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7章 被打敗的人……
這段情節，讓沙龍里女人們對《太陽照常升起》的討論，第一次比男士們更加激烈。
羅斯柴爾德夫人每週四下午主持的文學沙龍，今天來了十二位女士，話題自然也是《太陽照常升起》。
一位年輕的太太拉圖爾夫人說：“貝爾特這是不忠。她有雅克，卻愛上那個鬥牛士，這不道德！”
她結婚才兩年，丈夫是有錢的亨利·德·拉圖爾侯爵，曾經在第二帝國時期擔任外交官。
另一位女士杜瓦爾夫人反問：“那雅克給過她甚麼？是咳嗽？是沉默？還是下午四點才醒來的作息？”
她是寡婦，已經四十多歲，丈夫夏爾·杜瓦爾曾經是高階軍官，最後戰死在了色當。
拉圖爾夫人一臉不忿：“但愛情是承諾！”
杜瓦爾夫人搖搖頭：“承諾需要兩個人守。如果一個人已經守不住了，另一個人為甚麼還要守？”
拉圖爾夫人更加憤怒：“你是為出軌辯護？”
杜瓦爾夫人則很冷靜：“我不是辯護，我只是理解。我丈夫死後，很多人勸我再婚。
我見過幾個男人，都是體面人。但他們說話時好像在唸寫好的稿子，微笑時像在履行某種義務。
我看著他們，就問自己‘我要和這樣的人過下半生嗎？’最後我選擇一個人過！”
年長的克萊爾·德·聖奧班夫人開口了，她丈夫是議員，她自己也出身名門，她的視角更“宏大”些——
“但這小說在暗示法國男人不如西班牙男人，這很危險！我們現在需要團結，需要重建民族自信！
而不是這種削弱男性形象的東西！”
年輕的馬蒂爾德·德·夏洛訥開口了：“但不看小說，還可以不看現實嗎？我很多同學的父親或兄弟就是雅克那樣。
她們在家裡看到的就是下午才起床的男人，是總在酒館的男人，是談起未來就含糊其辭的男人。
她們會怎麼想？她們會想要甚麼樣的丈夫？是像他們父親或者兄弟這樣的丈夫嗎？”
沙龍安靜了一瞬。
伊雷娜·蒙特雷夫人緩緩說：“我兒子就是雅克那樣，每天下午出門，凌晨回來。
我問他將來怎麼辦，他說‘別擔心，媽媽。’但我怎麼能不擔心？我看著貝爾特愛上那個鬥牛士，我竟然——
請原諒我的直白——我竟然為她高興。至少她看到了另一種男人，一種知道為甚麼而活著的男人！”
拉圖爾夫人依舊不服氣：“但那不是法國男人！”
這時候，沉默許久的羅斯柴爾德夫人終於開口了：“所以問題來了。為甚麼‘迷惘的一代’不能再是那樣？
為甚麼那些男人不能有那種‘堅硬的年輕’？是戰爭奪走的嗎？還是別的東西？”
沒人回答。
羅斯柴爾德夫人嘆了口氣：“我倒覺得，貝爾特愛上鬥牛士沒有問題，真正有問題的是是雅克的反應——
他沒有生氣，沒有競爭，甚至沒有表現出痛苦。他只是點頭，離開，好像這一切都理所當然，他早就預料到會這樣。
更好像他對自己說，‘是啊，當然，她會愛上那樣的人，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一個會讓女人愛上別人的人。’”
她頓了頓，才繼續說：“這種平靜的放棄，比憤怒更可怕。憤怒至少還有力量，放棄甚麼都沒有。”
這一番話，說得現場的其他女士們恍然大悟，紛紛向羅斯柴爾德夫人投去了讚歎的目光。
“全巴黎最懂文學的女人”，果然名不虛傳。
感受到眾人的注視，羅斯柴爾德夫人輕輕揚了一下下巴，寬大華麗的裙襬下，足尖也微微繃緊了。
伊雷娜·蒙特雷夫人點了點頭：“所以貝爾特對羅美羅的愛不是背叛，是開始尋找——
尋找那些‘迷惘的一代’身上找不到的東西！這是我們女人的本能，就像河流尋找大海，植物尋找陽光。”
這個論點也得到了普遍的贊同。
但上訴法院大法官的妻子朱莉·馬勒夫人不以為然：“可這樣，太悲觀了！”
這句話，讓沙龍又陷入了沉默，只聽見窗外傳來馬車聲和孩子的笑聲。
在巴黎，生活還在繼續，但沙龍里的女人們都知道，有些東西已經不一樣了。
戰爭過去十二年了，傷口沒有癒合，只是學會了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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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米歇爾大道的一家咖啡館裡，四個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
三十八歲的國民自衛隊老兵菲利普突然說：“……一切，都因為我們被打敗了。”
其他人都把目光投向他。
菲利普低頭看看自己的腿，那裡至今鑲嵌著一塊彈片。
他搖了搖頭，語氣低沉：“被打敗的人不會有羅梅羅那種平靜，被打敗的人總在懷疑——
剛才那步走對了嗎？剛才該開炮嗎？剛才該撤退嗎？即使戰爭結束了，懷疑還在。
它鑽進你腦子裡，住在那裡。你努力工作，它小聲說‘這有用嗎’。你大聲申辯，它小聲說‘這話有意義嗎’……
哪怕你得到了成功，它也在你的耳邊小聲說‘這能改變甚麼’。你擺脫不了，永遠。” 在市政廳做文書的亨利點點頭：“所以那個鬥牛士能喝水，我們只能喝酒。不是我們愛喝，是我們需要喝。
酒能讓那個小聲的聲音停一會兒。”——他也經歷過戰爭，並且永遠失去了一隻耳朵的聽力。
四十八歲的退伍炮兵中尉馬克看著報紙上那段：“羅梅羅身上沒有‘不知道’。他只有要做的事，和做了的事。
