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總後第二期訂單如約而至，金額直接翻倍，達到五百六十萬！
而且要求更高，種類更多，甚至包含了一種新型裝甲車輛用的複合傳動部件，技術難度極大。
隨訂單而來的，還有總裝（總裝備部）兩位技術軍官的常駐聯絡員身份。
這意味著，紅星廠聯合體，已經不僅僅是供應商，開始深度參與前期研發。
王建軍敏銳地意識到，這不僅僅是訂單，更是政治資本。
他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保障軍品生產中，親自蹲點車間，協調全市乃至從外省市調集特殊原材料。
每一個環節都要求萬無一失。他知道，這每一件合格的產品，都是通往更高位置的臺階。
他的付出得到了回報。
五月，在一次高層軍工協調會上，一位上面的領導聽取彙報後，特意問了句：
“那個四九城的紅星廠，就是搞橫向聯合出了成績，現在又能啃下硬骨頭的？”
“是的，首長。
他們廠長王建軍，是個能打硬仗的幹部。”旁邊人回答。
將軍點了點頭，沒再多說。
六月，研究所傳來捷報：
第一臺基於消化吸收技術的“紅星-I型”簡易數控外圓磨床樣機組裝完成，初步測試達到設計精度要求！
雖然核心控制器還依賴部分進口晶片，機械結構也顯粗糙，但這是從零到一的突破！
王建軍沒有大張旗鼓慶祝，而是邀請了市經委、科委和機械工業部的幾位技術型領導，搞了一個小範圍的內部觀摩會。
會上，王皓文作為主要研發人員之一，進行了操作演示和原理講解。
年輕人沉穩自信，技術思路清晰，給在場領導留下深刻印象。
“王主任，你們這個兒子，了不得啊！
還有你們這個研究所，不聲不響，搞出大動靜了！”
機械工業部的一位司長讚歎。
“都是組織培養，大家支援。
我們就是想著，不能總靠買，得自己有點東西。”
王建軍謙遜道，但話裡的志氣誰都聽得出來。
這次低調的技術展示，效果遠超一場盛大的釋出會。
機械工業部隨後將“紅星-I型”列為“六五”計劃重點扶持的國產化數控機床預備專案之一，撥付了首筆研發補助資金。
更重要的是，王建軍“重視技術、培養人才、目光長遠”的形象，在務實的技術官僚圈子裡牢固確立。
七月，年中總結。
紅星廠各項資料再創新高，尤其是軍品產值和利潤佔比大幅提升。
市經委周主任被找去談話，回來後告訴王建軍：
“上面有意在明年初，進行一批幹部調整，充實到更重要的經濟管理崗位。
你的名字，在備選名單裡。
但有爭議。”
“爭議甚麼？”王建軍問。
“有人說你太年輕（45歲），改革步子太大，怕不穩。
也有人說，你搞經濟有一手，但缺乏主持全面工作的經驗。”
周主任看著他：
“你怎麼想的？”
王建軍笑了笑：“主任，我服從組織安排。
組織讓我在紅星廠幹，我就繼續把試點搞深搞透。
組織覺得我能承擔更重的擔子，我也絕不懈怠。
至於經驗，不就是幹出來的嗎？
搞工業改革是幹，管理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也是幹，道理相通。”
不卑不亢，充滿自信。周主任滿意地點點頭。
王建軍知道，關鍵時刻，需要再加一把火。
這把火，就是“紅星模式”的可複製性和推廣價值。
八月，他親自執筆，撰寫了長達三萬字的《關於“橫向經濟聯合體”在激發企業活力、促進技術進步、保障重點任務方面的實踐與思考》報告。
報告不僅總結了紅星聯合體的經驗，更將其上升到“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微觀經濟組織創新與宏觀調控相結合的有效途徑”的理論高度。
並提出了在全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進行“分類分層推廣試點”的具體建議。
報告透過周主任直送國家經委，同時抄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和相關研究機構。
報告資料翔實，案例生動，理論紮實，建議可行，堪稱一份高水平的經濟改革實踐論文。
報告引起了高度重視。
國家經委內部簡報摘登，幾位經濟領域的資深顧問批示“很有見地，值得深入研究”。
更關鍵的是，這份報告為王建軍贏得了“不僅有實踐能力，更有理論思考和戰略眼光”的評價。
這對一個志在更高位置的幹部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素質。
九月，秋高氣爽。
王建軍接到通知，參加市委組織部舉辦的“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為期兩個月。
這是一個強烈的訊號。
同期學員，都是各區縣、各局辦的重點培養物件。
培訓班上，王建軍依然低調務實。
每次小組討論和課題研究，他的發言總能切中要害，既有基層實踐的鮮活案例，又有清晰的政策邏輯和改革思路，令授課的專家和同窗刮目相看。
他並不刻意結交，但自然而然成為學員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結業前夕，市委書記親自到培訓班座談，點名讓王建軍談談對首都工業發展的看法。
王建軍早有準備，他從首都的功能定位出發，提出“首都工業不應追求總量，而應聚焦高精尖、服務中央機關和科研院所、引領技術創新”。
並具體闡述瞭如何透過“專業化協作網路”和“產學研用一體化”，打造幾個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高階製造產業叢集。
市委書記聽得很認真，末了說：“建軍同志的想法，很有啟發性。
首都的發展，確實需要新思路。你們紅星廠的實踐，是個很好的起點。”
培訓班結束，王建軍回到廠裡。
他感覺到，腳下的路正在變寬，前方的目標也越發清晰。
他知道，自己正穩穩地走在一條通往更廣闊天地的青雲路上。
這條路，靠的不是房地產和資本炒作，而是實打實的功績、能力、遠見，以及對國家戰略需求的精準把握和貢獻。
1980年的年底，在緊張忙碌中臨近。
而王建軍的目光，已經投向了1981年，投向了那條路的更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