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楓回到家，洗漱完畢，坐到了電腦前，右下角又彈出了《南京！南京！》的彈窗廣告。
林楓看著廣告，皺了皺眉，決定做些甚麼。
他開啟自己在豆瓣部落格的賬號，在上面敲下了第一行字：《歷史記憶的背叛！》
“前兩天，我在最新一期的《電影週刊》上看到了的關於路川《南京！南京！》的專題報道。
其中《電影週刊》責編胡先生將這部電影吹得天花亂墜的，尤其是胡先生還說了這麼一件事兒：路川在剪片子之前，邀請王碩來觀看，王碩評價道：‘把前面剪去一半，就是世界名片兒。’
都被吹成這樣了，怎麼可以不看？
於是，我抽出了兩個小時，在天恩院線的一家影院看了這部‘世界名片兒’。
結果，我能肯定，這是我近期做的最後悔的一件事。
我為我那兩個小時的時間和雙眼感到抱歉，我對不起它們。
如果，胡先生在《電影週刊》上說的事是真的，我將嚴重質疑胡先生以及王碩的鑑賞力。
如果這樣一部電影可以被稱之為‘世界名片兒’，那今年初柏林電影節的開幕影片《拉貝日記》就是‘宇宙名片兒’。
我無意拉踩，但看了這部影片，我終於相信了網上的傳言，《尋槍》早已被姜聞那傢伙奪權，《可可西里》是對著模板的‘臨摹’。
《南京！南京！》最大的問題在於它透過藝術虛構嚴重扭曲了歷史真實。
影片主人公角川，一個畢業於教會學校、對戰爭充滿‘困惑’的日本士兵。
路川解釋這一角色的創作靈感來源於《魏特琳日記》中記載的一位曾上過教會學校並表達過厭戰情緒的日本兵。
然而，在真實歷史上，從來沒有找到這樣對應人物的證據，這無疑是對歷史真相的嚴重誤導。
真實的歷史是甚麼樣的？
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軍隊是一支高度組織化、系統化執行屠殺命令的軍事機器。
他們的暴行並非個別士兵一時衝動的結果，而是基於‘中國人是低等民族’的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有組織犯罪。
當年的日本侵略軍的行為，超出了一般所說的戰爭範圍：戰爭並不需要虐殺俘虜，完全無視國際公約那樣去做，應該說是源於某種意識形態。
影片對角川的塑造，恰恰掩蓋了這一關鍵的歷史本質。
更值得質疑的是角川的‘人性覺醒’與自殺結局。
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敘事幾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
影片將這樣一個虛構的、缺乏歷史依據的角色作為敘事主線，實質上是對歷史真相的背叛。
從影視創作角度看，藝術確實需要虛構與創造，但當處理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歷史悲劇時，藝術虛構必須服務於歷史真實的傳達，而非相反。
《南京！南京！》的問題不在於它使用了虛構手法，而在於它的虛構扭曲了歷史的本質。
當路川將鏡頭過多地對準這個‘良心發現’的日本士兵時，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屠殺本身的殘酷性和系統性。
我記得影片中有這麼一段。
當100名‘自願’舉手的中國婦女被‘安全’地送到日本兵‘慰安所’時，日本長官還很有‘人性’地宣佈了很富有‘人性’的‘慰安所’‘管理規則’——不準鬼子兵隨便強姦中國女人。
他宣佈：每個士兵‘享用’女人都必須付錢！日、朝女人每個5塊錢，中國女人每個2塊錢，‘享用’時間每個人15分鐘......！
‘慰安所’成了‘正規’的妓院，中國婦女成了拿錢的‘妓女’！
在他的片子裡，日本鬼子對無數中國婦女的‘強暴’被他表現為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等價交換’！
路大導演，難道您真的沒有看到這樣的史料？——日本鬼子當年在南京時，無論在任何場合，只要他們看見中國婦女都要象禽獸一樣立即姦殺她們。
日本鬼子可不管你電影中的那些‘享用規則’，而且，這些成千上萬的被姦殺的中國婦女包括七、八歲的女童和六、七十歲的老婦，還包括許多孕婦！
這樣的敘事陷阱，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我就不一一列舉了，這讓我噁心。
我想說的是，《南京！南京！》選擇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視角作為敘事主線，這絕非一個簡單的藝術選擇，而是一種蘊含深刻政治隱憂的敘事策略。
這種視角本質上要求觀眾代入侵略者的立場去理解這場大屠殺。
我去你瑪德！
我特別想盡量去了解路川的創作意圖，儘可能理解他的藝術表達。
終於，我在他之前宣傳時的採訪中找到了。
路川曾直言不諱地表達他的創作意圖：‘我們過去基本一直在哭訴屠殺的事實，我們習慣於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這樣的電影我們已經拍了60年了，但沒有影響過世界，影響過世界對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的認同。繼續把他們塑造成魔鬼於事無補。’
他甚至進一步表示：‘我覺得我們肩負著一個使命，就是要讓全世界接受這個事實，所以我們選擇一種能讓外部世界接受的方式來講述這個事件，選擇讓一個日本人去反思戰爭，讓他被戰爭壓垮。’
呵呵，這種表述無疑暴露了他的深層邏輯：為了所謂的‘國際接受度’，不惜犧牲歷史敘述的真實性與公正性。
然而，這種敘事策略在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認知的讓步。
它暗示著：只有透過侵略者的眼睛，只有讓侵略者自己‘反思’，這段歷史才能被世界‘接受’。
這不僅是對歷史真相的侮辱，也是對三十萬遇難同胞的不敬。
這到底是為甚麼？
我確乎不能夠理解。這就好像張純如在她的書中，永遠無法理解日本軍隊當年何以那樣虐殺中國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對中國人的塑造卻相對碎片化和表面化。
除了少數抵抗場景外，中國人大多以沉默、被動、等待被屠殺的形象出現。
這種對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不對等刻畫，無形中構建了一種扭曲的權力關係——似乎只有透過侵略者的‘人性覺醒’，被侵略者才能獲得救贖。
我去你瑪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