我們有要做的事嗎？上班，下班，領薪水，花錢，睡覺，再上班。這是要做的事嗎？還是隻是活著？”
沒人回答。
菲利普站了起來：“我今晚不喝酒了。”
“那幹嘛？”
“不知道，但先不喝了。我想試試。”
“試甚麼？”
“試試沒有酒，那個小聲的聲音會不會大得讓我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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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加羅報》的銷量突破了歷史記錄。
巴黎一切似乎照舊——咖啡館裡坐滿了人，酒館裡傳出嘈雜的音樂，街上馬車川流不息。
但《費加羅報》文學副刊的主編佩裡維耶知道，巴黎有些東西已經不一樣了。
在那些看報的人心裡，在那些談論小說的人嘴裡，在那些夜晚睡不著的人的沉默裡——
一個問題正在生長：我們為甚麼再也無法成為那樣的人？
不是成為“鬥牛士”，是成為相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並且能做成的人。
是無需酒精也能面對夜晚的人，是能讓女人感到確定、而不是失望的人，是能讓自己尊重自己的人。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問那個讓他們思考這個問題的男人。
“萊昂納爾·索雷爾，你為甚麼要逼我們思考這些？？！”
許多讀者覺得，自己在一天的工作、社交和政治焦慮之後，本就已經精疲力竭。
而文學本該提供他們對秩序安全感的滿足，對傳統價值的肯定，或者至少是個情感宣洩的出口。
但這部小說卻偏偏拒絕這一切——
它讓人物去看鬥牛，卻不告訴讀者該如何理解勇敢；它讓女人愛上鬥牛士，卻不譴責也不讚美；它讓主人公感受到短暫的振奮，卻立刻將他送回殘酷的現實……
還有一部分讀者，尤其是仍然堅信法蘭西會再次復興、征服歐洲的人，開始指責萊昂納爾“缺乏責任感”。
他們認為和普魯士人的戰爭剛剛過去十年，人們內心的傷口還沒有癒合，文學不應如此冷酷，還不給出答案。
《高盧人報》上一篇評論的標題就能代表這種觀點：《我們已經足夠迷惘了，索雷爾為甚麼還要讓我們迷惘？》
在他們看來，萊昂納爾有意剝奪這些法蘭西公民最後一點精神上的支撐，對筆下人物的殘忍，就是對讀者的殘忍。
更多的年輕讀者雖然在內心承認《太陽照常升起》說中了他們的處境，但仍然感到被萊昂納爾冒犯了。
因為小說沒有告訴他們如何變得像羅梅羅那樣，也沒有告訴他們如何擺脫雅克的狀態。
它只是展示了兩者之間的差距，然後又保持沉默，這讓這些讀者產生一種被拋棄的感覺：
“你既然看得這麼清楚，為甚麼不告訴我們該怎麼活？”
最終，這些指責在巴黎的輿論場上漸漸匯聚，並且形成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聲音：
“這種書不該在這個時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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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索雷爾先生，這就是文學在法國的力量嗎？您用一篇小說，就讓整個巴黎開始思考！”
年輕的契訶夫放下最新一期的《費加羅報》，用感慨的語氣發出了這個疑問。
今天正是復活節前最後一個週日，也是今年索邦的“詩會”正式舉行的日子。
他和萊昂納爾正坐在前往索邦的馬車上。
這一次的“詩會”，與以往有著極大的不同——
不僅僅是來自俄羅斯的文學天才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應邀前來，還是“索邦的驕傲”“巴黎的良心”萊昂納爾·索雷爾，第一次正式參加這個盛會。
實際上在1879年、1880年兩年，萊昂納爾就應該參會，但都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
如今他突然宣佈會參加，無疑讓這場盛會擁有了遠超巴黎其他任何文藝活動的熱度。
貴婦人們擠破了頭，就想要一張“詩會”的入場券。
聽到契訶夫的疑問，萊昂納爾笑了笑，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法蘭西文學的波瀾在水面上，看著聲勢浩大，但很快就風平浪靜，畢竟巴黎永遠不缺少新鮮事。
俄羅斯文學的波瀾在冰面之下，雖然靜謐無聲，但總有一天會衝破堅冰，席捲一切。”
契訶夫眼含熱淚，重重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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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