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詩人這個說法是準確的——《長城》這個專案從根子上就有問題。它不是從一個華夏文化核心出發，然後披上好萊塢的外衣；恰恰相反，它從一個好萊塢的商業公式出發，然後在上面貼了一層華夏文化的皮。這種“貼皮式”的文化輸出，註定是失敗的。因為觀眾不傻，他們能感受到——你不是在講述一個華夏故事，你是在用一個華夏背景來包裝一個美國故事。
“我接手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劇本。”陳詩人的聲音裡帶著一種不甘，“我找了劉鎮雲來，想讓他把故事重新梳理一遍，把華夏文化的核心真正嵌進去。劉鎮雲看了原劇本之後，跟我說了一句話——‘楷歌，這個本子改不了。根子就是歪的，你怎麼改都長不好。’”
陳詩人端起茶壺，給自己倒了一杯茶，這次沒有急著喝，而是看著茶湯在杯中打轉。
“我當時不信邪。我說，改不了也得改，這是我執導的片子，我不能讓一個掛著華夏皮的好萊塢B級片掛我的名字。劉鎮雲拗不過我，硬著頭皮改了三個月。我們改了人物動機，改了情感邏輯，改了文化表達。饕餮不再是簡單的怪獸，我們給它加上了‘貪婪’的象徵意義——饕餮在《山海經》裡就是貪婪的化身，這個寓意本來就在那裡，不是我們強加的。無影禁軍也不再是簡單的彩色兵團，我們給每一種顏色賦予了文化內涵——藍色是水，代表智慧；紅色是火，代表勇氣；黃色是土，代表堅韌；黑色是鐵，代表紀律；紫色是氣，代表精神。”
他頓了頓，喝了一口茶。
“改完之後，我覺得這個本子至少有了魂。雖然骨架還是好萊塢的，但血肉是華夏的了。我把新劇本發給美方，等了兩個星期，等來的回覆是——‘Too Chinese。’”
包間裡安靜了一瞬。
“Too Chinese，”方力重複了一遍這個詞，語氣裡帶著一絲不可思議，“這是甚麼意思？太華夏了？這個故事本來就是在講華夏的長城、華夏的饕餮、華夏的無影禁軍，太華夏了有甚麼問題？”
陳詩人苦笑了一下：“方製片，你這個問題，我也問了。美方的回答是——‘我們要的是華夏元素，不是華夏敘事。元素是調料，敘事是主食。主食必須是我們熟悉的東西，否則全球觀眾吃不慣。’”
韓山屏放下茶杯，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像是從胸腔裡擠出來的：“元素是調料，敘事是主食。這個比喻倒是很誠實。他們要的從來就不是華夏電影，他們要的是用華夏調料做的美國菜。”
“三爺說得對。”陳詩人點頭，“但問題在於，人家出錢。這個專案的投資方是環球影業、傳奇和樂視影業，傳奇和環球是大頭，還有樂視是跟投。那時候萬達還沒收購傳奇。傳奇和環球的邏輯很簡單——我們投了錢，就要對票房負責。全球觀眾習慣了好萊塢的敘事邏輯，你突然給他們一個華夏式的、散文式的、留白式的敘事，他們看不懂，不買賬，票房撲街了怎麼辦？”
他深吸了一口氣，像是在平復某種情緒。
“所以我後來學乖了。我不再試圖去改故事的骨架，因為那個骨架是人家花了七年時間打磨出來的，是經過市場驗證的，是不可能因為我一個華夏導演的意見就推翻的。我能做的，只是在這個骨架上，儘可能多地貼上華夏文化的皮——貼得漂亮一點，貼得自然一點，讓觀眾在看的時候，至少不會覺得太違和。”
章紫怡的聲音很輕，但很尖銳：“楷歌導演，你這樣……不覺得委屈嗎？”
陳詩人沉默了很久。
包間裡只有茶水煮沸的聲音——徐勇安重新燒了一壺水，咕嘟咕嘟地冒著泡。
“委屈，”陳詩人終於開口，聲音有些沙啞，“當然委屈。但你坐在那個位置上，你就得承受那個位置的委屈。我不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了，我也不是楊導這樣的自己就是大資本的導演。我拍了幾十年的電影，我知道這個行業是怎麼運轉的。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市場有市場的規則，導演有導演的堅持。這三者之間從來就不是和諧共生的，它們永遠在打架。你要做的，不是讓它們不打架——那不可能——而是在打架的過程中，儘可能多地保住你想保住的東西。”
