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第三刑事組會議室。
除了檢察官方言團隊裡的人已經全部到齊，那位《熔爐》的原作者，孔之泳女士，也忐忑不安的坐在下首。
會議室的燈是冷白色，照亮桌面上攤開的《熔爐》小說，封面磨損，邊角捲翹。
顯然是已經被翻閱過很多遍。
方言坐在長桌主位，手指輕輕敲了敲桌面。
李藝勝和信雨坐在他左側，開啟了膝上型電腦，準備記錄。
馬錫道坐在右側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
旁邊的李子成坐得筆直，翻看著手裡的韓國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學校系統性性侵殘障學生案一審二審影印件，皺起了眉頭。
而孔之泳則是坐在方言的位置，穿著深色外套，手裡緊緊的攥著一箇舊書包，像是抓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方言開口，聲音不高：“好了，現在開始開會！
既然大家之前都瞭解過一些情況，那就直接開始討論！”
馬錫道問道：“我們真的要重新偵查這個案子嗎？這不太好搞啊！
不光說當地政府和光州地方檢察廳的阻力，光是案件本身就不好重新偵查了。
時間都已經過了那麼久，證據還在不在都是個問題！
更何況那些孩子還是有智力障礙的特殊群體，恐怕不能提供完整清晰的證詞啊！”
聽到馬錫道說這話，孔之泳立刻緊張的抬頭看著方言，生怕他會就此放棄。
那樣的話，那些可憐的孩子，就真的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好在方言沒有讓她失望。
他點點頭，先是肯定了馬錫道的說法：“馬搜查官說的不錯，這個案子確實難度很大。
所以今天也是想請大家集思廣益，把這裡面的困難都列出來。
然後我們一條條的看過去，如果都有辦法解決，那就辦。
如果實在無能為力的話……
起碼也要做一些事情，不光是為了那些孩子，也是為了對得起我們自己的良心！”
這句話一出，就相當於為這次的會議定了調子。
所有人都聚精會神，開始討論起來。
首先是馬錫道：“我先說說我的老大。
我是一線刑警出身，所以我會從案件偵辦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要辦這個案子，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地方保護主義。
這個案子發生在光州，事發學校又是封閉式管理，背後肯定有地方勢力撐腰。
如果我們要重新偵查，光州地方檢察廳、警察局大機率會拒絕提供原案線索，甚至限制我們接觸曾任職的員工和周邊居民。”
李藝勝點點頭，翻開手邊的資料夾，裡面是原案的簡要通報，開口道：
“馬搜查官說的是事實。
地方行政部門的本位主義很嚴重。
我查了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學校的背景，它是私立社福法人，受《私立學校法》和《社會福祉事業法》雙重保護，和光州教育廳的關係很深。
之前有受害者家屬向教育廳舉報，得到的回覆是‘證據不足，不予受理’，其實就是在捂蓋子。
更麻煩的是，涉案人員和地方公職人員可能存在利益勾結。
這種情況下，我們調查時很可能出現通風報信、毀滅證據的情況，
還有就是地方司法和執法的口徑不統一，對‘性侵殘障學生’的定性的證據標準會有分歧，影響偵辦推進。”
孔之泳開口，聲音有些緊張和後怕：
“我寫小說的時候，去光州走訪過三次。
第一次是2006年，我想找學校的前員工瞭解情況，
可是我剛到學校門口，就被兩個穿黑色西裝的人攔住，
他們沒說自己是誰，只說‘這裡不歡迎外人’，還跟著我一直回到了住宿的旅館，直到我離開光州之前，都一直跟在我身後。
後來我透過當地的人權組織聯絡上一個願意作證的前教師，
她告訴我，校長和光州警察局的一個副局長是親戚，每次有舉報，副局長都會提前通風報信。
也有個受害者的家長想告學校，結果家裡的小超市被人砸了，家裡人也被威脅‘再鬧就讓你們一家人活不下去’，最後只能撤訴。
