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7章 來收你們了！
《1937》次周實現逆跌，票房有很大可能破十億。
這個票房相比三通娛樂的爆款來說，不算現象級，但對於這個型別來說，絕對是現象級。
震驚了許多人，包括沈三通。
三通大廈。
窗外霧霾籠罩，玻璃展櫃裡陳列著電影海報、唱片，以及有意思的道具紀念品，不同於老派的沉穩，沈三通的辦公室充滿運動和活力元素。
“演算法傾斜，大V帶節奏，推流方式要聰明，不能太粗暴，一點點來，直到掀起一場基於電影的大討論！”
沈三通敏銳捕捉到了輿論節點的到來，下令吩咐微博和洞天等平臺高管，將這波情緒引導起來。
形勢和人心出現了問題！
多年鬥爭，終於迎來了一個階段的勝利。
《1937》票房的成功，最為震驚的是觀眾。
原來不炒作激情戲也有票房，原來苦難可以化為力量，原來不只是自己，還有很多人支援這樣的電影
當思考到這個層次的時候，思潮進一步變化。
一直以來都是觀眾反思、背鍋。
這一次，觀眾開始對號入座。
先是《1942》，遭到了觀眾審視。
這部電影被譽為馮曉剛藝術生涯中，最有良心的一部影片。
2012年11月29日，比《1937》早兩週全國公映。
講述了上世紀40年代，河南因戰爭和自然災害導致300萬人遭受飢餓，而流離失所的故事。
傾注了馮曉剛無數心血，且投資額巨大，雲集了張國立、陳道明、李雪健、張涵予等幾十位明星加盟。
結果票房表現並不理想。
首日票房約3600萬元人民幣，首周票房約1.6億元人民幣。
按照兩週票房表現，《1942》的票房預測，總票房最終大概約3.9億元人民幣。
影片製作成本超過2.3億元人民幣，加上宣發費用，總成本超3億。
票房是成本的3倍才能盈利，按分賬比例計算，片方實際收入約1億多，明顯虧損，算上宣發，虧損上億。
去掉水分，也有大幾千萬的虧損。
失敗了，自然要分析，是誰的鍋？
《1937》上映之前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題材的鍋。
沉重。
聚焦1942年河南饑荒的慘烈歷史，主題壓抑且缺乏商業娛樂元素，與同期賀歲檔觀眾的“輕鬆觀影”需求形成反差。
觀眾對影片的評價呈現兩極化，認可其歷史厚重感與藝術價值，但批評節奏緩慢、情感衝擊過於殘酷。
再加同期競爭激烈，光棍節檔期，11月9日有王然執導的《失戀33天3》。
賀歲檔前站，11月22日，有李銨執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
同期還有陸釧的《王的盛宴》，兩部歷史題材影片形成內耗，分散了觀眾注意力。
觀眾對“苦難敘事”的接受度有限，尤其賀歲檔期間更傾向於喜劇或商業大片，如馮小剛此前的《非誠勿擾》系列。
影片宣發也出了問題，強調“民族苦難”，觀眾不愛看。
不能有效轉化為市場吸引力，反而加劇了觀眾的觀影心理負擔。
涉及國民黨政權腐敗與歷史敏感議題，部分觀眾對其歷史解讀存在爭議，間接影響傳播效果。
以上種種，導致《1942》成為了馮曉剛導演生涯的滑鐵盧。
相較於其此前作品，《唐山大地震》的高票房，《1942》成為馮曉剛職業生涯中少見商業失利案例。
得出結論。
中國觀眾不吃嚴肅歷史題材這一套，沒有審美能力。
觀影主力從80後變成90後，這群小孩、年輕人，不理解老一輩的傷痛，只懂得娛樂至死。
觀眾不行！
品不出藝術價值與歷史意義。
中國電影市場不行！
對嚴肅歷史題材看法具有侷限性。
不過小鋼炮勇氣可嘉，敢於嘗試，實現了個人創作從商業喜劇向歷史正劇的轉型嘗試。
儘管市場遇冷，卻為中國電影留下了深刻的現實主義印記。
以後大家不要吃力不討好了，不要再拍這類的電影了，民族苦難還是留在紀念館吧，不要傳播了。
然後。
《1937》來了！
同樣的嚴肅歷史題材，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不比河南饑荒輕鬆，但是首周票房超過《1942》全週期票房。
似乎，也許，大機率.
