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紅唇綠嘴
一
乙亥歲尾，老父病重，我由京返鄉陪護。一日下午，忽聽窗外大街上，傳來一女子的號啕，眾人皆愕然。少頃，號啕聲從衚衕裡轉過來，逼近我家院子，更加響亮駭人。我大姐驚道：“‘高參’來了！”
只見一個女人，仰著紅彤彤的大臉，張著大嘴，哭嚎著進入我家院子，“大舅啊……俺的個親舅啊……你怎麼狠心撇下俺走了啊……”
我大姐惱怒地衝出去。父親舉起一隻顫抖的手，斷斷續續地說：“別……別……別惹她啊……”
我大姐惱怒地說：“‘高參’，你這是唱的哪一齣？”
“高參”滿臉的悲痛表情就像落在燒得通紅的爐蓋上的一滴水，欻的一聲便消失了，隨即換上了一副驚愕的表情，說：“不是說俺大舅‘老’了嗎？”
“俺大好好的呢！”我大姐說。
“您看看您看看，這些該死的造謠分子，”她一邊說著，一邊闖進了我父親的居室，看到我後，她的臉上出現了喜洋洋的表情，道，“表哥，您啥時回來的？”然後伸出手來——其實我們老家人見面，尤其是男女之間，並無握手的習慣，但把她的手晾在那兒也不妥當——我感到她的手又大又硬，力氣很足，心中便莫名地對她生出一絲敬意。然後她又與我堂弟等人一一握手，這派頭既不像個女人，也不像個農民，倒很像一位市裡來的幹部。最後，她俯身問躺在床上的我老父：“大舅，你還認識我嗎？”我老父搖搖頭。她提高嗓門說：“大舅，我是覃家莊上的覃桂英啊！”我父親還是搖頭。她又說：“大舅，我是二梅啊，我姐姐叫大梅啊！”我父親直著眼不吭聲。我姐姐大聲說：“覃家莊俺姑的侄女，‘高參’！”
我父親笑了，用微弱的聲音說：“‘高參’……知道，太有名了……了不起……”
父親的臉上好久沒見到笑容了，也好久沒說這麼多話了，我的心裡感到欣慰，因“高參”號啕而來帶給我們的不快也隨之消散。
“俺大舅真幽默。”“高參”道。
“坐下吧。”我父親說。
坐在我對面的堂弟慌忙站起來，把凳子讓給“高參”。我也恭恭敬敬地為她倒了一杯茶。她呷了一口茶，摸出一盒細支中華煙，問：“不介意我抽菸吧？”我大姐道：“‘高參’，你還是別抽了，俺大咳嗽。”她將煙裝到口袋裡，道：“也是，儘管抽菸是人權的一部分，但我的人權要建立在不侵犯別人人權的基礎上才可以實施。”我詫異地看著這位出語不凡的胖大婦人，一時找不到要說的話，想說句“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又覺得不妥當，便生生地嚥了下去。我姐姐看出了我的尷尬，便道：“你可不知道‘高參’有多厲害，膠東半島都有名的人物。”
我堂弟道：“豈止是膠東半島，全中國都有名呢！”
“姐，弟，你們就別諷刺我了。”“高參”嘴裡這樣說，但她的神情卻是一副很享受的樣子，“跟表哥這樣的大作家比，我算甚麼？草民一枚！”
“您老人家可不是‘草民一枚’，”堂弟說，“您是著名‘公知’，策劃大師！”
“甚麼‘公雞’‘母雞’‘大師’‘小師’，”她說，“我不過是一個為弱小者爭利益，為受迫害者鳴不平，為創造和諧、公正、民主的鄉村社會而不計報酬、不遺餘力的鄉村知識分子。”
