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傅，學生聽罷長平之戰，心中有一大惑，百思不解，懇請太傅為學生解之。”
扶蘇的目光，直視著李牧，那眼神，清澈得如同一面鏡子，映出了所有成年人世界的複雜。
“秦國既已大勝，趙軍既已投降，為何武安君還要將那降卒盡數坑殺？書上說，‘殺降不祥’，此乃傷天害理之舉，有違天道仁心。”
他頓了頓，小小的眉頭緊緊皺在了一起，聲音裡，帶上了更深的困惑與痛苦：
“姑公也常教導扶蘇，王者當行仁政，以德服人，方能得天下之心，使江山永固。然，武安君此舉，是為‘仁’，還是為‘不仁’？
再者，既入秦法，便需遵守，凡秦之銳士殺敵一人便可獲爵，那武安君殺四十萬敵軍，是為‘法’，還是為‘非法’？
這四十萬‘首級’，是否也計入將士們的軍功簿？”
此問一出，滿堂皆寂。
空氣，彷彿在這一瞬間凝固了。
王賁、蒙恬等一眾秦將，臉上的驕傲瞬間僵住，取而代之的是震驚與無法言說的尷尬。
他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會被以如此直接、如此天真的方式，在這象徵著大秦未來的最高學府之內，由未來的繼承人當眾提出。
這個問題，精準地、毫不留情地，刺入了秦國那“軍功爵”制度與“法家”理念最核心、也最血腥的心臟。
秦國，以耕戰立國，以軍功封爵，殺敵，便是獲取功名、土地、財富的唯一途徑。
這是驅動這架龐大戰爭機器不斷向前滾動的最根本的燃料。
秦法激勵殺敵，殺敵便是功勳，便是晉升之階。降卒，在放下武器的那一刻，他們是甚麼？是“敵人”？還是“俘虜”？
殺之，於秦法邏輯而言，似乎並無不可，甚至是大功一件。
而降卒，依舊是“敵”。
殺“敵”，便是有功。
但從“仁義”、“王道”的角度來看，坑殺四十萬已經放下武器的降卒，又是何等殘暴、何等違背天理人倫的行徑。
“仁”，與“法”。
這兩種看似都服務於“王道”的理念，在“長平坑卒”這一具體事件上，爆發出了最無可調和的、最根本性的矛盾。
它，是秦國無法迴避的原罪，亦是其賴以強大的根基。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講臺之上，那個白髮蒼蒼的身影之上。
他們都在等待，等待這位新晉的“太傅”，這位曾經的趙國軍魂，該如何回答這位繼承人的世紀之問。
大講堂內，落針可聞。
扶蘇那雙清澈的、不含任何雜質的眼睛，就那樣靜靜地、執著地，注視著講臺上的李牧，等待著他的答案。
李牧沉默了。
他看著眼前的這個孩子，看著他那張因思索而顯得無比嚴肅的小臉，心中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複雜情緒。
他看到了，在這個孩子的身後，站著那個同樣年輕、卻已攪動天下風雲的身影。
“王者當行仁政”，這必然是秦臻教給他的。
這個問題，看似是扶蘇之問，實則，何嘗又不是秦臻，藉由這個孩子的口，向他，向天下，丟擲的一個關於秦國未來的終極之問？
他無法給出一個簡單的，“是”或“不是”的答案。
因為這個問題背後，是秦國無法迴避的、深刻的內在矛盾。
一方面，它需要用“仁義”來收攏天下人心；
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依靠嚴酷的軍功律法，來驅動這架龐大的戰爭機器，去終結這個亂世。
這是一個無解的死迴圈。
良久，李牧緩緩走下講臺。
他沒有回答，而是走到了扶蘇的面前，蹲下身，與這個四歲的孩子平視。
“長公子。”
李牧的聲音，褪去了方才身為兵家宗師的冷靜，帶上了長者的溫和與引導：“汝之疑問，甚好，甚大。大到…連老夫窮盡一生，亦難以為汝指明一個確鑿無疑的答案。”
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
“長公子，老夫且問你。若時光倒流，武安君不殺那四十萬降卒，依秦法，當如何處置？”
扶蘇想了想，答道：“或如姑公在洛邑所行之法，設歸化營，以三年為約，使其勞作，待其誠心歸化，再授田宅，化為秦民。姑公說過，化敵為民，方為長久之計。”
“善。”
李牧點頭：“此法，立意高遠，確為仁心。然，長公子可知，彼時之秦國，其國力，遠非今日可比。
三年長平血戰，秦國亦如強弩之末。
要供養、看管四十萬青壯，所需之糧草、所需糧秣何止百萬石？所需監押精銳之師，又何止十萬眾？秦國，無此餘力。
若強行收容，則國庫必空，民力必竭，數年乃至十數年再無東出之力，六國必趁勢反撲，天下重陷更大戰亂。
若就地遣散……”
他看著扶蘇的眼睛，聲音變得無比沉重：“長公子，汝可知，趙國雖敗，根基尚存？此四十萬青壯，只需稍加喘息整編，假以時日，便又是一支足以撼動秦國根基的虎狼之師。
屆時，秦趙必再起戰端，長平之役或將重演，又將有多少秦人為之喪命於沙場？又將有多少趙人的家庭因此而破碎？
一場殺戮，與一場場永無休止的、更大規模的、席捲兩國，甚至波及天下的殺戮相比，孰為仁？孰為不仁？”
聞言，扶蘇愣住了。
他年齡尚小，從未從這個角度思考過問題。
在他純粹的世界裡，殺人，就是不對的。
殺降，更是大大的不對。
可當這“不對”，與一個“更大規模的不對”放在一起比較時，那條清晰的界線，瞬間模糊了。
李牧看著他那陷入深深困惑的表情，輕輕握住他的小手，繼續道：
“再者，依大秦之法，疆場之上，敵我分明，界限森嚴。斬敵一首，賜爵一級，田一頃，僕一人，此乃驅動秦國將士奮勇殺敵之根本。
那四十萬降卒，雖已放下武器，然其尚未入秦籍。於戰場之上、於秦軍將士眼中，尚是‘趙人’，尚是‘敵軍’。
故，殺之，於法有據。
武安君之舉，雖酷烈，卻並未違背秦國之軍法。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是在用趙人的頭顱，來踐行秦國的‘法’，來激勵自己計程車卒。
長公子，汝覺得，這究竟是‘法’？還是‘非法’？這軍功，是當計？還是不當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