不是觀眾沒有審美能力？
也不是電影市場不吃這一套？
有沒有可能，只是可能，是電影不行啊，或者從業者有點問題？
也不是質疑誰。
同樣的題材，觀眾自然會對比。
《1937》與《1942》顯然在歷史觀和敘事角度上存在極大差異。
《1942》死氣沉沉，帶著歷史迴圈論與宿命論的基調。展現了饑荒、腐敗、民眾苦難等災難在歷史中不斷重演，暗示社會問題根植於結構性痼疾，難以透過個體或單一事件改變。
國民政府救災遲緩，官員貪汙腐敗，導致饑荒蔓延。
災民在逃亡中逐漸喪失希望，甚至出現“易子而食”的極端現象。
結尾字幕提到“1943年河南又豐收”，暗示苦難被遺忘，問題未被解決。
全片充斥壓抑與無力感，最終未給出明確出路。
傳遞的只有“歷史是死板的動態迴圈”的悲觀論調。
自上而下的俯瞰視角，透過災民、政府、記者、外國傳教士等多重視角，展現災難的全貌，但個體命運被宏大敘事稀釋。
角色多為被動承受者，如老東家範殿元最終失去一切，充滿無力感，絲毫不見個人對歷史程序的主動影響。
白修德拍照揭露真相，與國民政府無動於衷形成明顯，進一步暗示個體努力在體制性腐敗前的徒勞。
很明顯，《1942》的歷史觀是封閉的，歷史變成了無法打破的迴圈。
結尾的豐收與遺忘，暗示苦難的重複到來，未來缺乏變革的可能。
電影揭露了歷史傷疤，批判權力腐敗與人性異化，但未提供解決方案。
無論是馮曉剛還是原著作者劉震雲，他們的歷史觀點，歷史只是鏡子。
擺在那裡了，也就結束了。
而同樣的嚴肅歷史題材，《1937》則彰顯了歷史能動性。
透過普通人的求生與覺醒，強調人民是歷史的主體，苦難中孕育著希望。
陸大川兄弟透過偽裝、賄賂、組織自救等方式在絕境中求生。
南京城內，集體力量在覺醒，鹽幫、棺材鋪等民間組織形成互助網路。
電影的片尾彩蛋，新四軍兵工廠的工人透過技術革新支援抗戰。
展現了歷史進步的必然性。
透過工業崛起、民族覺醒等畫面，暗示組織起來的人民能改寫命運。
電影雖直面血腥與絕望，但始終穿插希望線索。
不是解構，而是建構。
最終落腳於民族精神重構的積極主題。
視角自下而上，聚焦普通人，以印刷工兄弟為核心，透過其微觀生存細節反映大歷史。
逐步從個體昇華到集體，陸水生從逃亡者成長為兵工廠技術骨幹，個人的覺醒，也象徵著底層民眾從求生到覺醒的轉變。
《1937》不僅是“以史為鑑”，不只是“照鏡子”，還要“正衣冠”，“面向未來”。
歷史觀是開放的，具有活力的。
從始至終強調苦難是重構民族精神的基石，歷史傷痛最終能夠轉化為凝聚力和行動力。
經過電影的藝術化表達，將歷史苦難昇華為民族精神的載體。
而且觀眾的共鳴，是在觀影節奏，以及故事呈現，對觀眾友好的敘事中悄然完成。
形成了《1942》和《1937》的敘事分野。
從歷史看年更為黑暗。
汪精衛“曲線救國”為何影響如此之大之壞，因為真絕望，漆黑不見五指。
到了1942年，也絕望，但是日寇已經盡顯頹勢。
同時，共產黨的力量也顯露出來了。
但這些並未在《1942》上有所呈現，影片瀰漫著無力和沉寂，和《1937》截然相反。
說的再直白一點，《1937》是“我的困難”，透過人民史觀與藝術昇華，完成了從控訴苦難到重構精神的跨越。
而《1942》是“他的苦難”，止步於對歷史迴圈的冷峻凝視，站在岸邊。
敘事的分野，自然帶來了票房的分野。
《1937》獲得了觀眾的支援，首週四天票房比《1942》上映半個多月還要高。
如果沒有《1937》，“沒有審美能力”這口鍋觀眾要一直背下去，這個題材也會冷下去。
然而，當戳破電影圈以及媒體圈自說自話之後，會發現中國觀眾是友善的，有審美能力的。
《1942》題材絕望，敘事也絕望，節奏感差勁，但依然有很多觀眾捧場，票房也不低，只是相對於馮曉剛的小品喜劇，以及成本來說低了。
說明只要電影有優點，觀眾就會支援。全世界找不到這樣好的觀眾。而有些導演有些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辜負。
不僅辜負，髒水還要潑到觀眾身上。
花錢找罪受！
類似的事情不止一次發生，觀眾不知道被PUA了多少次，泥人還有三分火氣，觀眾是真的生氣了！
“不能讓陸釧跑了，一點點把節奏提升上去。”沈三通目光落到了還在上映的《王的盛宴》，主要是陸釧大佐有一部同題材同型別的電影。
已經有觀眾進行了對比，但缺乏有序的引導，打擊感不強。
沈三通要給陸釧大佐上上強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