她的話讓我震驚。她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從一年級下學期到二年級上學期，我與她共同使用一張桌子。因為她是我姑的侄女，也算是沾親帶故，所以我們倆相處得還算友好，我記得她愛好畫小孩，無論是上語文課還是算術課，她都在偷偷地畫小孩。她的所有課本的空白處都畫著大大小小的小孩，她畫的小孩都是大頭細脖招風耳，看上去很有趣。她小學之後又混過兩年農業中學，我之所以說“混”，是因為那時的農業中學沒有甚麼文化課，基本上以幹活為主。這樣的學歷在當時也不算低，但放在眼下，那就跟文盲差不多了。最近幾年我有很多時間待在故鄉，發現我當初那些小學同學，一個個都變得妙語連珠，分析起問題來頭頭是道，其見識與境界都不遜於大學教授。而當年我所熟悉的那種見了公社幹部就嚇得不敢大聲說話的農民，已經不存在了。在一次關於新農村文學的研討會上，我說新農村之所以新，當然包括新房子、新街道、新傢俱、新食品、新品種、新的耕作方式等等，但更重要的是新人，二十歲三十歲的農村青年是新人，像我們這些“50後”，經歷過人民公社大集體勞動的一代人，實際上也與時俱進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網際網路時代，大部分農民也都成了智慧手機的使用者，他們幾乎是無師自通地成了網路大海里的游魚。他們使用著網路，也創造著網路，他們在網路上扮演著與自己的身份大相徑庭的角色，他們像魚蝦一樣在網路海洋裡尋找著自己的食物，有時候也能撲騰出大大小小的浪花……
“高參”的手機響了一聲，她迅速地將一款老舊的“華為”從寬大的黑色半大衣口袋裡摸出來，點開，手機裡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覃姐，晚上有空嗎？一起吃個飯，平度有一個客戶想見你，有空的話就去趙志餐館，我訂個包間。”她按著手機留言，罵道：“去你孃的，我正要找你算賬呢，你說俺大舅‘老’了，我現在就在俺大舅身邊，俺大舅精神好著呢，剛剛吃了半隻燒雞還喝了二兩茅臺！你這個造謠分子，我饒不了你！”她將手機裝進口袋，說：“這個‘花脖子’，睜著眼說瞎話，他給我發微信說，您大舅‘老’了，你快去看看吧！我一聽，腦袋裡轟的一聲，眼睛裡冒了一陣金花，急急忙忙地就趕來了……”她探身問我父親，“大舅，你不生我的氣吧？都是‘花脖子’這個雜種造謠！”我父親閉著眼睛，彷彿睡著了。
“誰是‘花脖子’？”我問。
“‘花脖子’是你小說《黃玉米》裡的土匪啊，表哥，”她說，“被‘別光腚’那小子註冊成了他的微信名。”
“誰是‘別光腚’？”我又問。
“別叔寶的三兒子，別廣庭。”我堂弟說。
“小名叫‘鐵柱’那個，”我大姐道，“你當兵那年六月生的，他大哥叫金柱，他二哥叫銀柱。”
我算了一下，感嘆道：“怪不得老了，我當兵走那年生的小孩都四十五歲了。”
我堂弟道：“‘別光腚’當爺爺都當了三年了。”
這時，“高參”口袋裡的兩個手機同時響了。她摸出了剛才摸出過的那款舊“華為”，又摸出一款新“蘋果”。她看了一眼蘋果手機，嘟噥了一句，又看華為手機，撳響，還是那位“花脖子”的聲音：“覃姐，你可別怨我，我是聽‘九兒他爹’說的。他說你大舅可能‘老’了，因為他從村委的監控器上看到莫言回來了……您看看，您看看，表哥，這年頭……”
我吃了一驚，道：“村子裡還有攝像頭？太厲害了！”
“高參”道：“所以，表哥，得網路者得天下，失網路者失天下；得網路者得民心，失網路者失民心。我們要做網路的主人，不做網路的奴隸。所以，網路是天堂，網路也是地獄；所以，可以利用網路伸張正義，也可以利用網路冤殺好人；可以利用網路消費，也可以利用網路賺錢……總之，網路能把人變成鬼，也能把鬼變成人，當然也可以把人變成神……叫喊了幾十年的‘縮小三大差別’，透過網際網路實現了。剛興起網際網路時那句‘在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這話現在基本上還適用。總之，表哥，自從有了網際網路，我覺得自己才真正地過上了人的生活……”
