，您的意思是要讓別的資本家先進來，做第一隻螃蟹，等螃蟹多了，您再進來，對吧？可政府隨時都可以反悔的呀。”謝冠軍說道。
因為一些歷史原因，在所有的富豪圈中，華夏政府的可信任度非常低，大家都覺得沒有保障，不太敢來大陸投入巨資。
“所以才要立法啊，不立法，說了算的是政府，立了法，政府違約，還有國際法，還有國際法庭嘛。除非政府又想回到徹底被孤立、被封閉的狀態。只有財務自由的國度，富豪們才會願意去投資。財務自由不是不受監管，而是指擁有成熟的市場和金融體系。”
“哦，您不會是想催熟咱華夏的市場和金融體系吧？咱內地沒有這個條件，政府也不會答應的”謝冠軍說道。
“現在肯定還不是時候，你們還沒長大，還沒成熟。但是要和國際接軌，一部分市場總會要開放的。”
李旭東沉聲道：“市場就好比是賭桌，魚龍混雜，只要開放市場，我們就必須上桌。坐在我們周圍的大多都是浸淫多年的賭王，只有你們是個連賭博規則都沒搞清楚的小菜鳥。想要贏，想要不吃虧，不是不上桌，而是主動和他們中的一些頂級賭王交朋友，當盟友，向他們學習，把他們的本事都學到自己手裡。”
沒辦法，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太多不足之處。
改革初期實行“計劃”與“市場”並存的雙軌制價格體系，即同一商品有計劃內低價和計劃外市場價。這雖然緩解了轉型陣痛，但也催生了“官倒”現象——掌握資源分配權的官員或其親屬透過倒賣批文牟取暴利，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加劇了腐敗。
“利改稅”改革雖試圖規範企業與國家的分配關係，但國營企業所得稅率過高導致企業難以承受，最終被“承包制”取代。
這種“包死基數、超收多留”的做法使稅收失去剛性，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持續下降，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市場機制尚未真正建立，生產資料分配仍由行政主導，導致“採購員滿天飛”與“產品積壓生鏽”並存。儘管上海等地嘗試建立展銷市場，但整體上市場調節作用有限，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突出。
城市的改革不順利，農村的改革也好不到哪裡去。
隨著“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瓦解，原有的集體服務體系崩潰。農民組織化程度大幅下降，導致農田水利、機耕道等“共同生產事務”難以組織，農業基礎設施維護陷入困境。
家庭承包制釋放了生產力，但分散的小農戶在市場中缺乏議價能力。當農產品價格受制於國家收購價或市場波動時，農民雖增產卻難增收，甚至出現“打白條”等政府拖欠收購款的現象，嚴重挫傷生產積極性。
集體經濟的消亡不僅削弱了經濟功能，也導致合作文化、集體意識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崩潰，幹群關係惡化，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隨之而來。
導致這些問題出現的真正原因還是在於宏觀治理與來自社會層面的挑戰。
因為缺乏整體性、前瞻性的理論框架，政策常在“放”與“收”之間搖擺。制定政策的領導意見不一致，導致制度銜接不暢，甚至出現政策混亂。
怪誰？誰又不是意難平！為了一個信仰苦苦支撐一生，為了一個信念揹負一生，到頭來，發現被這信念所背叛，誰不覺得悲哀？誰不想堅持走回老路子？！
華夏全方位落後西方國家太多，想要全盤追趕上去，壓根就不現實，要錢沒錢，要技術沒技術，除了必要的國防工業，只能從最基礎的來料加工業著手。
“師父，有您帶著我們，那肯定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咯。”肖建魁討好道。
“我？你們就別指望我了。你們試想一下，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要內需有內需，又有低廉的人工，若要崛起，誰不忌憚？誰又會不防備著我們？所以你們有你們的任務，我有我的任務。”
這世界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國與國之間也沒有甚麼永遠的友誼，一切都要靠利益說話。
一個人要想富，得走夜路，耕瘦田，進窄門。
一個國家要想富裕，想要強大，除了走上正確的道路，還得韜光養晦，透過?增強自身實力的同時，構建可被接受的國際形象與合作模式?。
除此之外，李旭東還想在國際地緣政治上做點文章，在關鍵節點上製造一些地緣摩擦，讓西方強國無暇顧及華夏的發展。
說實在的，一個大國想要崛起，不張揚、不稱霸、不搞對抗的自我約束?，保持戰略清醒、避免情緒化對抗，都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關鍵。
歐洲國家在語言、宗教、法律和政治制度等方面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共通性，這為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民眾對“歐洲”身份的認同感逐漸增強，支援更緊密的合作。?
