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章 除了反映生活，還該有甚麼作用？
約翰羅德里格斯的《紐約時報》報道見報當天，愛荷華大學東亞系教授金介甫就找到了蕭潛。
這位以研究沈從文聞名的漢學家，手裡攥著報道剪報，語氣裡滿是急切：“蕭，我必須讀到《紅綢》原文——報道里說它‘解構戰爭敘事’，這正是西方漢學界忽略的中國現代文學特質。”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是美國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家與翻譯家。
並非華裔或者華僑，而是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
金介甫與沈從文研究的結緣，始於 1972年哈佛大學求學期間。
當時，他受導師推薦閱讀沈從文《邊城》，被其筆下湘西的文化肌理與人性深度吸引；又透過夏志清《中國現代文學史》及哈佛圖書館藏的民國文獻，發現沈從文在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重要文壇地位，與國內文學史對其邊緣化的定位形成強烈反差。
這一發現，成為他深耕沈從文研究的最初動力。
前年，他以博士論文《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可以說整個美國他都是對漢文化最瞭解的一撥人。
他深深的好奇著，這樣的中國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能寫出現代化的作品？
這不科學！
蕭潛微微一愣，說實話他對許成軍並不算了解。
1979年2月，中國作協正式為蕭乾正名，這也使他能夠重新活躍在大陸文學圈。
同年8月，他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聶華苓夫婦的邀請赴美訪問。
所以他與許成軍在國內聲名鵲起的階段並沒有重迭。
甚至在和美國記者說完“許成軍《紅綢》”之後，他還有些隱隱的後悔。
如果這是個酒囊飯袋呢？
好在記者採訪之後他就立刻讀了許成軍的《紅綢》。
想起三天前面對美國記者的猶豫，蕭乾不禁失笑。
當時他怕許成軍撐不起“堪比世界名篇”的評價。
《紅綢》的好，不在“堪比誰”，而在“成為自己”。
它有沈從文筆下的“人性微光”，卻比《邊城》多了時代的重量；有魯迅筆下的“清醒”，卻比《狂人日記》多了份對未來的期許。
“要是從文先生還在文壇，怕是也要為這年輕人當旗手。”
當時，蕭乾拿起鋼筆，在空白處寫下和王盟在不同時空卻又論調相同的評價。
“20歲能寫出‘記憶的重量’與‘未來的溫度’，此子可畏。《紅綢》之妙，在‘不偏不倚’——不迴避戰爭之痛，不放棄人性之暖；不否定時代之重，不淹沒個體之輕。中國現代文學，總算有了敢‘破局’的新人。”
面對金介甫的不斷詢問，蕭乾也是無奈，只得拿出從學生那要來的《清明》原稿。
“Kinkley，說實話，我對許成軍其人並不足夠了解，我只能把他的作品給你。”
金介甫翻了個白眼：“shit，我就知道，但你說他的作品堪比名篇！”
蕭乾：“這我確定啊~”
我剛看的~
金介甫：“好吧，我回去看看這個許成軍能寫出甚麼！~”
等會~
“holi shit！這作者才20歲！蕭，你雖然比我年長，但是也不能逗我玩吧！”
蕭乾：“嘿！Kinkley，眼見為實，甚麼時候以年齡論高低長短了！美國最近不出了不少聲名鵲起的年輕作家麼！”
金介甫：“你們的社會形態就很難出天才好嘛！算了，我看看他的作品！”
一回到家。
金介甫就把許成軍的《紅綢》忘到了一邊，等忙完了第二天的教案，看著桌面的畫著紅綢的《清明》封面。
鬼使神差的拿起了這本書。
‘我大概是瘋了！會相信20歲的中國人能寫出世界名著！shit！’
結果，他越看越是入迷。
這戰爭還能這麼寫？
雖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作者對於戰爭的描述，
比如約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揭露美軍內部“用規則套牢士兵”的荒誕。
庫爾特馮內古特《五號屠場》以美國士兵比利的“時間穿越”視角，碎片化呈現 Dresden大轟炸的殘酷，沒有英雄衝鋒，只有士兵在廢墟中撿假牙、躲在屠宰場冷藏櫃裡求生的荒誕場景。
《紅綢》依然是在塑造英雄，但是英雄有血有肉。
英雄是這場戰爭背後的每一個個體。
英雄來自人民，偉大出自平凡！
更何況在其中，透過與阮文孝的映象視角，以“1965年你們幫我們打美國，現在為甚麼打我們”的荒誕。
不迴避戰爭的本質，不拒絕戰爭的核心。
用東方哲學塑造“小人物”的迷茫、恐懼、罪惡感，對抗了傳統戰爭文學的“崇高感”。
佳作!