“佩服，覃桂英，不，‘高參’，”我說，“我枉在北京待著，但實際上孤陋寡聞，感謝你給我上了一課。”
“表哥，我和我的網友們，都是你的鐵桿粉絲，你可以去你的‘吧’裡看看，看看我們是怎樣挺著你、護著你，為你與那些噴子們打架的。”
“謝謝，老同學，我真的落伍了，謝謝你給我上了一課。”
“你與你朋友新近開那個‘兩塊磚’公號我已關注了。太保守了，表哥，你們根本不熟悉網路的運作規律，折騰了大半年，才幾千個粉絲，如果交給我給你們經營，三個月，我不給你順來一百萬粉，我就不姓覃了。”
“你早就不姓覃了，”我堂弟說，“你姓高叫‘高參’。”
“姓高也沒甚麼不好，俺姥孃家不也姓高嗎？”
“我很想知道你用甚麼方法能給我們吸來一百萬粉絲。”我說。
“哎喲表哥，這事可不是一句半句能說清的，這麼著，”她摸出兩塊手機，道，“加個微信，過幾天咱們坐下來細聊。”
“你掃我吧。”我說。
“我把自己推給你好幾次請你加我，你都不理我，”她白了我一眼，然後用兩塊手機先後掃了我的二維碼，說，“你得確認我，‘高參’和‘豬大自肥’。”
“‘豬大自肥’，這名字真好！”我說。
“我還有三個名字呢，一個是‘孩子哭了給他娘’，一個是‘奶胖不算胖’，還有一個是‘梅開二度’。”
“你有五個手機？”我驚訝地問。
“平度的‘老丈人的青魚’有十二塊手機呢。”她說，“我還有兩個公眾號，一個叫‘紅唇’，一個叫‘綠嘴’，表哥你得空關注一下。”她俯身向我父親，說，“大舅，我先走了，過幾天再來看你。俗諺道‘一個謠言，增壽十年’，大舅，你要樹立信心，不要老覺得自己老了，該死了，沒那事，這美好的生活，大好的時光，怎麼能捨得死？現在咱們縣的平均壽命已經到了八十四歲，百歲老人有一百多個，就您這身板，一定能活到一百二十歲，六世同堂！”
她走後，我父親悄聲對我說：“千萬小心她啊……”
我說：“大，您放心，我心裡有數！”
二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每到夏末秋初，高密東北鄉便陰雨連綿，有時連續半個月不見太陽。我當年初讀拉美作家的作品，感覺到他們小說中描寫的陰雨天氣與我記憶中的故鄉十分相似。那麼多的雨，大雨、中雨、小雨、雷陣雨、夾帶冰雹的雨，有時候還有夾帶著魚蝦的雨，下個不停，不停地下，莊稼地裡積水數尺，河道中洪水滔滔，經常決堤，危及人命和畜命。那時候我們每年只有一季收成，那就是在深秋洪水消退時，拿著木棍在淤滿黃泥的土地上點種小麥。牲畜下不了地，犁耙都沒有用，只能用這樣原始的方法點種。只要能夠點種上，第二年初夏便會有小麥的豐收。可惜的是，總有很多的土地在播種小麥的季節裡還汪著深深的水，只能等待第二年開春後種高粱。高粱是高稈作物，一般情況是澇不死的，但在洪水最大的那幾年裡，高粱也被漚爛了。當時，人們不知道氣候有周期，以為這地方永遠就這樣了，據說縣裡有人曾向上級報過提案，希望能將高密東北鄉幾十個村莊的人，移到高密西南部丘陵地帶。但人是奇怪的動物，明知這地方無法生存，也不願意離開，還說甚麼“生處不嫌地面苦，窮死餓死不離鄉”。這時，我們公社一位在江南當過兵的副書記突發奇想，向公社書記提議：地裡有這麼多水，為甚麼不種水稻呢？如果種上了水稻，水害不就變成水利了嗎？