他抬起頭，看著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想保住的，就是那些華夏文化的東西。哪怕它只是皮，我也要讓這張皮儘可能精美、儘可能準確、儘可能有分量。因為看這部電影的，不只是華夏觀眾，還有全球觀眾。他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來華夏，一輩子都不會讀《山海經》，一輩子都不會了解長城的歷史。但他們會看這部電影。他們會透過這部電影，第一次知道長城是甚麼，饕餮是甚麼，華夏人是怎麼看待貪婪和犧牲的。”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有力起來，像是找到了某種支撐自己的信念。
“所以，哪怕只是皮，我也要認真做。因為對很多人來說，這張皮，就是他們對華夏文化的第一印象。”
楊簡一直在安靜地聽著，沒有插話。他知道陳詩人說的這些，不僅僅是《長城》一個專案的問題，而是華夏電影在全球化程序中必然會遇到的困境。好萊塢用一百年的時間建立了一套全球通用的敘事語法，這套語法如此強大，以至於全世界的觀眾都習慣了它、接受了它、甚至依賴了它。你用這套語法講故事，觀眾就看得懂；你不用，觀眾就懵。
這是文化霸權的一種形式——不是強迫你接受他們的價值觀，而是讓你覺得，他們的敘事方式才是“正常”的，你的敘事方式是不正常的、難懂的、賣不出去的。
他之前的幾部電影也有用好萊塢的敘事語法，但核心都被他改成了華夏的敘事語法。
所以楊簡也知道，這種霸權不是不可撼動的。前提是，你得有足夠好的作品——好到讓全球觀眾願意放下他們的“觀影習慣”，來適應你的敘事節奏、你的文化邏輯、你的情感表達。華夏電影有這樣的作品。不是靠“貼皮”，是靠“生根”。
韓山屏的聲音把楊簡從思緒中拉了回來。
“楷歌，”老韓頭的語氣比剛才柔和了一些，“你剛才說的那些，我都理解。但我問你一個更直接的問題——你覺得，這部片子，能成嗎？”
陳詩人沒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輕輕摩挲著，像是在摩挲一個難以啟齒的答案。
“三爺，你這個問題，我自己問過自己無數次。有時候在剪輯房裡，看著那些畫面，我會覺得——能成。那些特效鏡頭做得真好，工業光魔的水平確實不是蓋的，饕餮衝上長城的那個畫面，氣勢磅礴。馬特·達蒙的表演也很紮實，雖然他演的這個角色從劇本層面就帶著好萊塢個人英雄主義的烙印，但他本人的演技和魅力，確實能讓這個角色站得住。”
他頓了頓，手指停止了摩挲。
“但有時候，深夜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把聲音關掉，只看畫面——我會覺得，這到底是誰的電影？是我的嗎？我看著那些鏡頭，那些走位，那些排程，我知道哪些是我拍的，哪些是執行導演按照美方要求補拍的。我的鏡頭，畫面是沉穩的、剋制的、有留白的；美方補拍的鏡頭，畫面是快速的、擁擠的、恨不得把每一秒都塞滿資訊的。兩種風格剪在一起，像兩條河流被迫匯合，看似在一起，其實各流各的。”
陳詩人的聲音帶上了一種疲憊的坦誠。
“所以，三爺，你問我能不能成。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它有可能會成，因為它的視覺奇觀確實是好萊塢級別的，光憑這一點就有可能吸引大量觀眾進電影院。但它也有可能不成，因為它骨子裡是一個身份分裂的電影——一半是華夏的魂，一半是好萊塢的殼，這兩者能不能融合好，我現在沒有把握。”
楊簡則是不置可否，《長城》的視覺感受是好萊塢級別的？楊簡覺得特科隨便做做都比前世那一版的《長城》特效好，想來陳詩人這一版的《長城》也不會比前世張一謀的強。
陳詩人抬起頭，看著韓山屏，又看了看楊簡。
“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這部片子拍完之後，我不會再拍這種合拍片了。至少，不會再用這種方式拍。”
韓山屏點了點頭，沒有再問。他端起茶杯，慢慢地喝著，臉上的表情若有所思。
徐勇安一直在旁邊聽著，這時候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實在：“楷歌導演，我插一句。你說的這些問題，其實橫店也遇到過。我們跟好萊塢合作過不少專案，他們來橫店拍戲，甚麼都好，也非常專業——但有一點，他們永遠不會真正理解華夏文化。他們覺得華夏文化就是一個‘異域風情’，是一個好看的包裝紙，裡面的東西還是他們那一套。你跟他們講文化的根，講情感的邏輯，講敘事的節奏，他們聽不懂，也不想聽。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那一套，全世界都通用。”
