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上午，孫桂蘭沒有去上班。她請了一天假，說是身體不舒服，這是她在紡織工業局工作六年多來第一次請假，劉志遠接到電話的時候還愣了一下，確認了好幾遍是“孫桂蘭”才掛了。
其實她身體沒有不舒服，肚子不疼，頭不暈，就是睡不著。
從週六下午丁秋楠走後，她幾乎沒有合過眼，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上的水漬，腦子裡翻來覆去地轉著那天飯桌上說的那些話，還有丁秋楠最後說的那句——“不是我查過的意思，是我讓我來椿樹衚衕坐診的時候說，她活得太苦了，六年沒有朋友，不敢跟人說話，不敢結婚，不敢好好過日子，一個人扛著不是你的錯，把自己關在籠子裡。”
“不是你的錯”。
這五個字像一把生了鏽的鑰匙，她拿著它在自己心裡那把鎖上捅了整整兩天，鎖還沒有開，但鎖孔周圍已經全是刮痕。
上午九點多，她起了床，洗了臉，換了一身乾淨衣服，把那件洗得發白的灰色上衣收進了櫃子最深處，換了一件藏藍色的短袖襯衫——這是她去年過年時買的，一次都沒穿過，一直掛在櫃子裡，商標都還沒拆。
她對著牆上那面小圓鏡子把頭髮重新盤了一遍，對著鏡子裡那個面色蒼白、眼窩深陷的女人看了很久，拿起抽屜裡的那支口紅，想了想，又放下了。
她不需要塗口紅，她需要的是把那句話從心裡說出來。
上午十點半，她去了衛生站。週二不是她坐診的日子，但丁秋楠的排班表貼在那裡，丁秋楠今天在市醫院上班。孫桂蘭站在衛生站門口看了一會兒那張排班表，轉身走了二十分鐘的路，坐上了去市醫院的公交車。她手裡攥著一個牛皮紙信封，就是之前她從檔案櫃最底層翻出來的那個。
她攥得很緊，信封被手汗浸得有些發軟，邊角都皺了起來。
到了醫院，她在門診大廳問了一個穿白大褂的護士，護士告訴她丁醫生在住院部五樓。她上了樓，穿過那條長長的、刷著淡綠色牆裙的走廊，在護士站對面的長椅上坐下來，沒有去找丁秋楠，就那麼坐著，兩隻手平放在膝蓋上，信封放在旁邊，盯著走廊盡頭那扇窗戶外面灰濛濛的天。
她坐了很久，久到走廊裡的日光燈管換了一輪色溫——從早晨的冷白變成了午後的暖黃。下班鈴響了，穿白大褂的醫生們三三兩兩地從各個科室出來，說說笑笑地往電梯口走。
丁秋楠從辦公室裡出來的時候，第一眼就看見了孫桂蘭。她坐在長椅上，背挺得很直，但不像是放鬆，更像是把自己釘在那裡，怕自己一鬆懈就會逃跑。那個牛皮紙信封安靜地擱在她身邊的椅子上，像一隻收攏了翅膀的灰色蝴蝶。“桂蘭？”丁秋楠走過去，在她面前蹲下來，目光在她臉上停了一瞬——那張臉比昨天更白了，嘴唇乾裂，眼窩深得像兩個小坑，但眼睛裡的東西不一樣了。
不再是那種渾濁的、疲憊的、對甚麼都不感興趣的麻木，而是一種說不清的、沉到底之後反而浮起來的東西。
孫桂蘭抬起頭，看著丁秋楠。她的眼眶紅了，但沒有哭。“丁醫生，我想見沈局長。”她說，聲音沙啞但很清楚，“現在就想見。”
她說出那句話的時候，走廊盡頭正好有人經過，一串腳步聲由遠及近，在空曠的樓道里迴響。
丁秋楠沒有急著回答，只是伸出手，輕輕握了握孫桂蘭冰涼的手指，然後站起身來，朝走廊盡頭看了一眼——那人走遠了，白色的衣角消失在拐角處。
“現在不行。”丁秋楠的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孫桂蘭能聽見，“莫北今天下午有會，最早也要晚上，你等我電話，我把時間定好了告訴你。”
孫桂蘭點了點頭，把那個牛皮紙信封從椅子上拿起來，攥在手心裡，站起來，走了兩步，又回過頭，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甚麼，最終只是朝丁秋楠點了點頭，轉身走了。
丁秋楠站在走廊裡，看著孫桂蘭的背影消失在樓梯口，才緩緩吐出一口氣。她靠在牆上，手心全是汗，心跳快得像要從胸腔裡蹦出來——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她知道，孫桂蘭這一關一旦過了，嚴世鐸那邊就不可能沒有反應。
她回到辦公室，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沈莫北的號碼。
電話響了三聲就接了。
“莫北，桂蘭剛才來醫院找我了。”她的聲音很穩，但語速比平時快了些，“她說想見你，現在就想見。”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
“我知道了。”沈莫北的聲音很沉，像是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刻，“晚上七點，你帶她來趙鐵軍家，我要見見他，到時候王剛會去接你們。”
“不怕被嚴世鐸發現？”
“不怕。”沈莫北說，“現在已經不是怕不怕的問題了，是快慢的問題，嚴世鐸的動作只會比我們想得更快，他沒有動手也許是在評估局勢，我們必須在他動手之前把孫桂蘭這顆棋子落到棋盤上。”
丁秋楠沒有再問，掛了電話。
———
與此同時，公安部政治保衛局副局長辦公室裡，嚴世鐸正坐在桌前，面前攤著一份薄薄的材料。檯燈的光攏在那幾頁紙上，照出幾張黑白照片和一些手寫的記錄。
照片拍得不算清楚，是從遠處拍的，光線也不好，但能辨認出畫面裡的兩個人——一個女人從一棟居民樓裡走出來，低著頭，步伐很快；另一個男人站在不遠處，穿著一件灰色短袖襯衫，手裡夾著一支菸，似乎在等人。
嚴世鐸盯著那個男人的臉看了幾秒鐘，然後把照片翻過去，背面用鉛筆寫著一行小字：“7月13日，朝陽區呼家樓，攝於目標住所附近。”
那行字他昨天就已經看過三遍了，但今天再看，目光還是停在了“目標住所”四個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