公社書記也感到，這是個好得不得了的建議，便往縣裡彙報，縣裡領導也覺得好，於是，就報到省裡，然後由省裡有關部門協調，從福建省調來了十幾個技術人員，指導我們高密東北鄉人民種植水稻。要改變一個地區的耕作習慣，幾乎就是一場革命，年紀越大的越反對，年紀越小的越贊同。那時候，我與覃桂英正讀著三年級，學校為配合這場旱田改水田的種植革命，組織我們排演節目，到集市上去表演宣傳。我們戴著班主任李聖潔老師為我們製作的莊稼面具，我扮演地瓜，王昌扮演玉米，杜茂扮演高粱，覃桂英扮演水稻。我們用地方戲茂腔調唱著沈慶豐老師為我們編的詞兒，我唱：我是一個大地瓜，泡水變成豆腐渣。王昌唱：我是一棵老玉米，沱在水裡爛成泥。杜茂唱：我是一棵紅高粱，泡在水裡哭親孃。覃桂英唱：我是一棵金水稻，泡在水裡哈哈笑，我在水裡笑，我在水裡長，我在水裡開花，我在水裡結籽。我在水裡長成大米，老人愛吃，小孩更愛吃。我們一起唱：最好吃的菜是白菜，最好吃的肉是豬肉，最好吃的米是大米……
為了搶季節，四月下旬，我們小學停了課，幫助農民去插秧。村裡給我們一方水田，任我們鬧騰。幾位社員為我們運來秧苗，並幫我們均勻地投擲到水田裡。南方的四月已經很暖和，北方的四月其實還很冷。風颳過來，水田裡泛起寒意，大家都猶豫著，不願脫鞋襪下水。我們的班主任李聖潔老師率先脫掉鞋襪，挽起褲腿，跳進水田。她扎著兩根長及臀尖的大辮子，兩條腿白得刺眼，這個細節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還記憶猶新。老師率先垂了範，班幹部們也都不甘落後，紛紛地脫鞋脫襪，噗噗通通地跳下水田。儘管那個時代貧富差別不大，但家境還是有別。家境好的同學已經換下棉褲，穿上了夾褲和單褲。家境差的同學都還穿著棉褲。單褲挽到膝蓋處不費勁，但棉褲挽不到這個高度。那時候三年級的小男孩，沒有穿短褲的，如果脫掉棉褲就直接光了屁股。那時的孩子受英雄主義教育，都積極追求進步，都幻想著能有表現自己英雄氣概的機會，譬如我們班的勞動委員王順就曾先把生產隊的草垛點著火，然後又奮不顧身去撲救，結果燒成輕傷，英雄沒當成，還差點兒被開除了學籍。既然褲腿挽不到膝蓋之上，脫了棉褲又傷風化，於是我們這些穿棉褲的就只能把棉褲挽到甚麼程度算甚麼程度，然後噗噗通通地跳下水田。最後，田埂上只剩下扮演過水稻的覃桂英，她上穿花棉襖，下穿一條藍夾褲，這說明她的家境還是比較好的。我聽姑姑說過，覃桂英的父親，也就是我姑姑的堂小叔子，是一個神槍手，他手持一杆土槍，帶著一條獵狗，每年冬天都能打到數百隻野兔，當時，每隻野兔能賣一塊錢，數百隻野兔就是數百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他除了打兔子，還擅長用鐵夾剪，他的鐵夾剪每年冬天能夾住數十隻黃鼠狼，每張黃鼠狼的皮能賣好幾塊錢，這又是一筆很大的收入，她穿著一雙肥大的條絨布面的自家縫製的鞋子，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李聖潔老師喊道：“覃桂英，下來啊！”覃桂英學習很好，家庭出身也好，她爹能夠在冬閒時節持槍打兔子就因為她家是僱農。地、富、反、壞、右分子和他們的後代如敢持槍打獵早被抓進班房了。她是少先隊中隊長，學校裡掛號的好學生，平時在各項活動中表現都是最積極的，按說她應該第一個跳進水田才對啊——她滿臉通紅，侷促不安地站在田埂上。“下來啊，覃桂英！”李聖潔老師大聲喊。李聖潔老師的大聲喊叫把我們的目光都集中到覃桂英身上，更準確地說是集中到覃桂英腳上。