美蘇冷戰的兩極格局使西歐國家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壓力。一方面，蘇聯及東歐陣營的軍事威脅迫使西歐國家尋求集體安全；另一方面，老美的主導地位也促使西歐國家希望透過聯合來增強自身獨立性，減少對單一超級大國的依賴，提升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華夏儘管實力不強，一直遊離於美蘇之外，又處在科技封鎖、金融圍堵、地緣施壓不斷升級的環境中，但民眾悍不畏死，又有龐大的內需要求，如果能少走一些彎路，二十年時間內成為亞洲的領頭羊，李旭東這輩子也就沒白穿越。
人總得有個崇高些的理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是的，這年月的教育，都是默默奉獻和理解萬歲，就連在馬路上撿到一分錢，都要交給警察叔叔。至於叔叔同志揣沒揣進自己兜裡，那就不知道了。
總而言之，李旭東是個老思想，從來就沒被精緻的利己主義矇蔽心智，一心想的還是為國為家做貢獻。至於這幾個臭小子，等他們英語完全過關了，直接扔到華爾街那大染缸裡去，那裡的金融家們都是惡棍中的精英，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十毒俱全，會不會帶壞這幾個江湖小白，那就不是他的事了。
李旭東處理完這邊的事，那邊陳雪茹她們幾個也討論得差不多了。當然，具體的數額沒法統計，只能粗略的按照公司的市值估算個大概出來。
“爺，我們估算了一下，咱們家的家底兒應該過四百億了，美元！只多不少！”陳雪茹說這話的時候，驕傲全寫在了臉上。
財富的流動有三種境界。
第一個境界是：人求財；人求財；人求財。第二個境界是：財富是人與人共享的；第三個境界是：財富主動尋找合適的人。
這麼些年的經營，家產一直呈現幾何倍數的增長，即使在全球金融環境不算好的年份裡，不僅李家所有的公司在盈利，跟在他們家身後的那些富豪們也取得了不錯的收益。
“嗯，辛苦你們幾位巾幗英雄咯。咱們李家也算得上是華人中最有錢的那一撥了，等啥時候咱們家能操控的資金夠得上萬億美元級別，就可以和羅斯柴爾德家族比美了。”李旭東雖然不忍打擊陳雪茹，但還是說了句大實話。
“啊！他們家有那麼多錢？您不是說他們家在二戰中元氣大傷的麼？怎麼還能有如此多的財富啊？”不等陳雪茹發問，婁曉娥就搶先問道。
“元氣大傷不等於大敗而歸，他們家在歐洲的地盤太大了，在德國虧損的，在英國找回來，不是很正常的事麼？他們最大的錯誤是沒把阿美莉卡當成大本營，要不然，他們家咳嗽一聲，歐美都得地震。”
一個老牌歐洲家族的底蘊遠不是李家能比擬的，18世紀末，人家家族在德國創立的歐洲金融世家，以跨國銀行業務為核心，涉足貨幣兌換、政府債券及礦產資源投資。在19世紀透過滑鐵盧戰役債券操作、普魯士政府國際貸款等積累財富，參與蘇伊士運河、西班牙水銀礦等專案投資。
五個兒子分駐法蘭克福、倫敦、巴黎、那不勒斯和維也納，形成跨國金融網路，歐洲所有國家沒錢的時候都找他家借錢，就連洛克菲勒家族發家，都是找他家貸款的，可想而知他家早已經富可敵國了。
其實錢多到了一定的程度，想要敗光，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後世那甚麼山西鋼鐵大戶的掌門人李海倉的兒子李兆會，身家一百多億美元，是他敗光了這麼多身家嗎？相信裡面的隱情有不少吧。
“哼，有啥了不起的，咱們家才多少年就到了幾百億的規模，要是再過二十年，咱們家的財富追上他們，也不是沒可能的事。”陳雪茹傲嬌又不服氣的說道。
“呵呵，傻瓜，到了咱們這個規模，需要的就不是錢了，而是要看咱們對一些國家施加的政策有多大的影響力。”李旭東笑著說道。
決策參與者指的是參與系統決策活動的相關人員。
廣義上包含主要決策主體、非主要決策主體、核心決策主體、一般決策主體及相關工作人員，狹義特指參與決策但不擁有最終決斷權的人員，通常情況下采用狹義概念。
根據現代決策理論，系統決策是複雜的多人協作智力活動，需由主要決策主體領導並吸納多方參與以保證科學性與民主性。
老美為甚麼那麼維護猶太人種？還不就是所有參與決策的議員都被猶太人種贊助了，才會一心一意的幫他們說好話，以致一直以來的OK手勢都被禁用的麼。
“那咱們家也不差啊，誰家裡能有幾個國王，還不就是咱們家啊。”婁曉娥接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