不對，真的有機會成為名篇，這是世界瞭解東方的最好的渠道。
這是中國的現代文學。
金介甫覺得自己瘋了！他特麼竟然想要研究一個20歲的年輕人！
fuck！
我的沈從文呢！
為甚麼從我的腦海裡消失了！
接下來的半個月，金介甫幾乎住在辦公室。
沒事煩一下蕭潛。
讓他解釋一些這本書的“中國”內容。
他一邊對照字典逐字翻譯，一邊聯絡東亞系的翻譯團隊，還特意請蕭潛幫忙核對“三線建設”“貓耳洞”等中國特有的詞彙。
譯稿裡是“Unbroken Red Silk”的譯名。
1980年1月，金介甫帶著30頁譯稿初稿，參加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年會。
在“中國現代文學”分會場，他把《紅綢》與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並置分析：“海明威寫戰爭裡的逃離，許成軍寫戰爭裡的困惑，前者是‘西方英雄式’的反抗，後者是‘東方普通人式’的追問，兩者同樣深刻！”
這番話讓臺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輯瑪莎納斯鮑姆眼前一亮。
她負責“亞洲文學新銳”叢書，正愁找不到能打動西方讀者的中國當代作品。
散會後，瑪莎立刻攔住金介甫：“教授，我要全譯本！”
——
時間回到12月18日。
許成軍剛結束通話陳登科的電話，陳大主席熱切地跟他說了許成軍《清明》第二期取的的好成績。
首周，《清明》第二期全國賣出5萬餘冊。
後續隨著口碑發酵，尤其是王盟的公開站臺。
紅綢還有要持續發酵的架勢。
陳大主席話裡話外滿是“你這《紅綢》要火遍全國”的興奮。
他投資對了！
撥亂反正也是正嘛~
沒等他緩過勁，陳登科的電話又過來了。
說作家出版社、新華出版社、戰士出版社三家都找來了，想搶《紅綢》單行本的出版權，條件優厚！
這1979年，能讓三家出版社主動遞橄欖枝的青年作家，許成軍還是頭一個。 其中，戰士出版社更是給出了承諾，如果交給他們印刷，部隊會直接預訂5萬冊，發放全軍。
5萬冊！
這幾乎已經是一個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能取得的相對好的成績了。
1979年，葉君建的長篇小說《火花》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印數才為 2.2萬冊。
不過許成軍也沒著急答應。
《清明》還得在全國再賣一陣，才可能出單行本。
下午，許成軍應華東師大徐忠玉教授的邀約前往華師開一次講座。
以作家的身份。
介紹創作經驗和分享創作思路。
題目自擬。
徐忠玉教授本來與許成軍也是萍水相逢，但是jyb委託華師中文系舉辦全國高校中國文學批評史骨幹教師訓練班，徐忠玉教授遍請全國名家如郭紹俞、程芊帆、錢鈡聯、吳祖緗、王員化等來談他們擅長的學問和課題。
王員化推薦了許成軍。
於是月初，徐忠玉教授親自來到復旦拜訪朱冬潤，並提出邀請章培橫、許成軍參加訓練班。
徐忠玉教授是中文系主任，今64歲。
一些觀點其實是和朱冬潤相左的。
但是，和許成軍一見面就詳談甚歡。
當著朱冬潤和章培橫的面，徐忠玉也提到他的一些關於文藝創作的想法。
徐中玉提到：“隨著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深入展開，人們將越來越明白，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包括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而最富有實踐經驗的人民群眾無疑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定者。”
朱冬潤和章培橫對於這樣的話題不是很感興趣。
這不是他們的研究領域。
作為關門弟子，許成軍自然該站出來得站出來。
許成軍：“徐先生您提出‘群眾是文藝權威評定者’，這在當下是打破文化專制的關鍵。但從長遠看，‘實踐檢驗’或許不止於‘作品是否符合群眾當下審美’，更該包含‘作品能否經得起時間裡的實踐迭代’。
