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5章 整個巴黎都抑鬱了！
《費加羅報》文學副刊編輯部裡堆滿了信，桌子上，椅子上，窗臺上，到處都是。
信封各式各樣，有的精緻，有的粗糙，有的帶著香水味，有的沾著咖啡漬。
編輯助理皮埃爾從門縫裡擠進來，懷裡又抱著一摞。
他把信扔在已經堆成小山的桌子上，喘了口氣：“今天又兩百多封，全是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
主編佩裡維耶站在窗前，背對著房間，只問了一句：“信裡都說了甚麼？”
皮埃爾抹了把汗：“說甚麼的都有。罵的，誇的，說不懂的，說看哭的——還有人說這根本不是小說。”
佩裡維耶這才轉過身，走到桌邊，隨手拿起幾封信拆開。
第一封字跡工整，用的上好的信紙：
【……《太陽照常升起》我已忍耐閱讀到三期，我必須說，這是對文學的侮辱。
沒有情節，沒有人物塑造，沒有道德立場，只是一群浪蕩子無意義的對話和酗酒記錄。
法國剛剛經歷恥辱的戰敗，我們需要的是振奮民族精神的作品，不是這種消沉墮落的囈語！
如果貴報繼續刊登此類文字，我將取消訂閱！】
這封信的落款是“一名老共和派年志願兵”。
佩裡維耶放下信，又拿起第二封，這封字跡潦草，用的普通訊紙：
【我看不懂，這些人到底在幹甚麼？他們為甚麼總在喝酒？為甚麼總在說話但甚麼都不說？作者想表達甚麼？
戰爭過去了，生活要繼續，這些人為甚麼不工作？為甚麼不思考法國的未來？作者自己想清楚了嗎？】
第三封信看起來是一位女性寫的，筆跡秀氣：
【作為一個女人，我感到被冒犯了！小說裡無論是女主角貝爾特，還是其他出現的女人，都只是男人慾望的物件。
作者沒有給她們靈魂，沒有給她們聲音。男人在小說裡用冷漠掩飾軟弱，用酒精逃避責任。
而我們女人只能看著，等著，被愛或被拋棄。這不公平！】
佩裡維耶一連看了十幾封，又走到窗邊，看著下面的街道。
《太陽照常升起》已經連載了五天，收到的反饋既沒有一邊倒的讚美，也沒有一邊倒的批判。
而是充滿了分裂和困惑，還有不安的騷動。
這小說不像萊昂納爾以前的作品——
《老衛兵》讓人同情，《合唱團》讓人溫暖，《雷雨》讓人震撼，《咖啡館》讓人反思。
但《太陽照常升起》——讓人不舒服。
不是討厭，就是不舒服，讀者讀完每天的連載，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又走進了一個太安靜的房間。
這種感受，讓整個巴黎都開始抑鬱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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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日耳曼大道的一家咖啡館裡，三個男人坐在角落。
他們都在看《費加羅報》，看《太陽照常升起》今天連載的部分。
其中一人把報紙放下，喝了口咖啡：“還是沒看懂。”
第二個人也說：“我也沒看懂。”
第三個人沒說話，盯著報紙，過了一會兒，才說：“我昨晚又看了一遍前面的。”
另外兩個追問：“然後呢？”
第三個人說：“然後我做了個夢。夢到我坐在‘雙偶’裡。不是我常去的那個位置，是雅克坐的那個角落。
我看著窗外，外面是巴黎的街道。然後我醒了，發現才凌晨三點。我睡不著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第一個男人四十歲左右，臉上有皺紋，手指關節粗大，他是個木匠，戰時在國民自衛隊待過。
木匠突然說：“我認識雅克這樣的人，不是真的認識，但我見過。在酒館裡，在街上。
他們總是下午才出來，眼睛發紅，不說話，就坐在那裡，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個男人年輕些，三十出頭，是個小公務員。
公務員則說：“科恩那種人我也見過。總說要寫東西，總說有事要做。
但永遠都把時間消磨在咖啡館裡，也永遠在說‘我明天就開始’。”
第三個人是畫家，留著長髮，他自己的生活就放蕩不羈。
畫家補充道：“貝爾特那樣的女人我見過更多。舞會上的寡婦，沙龍里的常客。她們笑得很響，說話很快。
但你看她們的眼睛，裡面甚麼都沒有，連廢墟也沒有。”
木匠拿起報紙，又看了看今天連載的那段，然後搖了搖頭：“這算甚麼小說？甚麼都沒發生。”
畫家不以為然：“其實已經發生了，只是沒寫出來。”
公務員追問：“甚麼意思？”
畫家指著報紙：“貝爾特在告訴雅克她昨晚在別人那裡跳舞到三點，還喝別人的酒。
雅克聽懂了，但他只說‘哦’和‘是嗎’，而不問‘你為甚麼去’‘你和誰跳舞’‘你甚麼時候回家的’。
他不問，因為他知道問了也沒用。貝爾特也不會說真話。”
木匠皺起眉：“你想太多了吧？”
畫家呵呵一笑：“不是我想太多。是作者寫得太少，只能我們自己去想。”
公務員點點頭：“我也有這種感覺，這小說像一堆碎片，你得自己拼起來。”
木匠搖搖頭：“我還是不懂，小說不應該是這樣的。小說應該講故事——
講清楚誰是誰，為甚麼這樣做，後來怎麼樣了。”
畫家嗤笑一聲，反問：“那生活呢？生活講清楚了嗎？” 木匠和公務員都愣住了。
畫家繼續說：“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畫室，畫畫或者不畫畫，吃飯，喝酒，睡覺。
沒甚麼故事，沒甚麼‘後來怎麼樣了’，就是這麼一天天過。”
公務員低聲說：“我也是——辦公室，家，咖啡館……沒甚麼變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館。戰爭之前是這樣，戰爭之後還是這樣。只是……”
“只是甚麼？”
木匠嘆了口氣：“只是感覺不一樣了。戰爭之前，我覺得我在建設法國。
戰爭之後，我覺得我就是個木匠，做桌子椅子，換錢吃飯。沒了。”
三個人都沉默了。
過了一會兒，公務員忽然說：“這小說寫的就是這個。”
“甚麼？”