我們第一次發現她的鞋子怎麼那麼寬大啊，當時，大多數孩子都穿著從供銷社買來的膠鞋，因為母親們都要下地勞動，根本無空一針一線地做鞋子，於是我們就回憶起來，覃桂英從來沒穿過膠鞋，她一直穿著自家縫製的鞋子，而且那鞋子的前端是那麼樣的肥大。她的黑條絨鞋面的前端，還對稱地繡著兩個紅色的蝙蝠圖案。這圖案更誇張了那鞋子前端的肥大。在老師的催逼和全班同學的注視下，她慢吞吞地將褲腿挽至膝蓋，顯露出那兩條又細又長的土黃色的腿。褲腿挽起更顯出了鞋子的肥大。“脫下你那雙繡花鞋，下來！”李聖潔老師不無譏諷地說。在那年代裡，“繡花鞋”可不是一個好詞，這個詞幾乎是與地主資本家的小姐少奶奶聯絡在一起的。於是我們都不懷好意地笑起來。但最終，覃桂英也沒脫下她的“繡花鞋”，她哭著，高高地挽著褲腿，裸露著兩條土黃色的麻稈腿，穿著肥大的繡花鞋，跳進了水田。當時我的腦袋蒙了，我相信我們班的年齡小的同學都蒙了，也許那幾個年齡大的同學猜出了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老師李聖潔，這個當時在村民們眼裡如同天仙一樣的大辮子姑娘其實也沒猜出其中的原因，而且她還以為這是覃桂英對她的反抗。她此前已跟福建來的技術員學會了插秧的技術，現在她以身示範，教我們這項陌生的勞動。
田裡的水冰涼徹骨，淤泥大概有半尺深，淹沒了我們這些穿著棉褲下水的褲腳，於是我們在水田的行動就成了真正的拖泥帶水。李聖潔老師左手握著一把秧苗，右手捏著兩棵秧苗，彎下腰去。她一彎腰，那兩條大辮子便垂到水裡，彷彿溼漉漉的牛尾巴。她一甩頭，那兩條大辮子飛起來，落到她的背上，但接著滑到了另一邊，飛起的水星泥點落到我們身上臉上。那大辮子又從那邊滑下去，像兩條黑蛇吸水。甩了幾個回合後，她無奈地放下手中的秧苗，用溼漉漉的手把溼漉漉的辮子挽盤在頭上，這使得她的腦袋像一大坨腸胃健康的牛屙出的糞。她舉起右手的秧苗，說：每穴三至五棵，用食指、中指和拇指捏住，手指先入泥，勿傷秧苗根部……其實她的動作也很笨拙。一群三年級的頑皮孩童，在一個從沒插過秧的大辮子老師指導率領下的插秧很快便成了一場混亂的鬧劇，水田裡泥水四濺。插下的秧苗大半漂浮在水面。有一個女同學大聲哭叫起來，因為有一隻螞蟥鑽進了她的腿肚子。對，這個哭叫的同學還是覃桂英。這種偶然性並不是敘事者的刻意安排，而是歷史事實如此。“你又怎麼啦？”李聖潔老師問。“螞蟥，螞蟥鑽到腿裡去了。”覃桂英哭著說。我們圍上來看，果然看到一隻螞蟥將半截身體鑽到覃桂英左邊腿肚子裡。李老師是城裡人，沒見過螞蟥鑽人的事，她伸手欲扯那螞蟥，我們班年齡最大的谷文雨大叫道：“別拔，一拔就斷，拔斷後，留在肉裡那半截就進了血管，然後便鑽到腦子裡去了。”聽他這麼一吆喝，覃桂英更像殺小豬般嚎叫起來。李老師急問：“那怎麼辦？”谷文雨道：“最好的辦法是用熱尿滋，或者用鞋底扇。”用熱尿滋顯然不妥，用鞋底扇比較妥當。谷文雨幾步跳出水田，從田埂上那一堆鞋子裡撈過一隻，又下田來，對準覃桂英的腿肚子扇了一鞋底。啪的一聲響，嗷的一聲叫，螞蟥沒出來。啪啪幾聲響，嗷嗷幾聲叫，螞蟥掉下來。覃桂英的腿肚子上出現了一個綠豆粒般大的洞，一股黑紅的血湧出來。一見血，覃桂英哭得更兇了，好像小命即將報銷一樣。谷文雨跑到田埂上撕了一把刺兒菜，放到手心裡揉爛，然後糊到覃桂英腿上。刺兒菜又名小薊，是止血良藥，我們都知道，但李聖潔老師不知道。她訓斥谷文雨：“你弄了些甚麼？中了毒怎麼辦？”谷文雨說：“這是中藥，《本草綱目》上都寫著的！”