比如1979年群眾喜歡的反思類作品，到了20年後，年輕人可能會從‘歷史記憶’轉向‘個體價值’的追問，若作品只停留在當下的情感共鳴，未留下思想留白，可能會在新的實踐中失去生命力。”
徐中玉眉頭微蹙，指尖輕叩桌面：“你說隨著時間迭代有道理，但群眾的評定如何跟上這種變化？總不能讓一部作品反覆接受檢驗吧？”
“這就需要把群眾評定從被動反饋變成主動參與。”
許成軍語速放緩:“您看現在，群眾多是透過報刊評論、劇場掌聲表達意見，可未來會有更具體的渠道：比如在工廠、學校設‘文藝議事會’，讓工人、學生直接和創作者對話，不僅說‘喜歡甚麼’，更說‘需要甚麼’；
甚至創作者會和群眾一起生活，讓作品裡的實踐，本身就是群眾參與的結果。這樣的檢驗，就不是作品完成後找群眾打分，而是群眾和創作者一起完成實踐。”
徐中玉眼中閃過亮光，身子微微前傾：“那你覺得，文藝在這種共同實踐裡，除了反映生活，還該有甚麼作用？”
“是賦能實踐。”
“賦能？”
許成軍語氣堅定：“1979年大家盼著改革開放，可很多人對‘改革’是陌生的——農民怕包產到戶不穩，工人怕工廠改制丟工作。這時文藝不該只寫‘改革多好’，更該寫農民糾結時的猶豫、工人轉型時的努力，讓群眾在作品裡看到自己，明白‘改革的實踐裡有我的身影’，進而敢去嘗試新的生活。這時候‘群眾評定’的標準，就從‘好不好看’變成了‘能不能幫我更好地活在時代裡’。”
徐忠玉一時間為之折服：“許同志的思路真的出奇不易，眼光長遠。”
許成軍：“我只是站在像您和老師這樣的巨人的肩膀上。”
徐忠玉：“成軍同志，我鄭重的邀請你參加明年3月的訓練班，同時邀請你來華師進行一場關於文藝作品賦能實踐的講座。”
人捧人高。
到華師校園一行，許成軍還帶個小跟屁蟲。
許曉梅近來學習漸入佳境。
兩耳不聞窗外事。
許成軍主張勞逸結合，在講座之前，徐忠玉教授提到華師下午有一場上音交響樂團的交流演出，給了他兩張門票。
許成軍第一時間就想著把這妮子帶出來見見世面。
一直在圖書館悶著看書也不是個事。
“哥，交響樂有啥好聽的！我得學習！你帶嫂子來就行了，叫我幹嘛！”
“我都快兩週沒見你了，別老悶頭學習，回頭咱媽再說我虐待你！”
“誒呀！不能啊！”
“行了，出來都出來了，聽聽吧~當給哥個面子？”
許曉梅撇撇嘴：“你的面子可沒有我的服裝設計夢大！”
這邊許曉梅不停的嚼著舌頭。
那邊，郭豫是帶著孫禹到東校門接許成軍。
孫禹跟著徐中玉見過許成軍，他是徐中玉門下首批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生。
說起來，徐中玉教授今年9月首創“文學作品可替代畢業論文”制度，培養出趙麗宏、孫禹等作家，催生“華師作家群”。
年初孫禹完成短篇《年輕的朋友》，發表於《收穫》1979年第 3期，靠著這篇作品順利入校。
和許成軍的經歷有些相似之處，對許成軍也是一直是舊聞大名，未見其人。
郭豫是是華師中文系副教授，明清文學與文藝理論研究者，也是著名的紅學家。
他對徐中玉安排的事並不知情，屬於臨時被拉了壯丁。
徐忠玉有事，不好親自來接。
孫禹分量跟許成軍不夠對等，拉個46歲的副教授就看起來適配點。
中國社會對於人情往來的事安排的還是明明白的。
孫顒比郭豫適要激動些。
見遠處兩個人影走來，前面那位穿淺灰色夾克的男子身形挺拔，身後跟著個扎馬尾的姑娘。
他立刻湊到郭豫適耳邊：“郭教授，瞧著該是許先生了！”
郭豫適點點頭，率先迎上去，臉上堆著溫和的笑：“這位想必就是許成軍同志吧？我是中文系的郭豫適，忝任副教授，徐中玉主任臨時有個會走不開，特意讓我來接您。”
他伸出手，目光落在許成軍身上時帶著幾分好奇，今日一見，倒比想象中更顯沉穩。
許成軍趕緊握住他的手，力道適中：“郭教授客氣了！勞您特意跑一趟，我該登門拜訪才是。常聽人說起您的紅學研究，尤其是去年那篇《評“紅學”研究中的主觀唯心論》，我讀了好幾遍，您提出的‘文字客觀闡釋法’，真是戳中了前些年研究的要害。”
這話一出，郭豫適眼睛一亮。
面對搞文學研究的大佬，甚麼是最好的馬屁？
當然是高手互相吹水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