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內，對於法治和義務教育的建議，幾個徒弟都十分認同李旭東的看法，可對李旭東說要模糊改革的性質，他們都有些不太樂意。
“這市場經濟肯定是要放開的，放開了市場，就等於引進了競爭機制，可要達到全民富裕，又該怎麼辦到呢？”胡青松摸著後腦勺問道。
“放開市場，引入競爭機制，那內地的那些工廠咋辦？機器全換成國外的，可能嗎？咱華夏哪來那麼多外匯購買機器啊。”文建平反問完，還小心的看了李旭東一眼。
“你這個全民富裕是指吃飽穿暖，還是像國外一樣，自己有房有車？”謝冠軍反問道。
“甚麼叫全民富裕？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你好逸惡勞，睡到日上三竿，他精明能幹，起早貪黑的勞作，你花錢大手大腳，他精打細算，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瓣花，你喜歡吃喝玩樂，他樂意省吃儉用，同樣多的錢，你花的快，他存的多，你敗光了家底，賣房賣地，他積累了家財，頭腦又靈活，賺了錢就買地，最後你成了佃農，他成了地主，怎麼可能做到全民富裕？”
鄭桐是學問最高的，也是經歷最多的，在當知青的那幾年，他對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全民富裕不是我們討論的範圍，我們要改革要開放，就必須要引入國外的投資，這些資本家能在內地賺錢，那咱們內地人能不能開辦企業，做個民族資本家呢？如果國家不允許，那憑甚麼國外的資本家能投資，內地人不能？如果允許私人開辦企業，那國家算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呢？”
李旭東不等大家回答，繼續說道：“我們都是凡人，自私自利就是我們的本性，自己的東西和公家的東西不是一個概念，我的就是我的，我不同意，你不能要求我拔一毛而利天下，所以我們都有私慾。”
“在沒有進入發達國家之前，我們一味的計較姓資還是姓社，我認為這是毫無意義的。這次內地的改革停滯，就是計劃經濟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咱們的人口巔峰還沒到來，十幾億人，人吃馬嚼，全靠計劃經濟完全不現實，畢竟現代工業文明和咱們建國時期的工業力量完全是兩回事，所以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就非常重要了。”
“呃，咱內地有這種當民族資本家的人嗎？”謝冠軍問道。
“知道落葉歸根麼？好些建國時代跑出去的民族資本家雖然年紀大了，但他們心裡想的就是內地的家鄉，如果有好的政策能夠保持二三十年不變，那些僑胞會到內地去投資的。我也是老派人，不願意離開家鄉，才會為內地出謀劃策。如果內地同意我辦公司，不說多了，搞幾家能安置三五十萬個工作崗位的公司，還是沒啥問題的。”
不是李旭東自負，一家汽車製造廠，一家造船廠，一家半導體公司，能安置的工人雖然不多，但其配套的工廠需要的工人就多得很了。
“三五十萬個工位？師父，您沒弄錯吧？”胡青松張大了嘴巴問道，不是他一個人驚訝，而是大家全都驚訝得很，內地一個掃大街的臨時工，得花幾百才能得到這個崗位，正式工工作崗位根據分工不同的原則，價格為八百元到一千貳佰元。這要是收錢賣工作崗位，得賣多少錢吶。
“一家汽車廠製造汽車，需要的鋼材、鋁材、硬塑件、玻璃、線材等等，哪樣不需要配套？要是建個能造十萬噸級的造船廠，不說港口、船塢、船臺等等，就是需要的鋼材，那也是個天文數字。至於半導體公司，你們想想，未來是電器的時代，是電腦的時代，電子元件就是未來。這樣的朝陽產業，又是密集勞動型的產業，有這三家工廠，安置下幾十上百萬工人，多麼？”
從老美和小日子回來，這些徒弟的眼界開啟了，知道李旭東說的都是大實話，可現實問題是內地究竟允不允許大陸戶籍的人開辦工廠，畢竟這涉及到政治問題。
“多倒是不多，但是師父啊，您為甚麼不當個海外僑胞呢？當了僑胞，您在內地的投資不就可以繞開這個姓資姓社的難題了麼？”謝冠軍對政策倒是十分了解。
“海外僑胞就是無根的浮萍，與其在國外當個二等公民，為甚麼不堂堂正正做個華夏人呢？總不至於外國人能在華夏做的事，沒道理不準咱國人去做吧？難道在咱自己的國度裡，外國人是一等人，咱華夏人是二等公民不成？沒道理的事情！”
“再說華人在海外經營也有兩百年的歷史了，為甚麼沒有一個華人成為知名的大富豪，是我們華人不夠優秀麼？顯然不是！這裡面的細節等過完年我在和你們細說。總之，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作為靠山，我們即使成為了海外僑胞，一樣要被人欺侮。”
“內地想要發展，接受海外投資的問題就遲早要解決。我這麼做，不過是自己解決不了難題，那就把難題上交轉移，讓別的領導去頭痛吧。”
選擇發展，走出自己的路，還是堅持按照蘇聯的模式走，上面總得有個定論，不然華夏特色社會主義哪裡來喲。
不改革，華夏的四個現代化就會停滯不前，社會就得不到發展，就會成為一潭死水。
改革，需要大量的熱錢湧進來投資，熱錢從哪裡來，還不是資本家帶來的麼，沒有利益，熱錢憑甚麼進入華夏，既然國外的資本家能進內地投資，沒道理內地的人不能進行投資活動吧。
按資分配也好，按勞分配也好，都是在追求效益，同時也在維持一種平衡。
這種平衡有個好聽的名字，叫做“公平”。
公平和效率的關係，就像是一個蹺蹺板上的兩端，注重公平，效率一定會受打擊；關注效率，就別指望能有太多公平。
為甚麼馬克思和列寧提出，資本主義之後才是社會主義呢？
說到底，還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
人類的生存是需要物質基礎的，我們不能憑空設想出一種社會制度，然後強行安排一切事物都能在這個制度下有序發展。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公平，其實現的前提在於你得先有效率，才能再考慮犧牲多少的問題。
回歸到現實，全社會公平的實現，也勢必要建立在很高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大家能夠相對容易的過上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才能去考慮如何實現普世性的公平。