谷文雨的爺爺是醫生，他的話有根據，李老師便不再吭聲。此時，覃桂英也嚎累了，腿上的血也止住了。李老師就說：“行了，你上去吧，洗洗腳回家吧。”覃桂英掙扎著往田埂上走，但剛走了兩步就又嚎起來，李老師問她又嚎甚麼，她說鞋子被吸在泥裡了。李老師說你也是奇怪了，為甚麼要穿著鞋子下水田，難道你的腳是三寸金蓮？李老師這句譏諷之言，我們這些野孩子似懂非懂，但對覃桂英來說卻是字字穿心，李老師將要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暫且不提。且說李老師發動谷文雨等人幫著覃桂英從淤泥中摳出鞋子，又將覃桂英扶到田埂上，這時覃桂英沾滿了黑泥的雙腳猶如兩隻胖頭大黑魚，那兩隻斷了襻的鞋子，像兩隻漚爛了的死貓。李老師說谷文雨你幫覃桂英到水渠那邊洗洗腳洗洗鞋子，然後送她回家去。但覃桂英打死也不讓谷文雨陪她去水渠邊洗腳洗鞋，她自己也不洗腳洗鞋，她就那樣帶著兩腳泥，提著兩隻沉重的大泥鞋哭哭啼啼地走了。走出幾百米後，我們看到她坐在了水渠邊。李老師還不放心，就吩咐谷文雨去看一下，免得她滑到水渠中發生意外。谷文雨很不情願地走過去，但我們隨即聽到了覃桂英的哭聲和罵聲，是那樣激烈，只有貓被踩了尾巴才可能發出那樣的聲音。我們看到覃桂英挖著泥巴投擲谷文雨，我們看到谷文雨倒退著、躲閃著，然後大步流星地跑回來。我們看到覃桂英趿拉著鞋子走遠，我們看到谷文雨紅漲著臉回來，我們聽到李聖潔老師責問谷文雨：“你怎麼惹了她？！”我們聽到谷文雨大聲說：
“她兩隻腳都是六趾！”
三
我就不詳說水田插秧之後第二天，喝得醉醺醺的覃桂英之父扛著土槍來學校找李聖潔老師算賬的事了。我也不打算細說幾年之後覃桂英當了紅衛兵的頭頭，用一把鏽鈍的破剪刀鉸下李老師的雙辮子然後擰成一條鞭子抽打李老師面頰的事了。但我永遠忘不了覃桂英之父覃老九對著我們學校院子裡那棵鑽天白楊樹開那一槍。覃老九與我姑父是堂兄弟，大排行第九，故人稱覃老九。他那一槍震動了我們學校，校長嚇得臉色幹黃，李老師嚇得臉色蒼白。覃老九彎腰撿起從白楊樹上掉下來的一隻血乎乎的麻雀，扔到李聖潔老師面前，高聲大嗓地喊道：“你們到覃家莊訪訪，我家上溯八輩子都是貧農，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欺負貧農女兒就是欺負革命！”說完他便揚長而去。我儘管可以不說，但我也永遠忘不了覃桂英抽打李老師時那兇狠的表情。當時她只有十一歲。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為甚麼會那樣的毒辣？這事兒至今我還是感到困惑。面對著谷文雨與覃桂英毒打李老師，我們還跟著喊口號，儘管我們都知道插秧那天李老師根本不知道覃桂英腳上有贅趾，如果知道，以她的知識和教養，她絕不會讓覃桂英下水。儘管我們都知道在覃老九持槍鬧學校後的那個暑假裡，李老師出錢出力，帶覃桂英去縣人民醫院做了矯形手術——李老師的父母都是上海下放來的高階大夫——手術非常成功，手術成功的標誌是覃桂英穿著當時女孩子都喜歡穿的那種白球鞋在操場上跳繩。按說李老師已經很好地彌補了她無意中帶給覃桂英的心理傷害，甚至她都可以算作覃桂英的恩人，但面對著暴行，我們無人敢言，不敢言也不完全是膽小怕事，而是基於一種巨大的困惑。現在回想起來，谷文雨從覃桂英手裡奪過那根辮子扭成的鞭子，抽打著李老師翹起的屁股時，有明顯的性侵意識，是十足的流氓行為，而當時學校裡那位眼珠泛黃的造反派總頭目周玄黃老師，不但不制止，反而領我們喊口號：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狗崽子李聖潔！