我想說的是，地方勢力不只是官面上的拖延，是真的會用一些威脅手段阻撓調查。
包括我們的劇組，在拍攝的時候，都會有一些社會閒散人員來劇組鬧事，根本無法正常拍攝。”
李子成眼神銳利，指出了關鍵性的問題：
“我認為證據獲取才是最大的難題。
原案發生在2000到2005年，現在已經過去六年，原始證據肯定被銷燬得差不多了。
比如學校的監控硬碟、員工的通訊記錄、財務轉賬憑證，涉案人員不可能留著這些東西。
這是一起陳年性侵案，要重新偵辦的話，肯定要物理證據的。
我不認為我們還能找到當年的物理證據。
所以我們最後只能靠證人證言，但證人證言的效力很容易被質疑。
而且，證人會懼怕報復，就像孔作家說的，連前教師都不敢公開說話，更別說普通的知情者了。
他們可能會拒絕作證，甚至提供虛假證言，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還有受害者本身的問題。”孔之泳補充道，“這些受害者都是聾啞或智力障礙學生，他們的表達能力本來就不足。
我採訪過一個受害者，她只能用手語比劃，還要靠翻譯，很多細節說不清楚，甚至會迴避關鍵場景。
而且他們的心理創傷非常嚴重，有個受害者一提到學校就渾身發抖，根本無法進行正常詢問。
除此之外，還有隱私洩露的風險，
其實，在我小說出版之後，也是引起了一些媒體關注，報道過這起案件。
可是那個無良媒體，把受害者的照片和姓名也洩露出去了，導致受害者全家被周圍人指指點點，甚至還受到了人身威脅，被迫搬到別的地方生活。
所以很多受害者家屬會擔心，重新偵查會讓孩子再次受到傷害，可能會被迫改變陳述，甚至放棄維權。”
李藝勝點點頭繼續說道：
“如果我們要重新偵查這個案子的話，那跨部門協作也是個大問題。
我們至少需要警察、檢察、民政、心理機構、鑑定機構等多個部門配合，但這些部門之間有壁壘，權責劃分模糊。
比如我們需要兒童心理專家提供疏導支援，民政部門提供受害者的後續安置，鑑定機構提供物證鑑定。
但根據我們以往偵辦同類案件的經驗，這些機構大多都會互相推諉，配合滯後。
而且基層執法人員對‘保護性取證’的流程也不熟悉，
他們可能會按照常規的詢問方式來，導致受害者情緒崩潰，甚至出現程式瑕疵，讓涉案方抓住把柄。”
馬錫道搖搖頭嘆息一聲：
“剛才說的是跨部門之間的協作問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不能忽視，那就是跨區域偵辦。
我們是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如果去光州辦案的話，那光州的警察局、檢察部門協作意願很低，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國家的資源分配不均，光州不是核心區域，所以心理疏導人員、專業的鑑定裝置都不足，
我們可能需要從首爾調人調裝置，這會浪費很多時間，也可能會走漏訊息，導致證據被銷燬。”
李子成揚了揚手中的卷宗，接著說：“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案子的涉案人員的法律背景也不能低估。
你們看，一審的時候，只有四個人受審，兩個人被判刑，說明他們有一定的背景和手段。
二審的時候，這兩個被判刑的人，甚至還改判了了緩刑。
如果我們重新偵查甚至是起訴，他們一定會利用自己的特權和社會資源來反擊，
申請延期審理，管轄權異議，追溯時效問題。
任何一個手段拿出來，都會阻礙我們的進展。”
“還有輿論方面的問題，”孔之泳嘆息一聲道，“這個案子要重新審理的話，勢必會引起很高社會關注度。
這是好事，但也容易出現過度炒作的情況。
有些媒體為了博眼球，會編造不實資訊，比如誇大受害者的人數，或者編造涉案人員的背景，這會誤導公眾，也會給我們的偵辦施加不當壓力。
還有些保守勢力會抹黑我們，說我‘歪曲事實’‘煽動社會對立’，
之前我在出版小說的時候，就有媒體說我收了錢，故意抹黑光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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