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上了？”江夏心裡一沉，“您是說的老所長嘛？”
是病情已經進展到……連那些可能抑制腫瘤生長、爭取時間的“其它”藥物，都失去意義的階段了嗎？
孟超醫生也放下了筷子，臉上的神色變得凝重。作為醫生，他太明白這幾個字背後意味著甚麼。那通常代表著病情已至終末期，醫療手段回天乏術，所有的治療都轉向了姑息、減輕痛苦的階段。
“裘老，” 江夏的聲音不自覺地放輕，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澀然，“老所長他……”
裘老深深地嘆了口氣，緩緩站起身，踱到窗邊。窗外，城市的燈火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顯得格外孤寂，遠處傳來隱隱的電車進站的聲音，更襯得走廊裡一片寂靜。
“不是這位同志。是另外一位，他……在天壇醫院。”
“肝癌，原發位置不好，又耽擱了，等送到北京，已經……已經全身多處都有了，手術做不了。現在，就是靠一些基本的支援，還有一些……止疼的藥，在硬扛著。”
“前段時間止疼藥短缺，那位病人還多次拒絕打針，說是……要把藥留給更需要的人！”
“其實……最需要的就是他了！”
“可這個人啊……他疼啊！那邊的醫生說，他疼起來的時候，渾身抖得像風裡的葉子，冷汗能把棉褥子溼透一大片，牙齒咬得咯吱響，人都有些糊塗了……”
裘老轉過身，昏黃的眼睛在燈光下閃著溼潤的光澤，他看向江夏：“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疼得快昏過去的時候，他嘴裡唸叨的，不不是自己的病……
他拉著來探望他人的手，問的是……是蘭考今年的風沙大不大，春天栽下去的泡桐樹苗活了沒有，鹽鹼地裡的麥子長勢怎麼樣，老百姓家裡的糧食，能不能接上夏收……”
“對了，你們知道蘭考這個地方嗎？”
小劉秘書和大老王都搖了搖頭，於副處長沒有搖頭，但表情也是茫然的。
這怪不得他們。
祖國太大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幾千個縣，幾千個縣委書記，誰能把每一個地名都記住？
蘭考，一個河南的小縣城，在地圖上不過針尖大的一點，黃河故道上的風沙從那裡刮過，颳了幾百年，刮窮了地，刮跑了人，颳得這個名字連本省的人都不一定聽說過。
大老王在海上待了那麼多年，海峽上的島礁他閉著眼都能數出來，可你問他河南一個縣的名字，他只能搖頭。
小劉秘書管的是檔案、批文、專案協調，經手的公文摞起來比人還高，可那些公文裡從來沒有出現過“蘭考”兩個字。
它太小了。
小到不值得被記住。
可就是這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因為那個人，後來被全國人民記住了。報紙上登他的事蹟，廣播裡講他的故事，學校裡學他的精神……
這兩個名字從此長在了一起，再也分不開。
但那是後來的事。
此刻那個人還躺在四九城的病床上，蘭考的老百姓還在等著他回去。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甚麼，也沒有人知道這個名字以後會被寫進教科書裡。他們只知道，那個人是為了蘭考累倒的。
他的肝，是在風沙裡一天一天壞掉的。他的命，是在鹽鹼地裡一寸一寸耗乾的。
如果讓蘭考的老百姓來選：是用他的命換蘭考名揚天下，還是讓他好好活著，讓蘭考繼續默默無聞下去……
答案根本不用問！
一座縣城被世人記住，有很多種方式。
最痛的那種，就是用一個好人的命去換。
江夏不知道蘭考的百姓會是甚麼表情，但是此刻，他，是哀傷的。
……
“不知道也好。”裘老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剛翹起來就落下去了。