新華夏建立之初，大家抱著極大的熱忱去建設祖國，也幻想能夠跨越資本主義，直接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但是很快大家就發現了，很多人吃上了大鍋飯，就不再願意繼續努力搞創新搞生產了，這是規律，也是人性。
當時的人民之間確實也沒啥矛盾，你有破褲衩，我有爛拖鞋，誰也別羨慕誰，大家窮的整整齊齊的，稍微來個有點威脅的天災人禍，大家就只能一塊兒捱餓等死了。在這種物質水平下談公平，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只有透過弱化意識形態的束縛，面對生產力低下的現實，在部分領域裡有條件有節奏的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啟用經濟動能，才能實現華夏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奇蹟。
“師父，我算是見識了啥叫糖衣炮彈。不過您就不擔心您剛在內地投完資，國家就把您的投資收歸國有嗎？畢竟這樣的事之前就發生過。”謝冠軍問道。
早兩天李旭東就給他們講過歷史總是不斷在重複，如果這重複的歷史在李旭東投資內地之後發生，謝冠軍都不知道自家師父這行為是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還是叫“在同一個地點摔倒兩次”了。
“呃，師父啊，您這是想讓內地走資本主義道路啊。”胡青松憋了好久，終於忍不住說道：“我們的前輩好不容易建立了新華夏，就是想要消滅剝削，讓大家都過上公平公正的好日子，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那些為了共產主義理想而犧牲的前輩們不是白死了麼？”
“我們走了這麼些年的社會主義道路，批資鬥休，和西方歐美國家為敵，還活成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另類，內外無援，還有餘力發展下去麼？再不開放搞活，不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裝置，咱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拉越大，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就將因為沒有足夠的工業文明而成為全天下最大的笑話。”鄭桐搖頭說道。
幾千年的封建農耕社會讓農民同志習慣了長久以來的農耕生活，土地是自己的，那就精耕細作，土地不是自己的，那就把自己當做佃農，只要餓不死就行了。
可真正見識到國外高科技的外交人員和因公出國的同志心思就完全不同，有報國心的同志看在眼裡痛在心裡，真心希望自己的祖國能真正做到超英趕美，私心更重的就想著做個黃皮白心的香蕉人。
“呵呵，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一個一窮二白的人想要成為富豪，自身努力是必須的，但除此之外，沒有貴人提攜，你就永遠只能在泥地裡打滾。以前是蘇聯拉了我們一把，現在是歐美遞來了橄欖枝，抓住了機遇，我們就能實現經濟騰飛。”
“但是咱們不能一邊享受著他們資本的援助，還不讓他們拿到投資回報吧？既然國外的資本家能做，那咱們是自己人，為啥自己人卻不能做呢？”
甭管悖論不悖論，資本主義是我們給他的叫法，他們自己叫民主社會。
另外概念也要搞清楚，我們現在的社會還是私有制社會，我們說的公有制是指公有國有企業，這和馬克思的公有制社會是兩個概念。
至於社會主義這個詞，也有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們的社會還不是馬克思說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只是一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它的基本範疇都還屬於資本主義經營的範疇。
“效率和公平是兩種制度的基本結構，但不是框架裡的最核心的元素。說到底不管甚麼制度甚麼社會還是得面對財富分配的根本問題。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能坐在一起空談甚麼理想，社會進步得靠生產力發展和推動。”
“作為兩種社會形態和制度，各有優缺點，人類文明程序也證明了前進方向上的反覆，趨勢是更改不了的。資本主義的核心在於資本的私有化，社會主義的屬性決定了全民的需求基本兜底並逐步提高。”
“十年前的階級鬥爭意識依然存在，只是被公平正義抹平了，如果不在發展中繼續解決系列問題，就會繼續出亂子。”
李旭東的話引得大家一陣沉默，社會不進步，生產力發展不上去，再崇高的理想，也得被現實的大海冷冷拍下。一味的爭論姓資姓社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關鍵還是得發展生產力。
“師父，按照您的說法，這社會主義咱們就實現不了啦?”胡青松問道。
“公有制為主體，並不是指所有的都得是國有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點你們都能認識到吧？”李旭東問道。
眾人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物資匱乏，對物資的需求就成了大眾之間的矛盾。
“人類的生存是需要物質基礎的，我們不能憑空設想出一種社會制度，然後強行安排一切事物都能在這個制度下有序發展。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公平，其實現的前提在於你得先有效率，才能再考慮犧牲多少的問題。回歸到現實，全社會公平的實現，也勢必要建立在很高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大家能夠相對容易的過上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才能去考慮如何實現普世性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