他給陳詩人的杯子裡續了茶，繼續說：“所以我後來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合拍片，不能是‘你出錢，我出力’這麼簡單。必須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找到一種新的敘事方式。這種敘事方式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我們’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好萊塢不願意邁出這一步。他們覺得他們已經站在山頂上了，不需要往下走。那隻能我們往上走——走到他們的高度，然後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講我們的故事。”
陳詩人聽完，沉默了片刻，然後輕輕點了點頭。
“楷歌導演，”楊簡終於開口了，聲音平靜，但每一個字都很清晰，“我剛才一直在聽。你說的話，我大部分都同意。但有一件事，我想說說我的看法。”
包間裡的目光都轉向了楊簡。
“你說，這部片子的劇本骨架是好萊塢的，你改不了，只能貼皮。但你有沒有想過——也許從一開始，你就不應該接這個專案？”
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的漣漪讓陳詩人的表情微微一變。
楊簡沒有迴避他的目光，繼續說：“我不是在質疑你的選擇，我是想說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華夏導演跟好萊塢合作，不一定要做‘接盤俠’。他們開發了七年的劇本，你覺得有問題，你可以不接。你可以說，這個本子我不拍，要拍就按我的本子拍。他們不同意，那就不合作。很簡單。”
陳詩人張了張嘴，但沒有說出話來。
楊簡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聲音變得更加從容。
“我知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你接了這部片子，可能是出於各種原因——樂視的關係、環球的面子、自己對大製作的渴望、或者只是單純地想挑戰一下自己。這些我都理解。但你剛才說的那些委屈——改不了劇本、保不住風格、被美方牽著鼻子走——這些委屈，其實在你簽字的那一刻，就已經註定了。”
包間裡很安靜，只有茶水在壺裡輕輕翻滾的聲音。
“因為你和美方的出發點就不一樣。你想拍一部有華夏文化深度的電影，他們想拍一部能賣錢的商業大片。這兩個目標不是不能共存，但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可是在這個專案裡，平衡點從一開始就不存在——因為話語權不在你手裡。IP是人家的，發行渠道也是人家的。你只是一個被請來的‘文化顧問’加‘執行導演’，名義上你是導演，實際上你是在人家的框架裡做填充。”
楊簡看著陳詩人，語氣沒有批評，只是一種冷靜的、近乎客觀的分析。
“我不是在說你做得不對。我是想說——這個問題，不是你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華夏電影要真正走出去，不能靠這種‘貼皮式’的合拍片。得靠我們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敘事，自己的文化核心。等到有一天，我們有更多的電影在全球市場上能賣出好票房，好萊塢自然會來找我們，問我們——你們的故事是怎麼講的？你們的文化邏輯是甚麼樣的？你們能不能教教我們？”
“其實一開始托馬斯·圖爾就來找過我們，找過張導。我唯一的要求是主導權，對方不同意，後來就去找了樂視。我剛剛聽了陳導說的這些，我更確信，這是一部垃圾。當然，我不是在說陳導，就傳奇影業的這種做法，誰去了都只能拍一部垃圾出來。”
“我從來不接不受我掌控的專案，因為一旦拍一部垃圾出來，我會對不起觀眾，更對不起自己。”
楊簡的話不算直接，但也不算委婉。他的意思就是，你明知道是部垃圾，你接它幹甚麼？無非就是名或者利，還能因為甚麼？