公務員的語氣篤定起來：“就是‘沒了’！戰爭把甚麼東西打沒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別的東西。
是甚麼？說不清。但這小說裡的人，他們都感覺到了——‘沒了’。”
畫家看著報紙：“所以作者不寫‘沒了’，他只寫這些人怎麼活著。雖然人還活著，但感覺沒了。”
木匠終於點點頭：“我好像有點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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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學院的一次聚會上，幾個院士坐在休息室裡，他們也在談《太陽照常升起》。
埃內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說：“簡直是胡鬧。小說不像小說，隨筆不像隨筆！”
夏爾·德·馬紮德點頭：“這個索雷爾寫的是甚麼？酒館筆記？戰地通訊？還是旅行隨筆？”
于勒·西蒙更嚴厲：“這是逃避。面對國家的恥辱，他寫的不是反思，不是奮進，而是一群人的墮落。
這些人為甚麼不思考法國？為甚麼不談責任？為甚麼只喝酒、談女人、到處遊蕩？”
這時路易·德·洛梅尼開口了，他已經八十歲了，經歷過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現在是第三共和國。
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很慢：“我讀了，我也不喜歡。這小說的筆調太冷，描寫太空白，沒有撫慰我的精神。
但我卻忘不掉裡面的人，和他們的生活。”
他看著其他人：“我兒子就是這樣的。1870年他二十歲，上了前線。幸好沒受傷，活著回來了，但他變了。
以前他熱情，有理想，想當個律師，想服務國家。現在他沒工作，沒結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館坐到深夜。
我問他將來怎麼辦，他說‘不知道’。我問他想要甚麼，他說‘不知道’。”
說到這裡，路易·德·洛梅尼的聲音有些顫抖：“我罵過他，勸過他，幫他找過工作，但是都沒用。
他就是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甚麼。這小說寫的就是我兒子。不是故事，不是情節，就是那種狀態——
坐在那裡，看著，等著，但不知道等甚麼。”
埃內斯特·勒南想說甚麼，但沒說出來。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來：“我不喜歡這小說，它讓我難受。但它說的是真話！真話不一定好聽，但它是真話。”
說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長時間。
最後，埃內斯特·勒南低聲說：“也許我們老了。”
“甚麼意思？”
“我們期待看到的是戰敗、恥辱、復仇的意志、國家的重生。就像索雷爾自己在《米隆老爹》裡寫的那樣。
但我們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這樣。有些人卡住了，停在恥辱那裡，走不到復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們就卡在那兒。”
這個總結，引發了更漫長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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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加羅報》的讀者來信開始發生變化，變得簡短，但更沉重：
【我父親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說話，只會喝酒，已經十年了。】
【我哥哥從戰場回來後就變了。他以前愛笑，現在只是坐著。我們都假裝沒事，但其實有事。
這小說說出了這種看著沒事，其實有事的狀態。】
【我在銀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樣。我有時想，我和雅克有甚麼區別？他坐在咖啡館裡，我坐在銀行裡。
我們都等著甚麼，但不知道等甚麼。】
主編辦公室裡，多了說“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節，是懂了那種感覺。
原來這小說不是關於戰爭，不是關於失敗，不是關於道德；
而是關於戰爭之後、失敗之後、道德之後，法國一代人所剩無幾的內心。
隨著討論的深入，《費加羅報》的銷量開始默默增長。
不像《現代生活》連載“福爾摩斯”時的爆發式增長，而是很穩定的，一天一兩千份的持續增長。
看著報紙的銷量數字，主編佩裡維耶心理默默說了一句：“這才是《費加羅報》應該刊登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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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一篇維克多·雨果親筆撰寫的評論，發表在《共和國報》上，為這場關於《太陽照常升起》的大討論，又火上澆油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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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