“那地方，春天颳風沙，漫天黃沙能把白天遮成黃昏。夏天一暴雨，地就淹了。秋天稍微好點，可地裡是白的！
你們以為是雪嘛？不，不是！
是鹽鹼！它一層一層泛上來，莊稼根本種不活。冬天更不用提，北風從黃河故道灌進來，冷到骨頭縫裡。那個縣，解放前是出了名的窮窩子，逃荒的人比留下的人多。
解放後也沒好到哪兒去，三年困難時期，別的縣好歹還能刨出點吃的，蘭考是真的連草根都挖不著。”
“那個人就是在那兒當書記的。”
“他上任的時候，組織上問他有甚麼想法。他就說了一句話——‘感謝黨把我派到最苦的地方去。’”
“他在蘭考幹了不到兩年。兩年不到，他把全縣一百二十多個大隊的風口、沙丘、鹽鹼地，全走遍了。風沙最大的時候，別人往屋裡躲，他往沙裡鑽——他說不親眼看看風是怎麼把沙子刮起來的，就不知道該怎麼治。他追著沙丘跑，把每一片流動沙丘的移動軌跡都畫了圖，編號入冊。他領著老百姓翻淤壓沙，挖河排澇，種泡桐樹。那樹耐鹽鹼，長得快，根扎得深。他說，泡桐生了根，沙子就跑不了了。”
“後來他的肝開始疼了。一開始是隱隱的，他也沒當回事，拿手頂著繼續走。後來疼得厲害了，他找了根木棍，一頭頂在肝區，一頭頂在藤椅扶手上，就這麼頂著看檔案、寫報告、開會。他辦公室那把藤椅，右邊扶手下面，硬是被他頂出了一個碗口大的洞。”
孟超的筷子從他指間滑了下去，落在搪瓷碗上，“噹啷”一聲脆響。
裘老拍了拍自己好徒弟的肩膀，沒有停止講述。
“我前面不是出了趟差嘛？去的，就是天壇醫院！”
“那位同志連看病都是被地委的同志硬押上火車送到天壇醫院的，去的時候人已經瘦脫了相，肚子脹得像鼓，全身面板上一塊一塊的硬結。
我開啟腹腔的時候，才裡面已經沒法看了。癌組織布滿整個肝臟，腹腔廣泛轉移，腹水抽出來是血性的。”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住了沒幾天就鬧著要出院，說住一天院就花國家一天的錢，他已經不能幹了，不能再躺著浪費。同志們攔著不讓走，他就拿那根陪了他幾百天的木棍敲床沿，說……
‘讓我回蘭考，活著我沒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後人把沙丘治好。’”
“他才四十出頭。”
沒有人說話。大老王把臉轉向了牆壁。小劉秘書摘下眼鏡，低著頭用衣角反覆擦著鏡片，擦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戴不上。
至於江夏，這小子雞賊的進入了理智化，企圖用絕對理智來掩蓋自己慟哭的念頭。
因為，對這位同志的歷程，他遠比大老王他們知道得多。
特別是那張照片，那人站在泡桐樹苗中間，瘦得顴骨高高凸起，笑容卻敞亮得像能把整片沙丘都照亮。
他還知道那把藤椅後來被收進紀念館，藤條斷了好幾根，扶手上那個窟窿周圍被磨得溜光……那是人的手掌和木棍一起，在四百多個日夜裡一點一點磨出來的。
他記得那人對自己女兒說過的話。
“……不要向組織上要任何照顧……你要好好學習，將來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
以前看這些記載的時候，江夏曾覺得那是一種純粹的敬佩，一種隔著時空向先輩致敬的情懷。
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他就坐在這條昏暗的樓梯間裡，面前是一個親手給那人看過病的醫生，醫生手裡的搪瓷缸子還殘留著餘溫，而那個人此刻還活著……
雖然他正躺在某張病床上，疼得整夜睡不著，連一片像樣的止痛藥都捨不得用。
歷史和現實之間那條隔著時空的玻璃牆忽然就碎了，碎得乾乾淨淨。
那人不再是書本上的一段文字、紀念館裡的一張照片，他是裘老親自接診過的病人，是一個在手術檯上被切開腹腔後所有醫生都只能搖頭嘆氣的肝癌晚期患者，是一個此刻還在用木棍頂住肝區、在藤椅上硬撐著看檔案的……同志。
同志，
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