陳詩人沉默了很久。這要是換一個這麼說，陳詩人指定要指著對方的鼻子開噴——勞資可以自己訴說自己的委屈，但你怎麼能說我？你踏馬算老幾？
可是不能噴啊，眼前的人是楊簡。
包間裡的燈光昏黃，龍井茶的香氣已經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深沉的、像老木頭一樣的靜謐。
“楊導，”陳詩人終於開口，聲音比剛才沙啞了一些，“你說得對。我不應該接這個專案。或者說，我接的時候，就應該有更清晰的底線。但……說實話，我當時有一種衝動，或者說，一種執念。我想證明一件事——不止是你和一謀能駕馭好萊塢級別的大製作，我也能。不是那種小成本的文藝片，是那種幾億美金、幾千個特效鏡頭、全球同步上映的超級大片。我想證明，我不只是能拍《霸王別姬》，我也能拍《長城》。”
徐勇安幾人頓時恍然。對嘛，這才是真實的出發點嘛。
接著，陳詩人苦笑了一下：“現在想來，這種證明，本身就挺可笑的。我為甚麼要去證明我能拍好萊塢的東西？我應該證明的，是我能拍好華夏的東西。楊導和一謀能拍好好萊塢的專案，不對，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好萊塢專案，因為主導權都在楊導手裡。而我們華夏的東西，好萊塢拍不了，也理解不了。它只屬於我們，只屬於這片土地。”
楊簡點點頭，沒有再多說甚麼。有些話，點到為止就夠了。陳詩人是聰明人，他知道問題在哪裡，也知道答案在哪裡。他需要的不是別人告訴他該怎麼做，而是有人幫他把那些他自己已經知道但不願意面對的東西，擺到桌面上來。
韓山屏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然後長出了一口氣。
“楷歌，小簡說的，你好好想想。”他的聲音不大，但有一種長者的分量，“我不是說你這部片子就一定不行。片子還沒上映，現在說甚麼都為時過早。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記住——你是陳楷歌，你是拿了金棕櫚的人。你的名字，比任何合拍片都值錢。別為了證明甚麼，去拍一部你自己都不確定的電影。你的才華，不應該被別人的框架限制住。”
這老韓頭是真的十欣賞陳詩人啊，難怪他執掌中影的時候，被陳大導演坑了那麼多次，還依然支援陳大導演。
陳詩人看著韓山屏，心裡有些複雜，然後鄭重地點了點頭。
“三爺，我記住了。”
方力坐在角落裡，一直沒有參與大家的討論。他是那種話不多的人，但每一句話都很有見地。這時候他開口了：“楊導，今天在節目上，你點評那些新人導演的時候，有一個細節我注意到了。”
楊簡看著他：“甚麼細節？”
“你對每一個導演的態度都不一樣。”方力說，“對畢贛，你鼓勵；對孟遠，你直接指出問題；對周拓如，你教他甚麼是電影；對辛爽，你既肯定又批評。你不是用同一把尺子量所有人，你是根據每個人的特點，給他們不同的建議。這一點，很難得。”
楊簡愣了一下，然後笑了：“方製片，你觀察得很仔細。我是覺得，每一個導演都不一樣。他們的優點不一樣，缺點不一樣，需要的東西也不一樣。有些需要鼓勵，有些需要敲打，有些需要方向，有些需要具體的建議。你不能用一種方式對待所有人。那不是教學，是流水線。”
方力點了點頭：“這就是為甚麼那些新人導演看你的眼神不一樣。他們感受到你是真的在幫他們，不是在評判他們。這種真誠，是裝不出來的。”
楊簡擺擺手：“我就是做了我該做的事。他們叫我一聲‘楊導’、‘師哥’，我就得對得起這個稱呼。”
徐勇安在旁邊聽著，忽然說了一句：“老弟，你這個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拍電影，不是賺錢，是做人。”
楊簡被這句話說得開心大笑：“老哥，你這評價太高了。”
“不高。”徐勇安認真地說，“我說的是實話。一個人能在一個領域做到頂尖，可能是天賦。能在幾個領域都做到頂尖，就不是天賦能解釋的了。那是做人的格局。你知道怎麼跟人相處，怎麼尊重別人，怎麼讓別人願意跟你合作。這種能力，比甚麼都重要。”
楊簡沉默了一下，然後說：“老哥，你說得對。做人是根本。電影也好，商業投資也好，都是做事。做事之前，先做人。人做好了，事才能做好。”
徐勇安舉起茶杯：“來，以茶代酒，敬老弟這句話。”
所有人舉起茶杯，輕輕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