打倒資本家的臭小姐李聖潔！許多年後，當我質問谷文雨為甚麼要那樣侮辱李老師時，他紅著臉說：都是周玄黃教唆的。許多事可以不寫，但李聖潔老師之死必寫。就在那次剪辮批鬥後不久，李聖潔老師跳進了學校伙房院中的水井。當人們幾天後將她從井中撈上來時，她的屍身已泡得發了脹。面對著她的屍身，學校的實際負責人周玄黃也手足無措。這些造反派大多數不具備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他們的特徵是瘋狂，他們的特長是破壞。最終還是被打倒的校長給周玄黃提了兩個建議：一是建議他向上級報告請公安人員來檢驗屍體確定死亡性質，二是建議他派人去通知死者的父母。但當時正是黨委政府和公檢法被砸爛、革命委員會又沒成立的混亂時期，周玄黃派一個老師去公社彙報，那老師回來說找不到人彙報。而去縣醫院找李聖潔父母的那位老師回來說李聖潔的父親死了，母親瘋了。校長又向周玄黃建議，跟村子裡協商一下，把屍首埋了吧。當時村子裡的幹部也全被打倒，村子裡的紅衛兵頭頭是周玄黃的小舅子，姐夫給小舅子下令，小舅子就安排了村子裡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被打倒的支部書記、大隊長等人用葦蓆將李聖潔老師的屍體捲起來，抬到兩縣交界處的一塊荒地裡，挖了一個坑埋掉了。這幫人按照習慣，還給李聖潔老師堆了一個墳頭，也許是有意也許是無意，他們在墳頭前保留了一棵野生的杏樹苗，十幾年後，那棵杏樹已長得有四米多高，由於無遮無攔，枝杈便自由地向四處伸展，生成了一個龐大的樹冠，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這棵杏樹從第三年便開始開花，結杏子，花開得十分美麗，但杏子又澀又酸，無法入口。
我上到五年級便輟學回家務農，當時中學已停止招生，覃桂英、谷文雨等人上完六年級也都回了家。後來在小學校旁邊建了兩排瓦房，成立了一個農業中學，學制兩年，谷文雨、覃桂英等人又回來上中學，我也很想去上，但當時學校已由貧下中農管理，而管理中學的貧農代表就是覃桂英的父親覃老九。覃老九當時與他的堂哥也就是我姑父不知為了甚麼原因鬧矛盾，城門起火殃及池魚，我上中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剝奪我上中學的理由是我嬸嬸的孃家是富農，而我父親和我叔叔還沒有分家。
覃老九雖然是個文盲，但他卻成了管理學校的模範。他的階級覺悟高，看問題能看到根本。縣革委曾請他給全縣的管理學校的貧農代表們講話。他說：
“其實也沒甚麼經驗，就幾句話，那就是，決不能讓那些地、富、反、壞、右的後代們讀書識字，不但不讓他們的兒子孫子讀，他們的孫子的孫子也不讓讀，這樣就能保證我們的江山不變顏色。”
當時，我每天趕著牛羊從農業中學的窗戶外經過，看到我那些昔日的同學在教室裡打鬧，有時也會看到他們在操場上打籃球打排球，心裡感到很失落。我姐姐安慰我說這樣的學上不上都一樣，但我心裡還是難以排解失學的痛苦。有時候我會牽著牛久久地佇立在操場邊上，看著他們追逐打鬧。我看到，以學生身份被結合到學校革委會擔任副主任的覃桂英手拿著一沓稿子在操場邊上，邊走邊背誦。很快她便成了名聞全縣的演說家，她的高亢的嗓門，豐富的面部表情，變化多端的手勢和肢體動作，贏得了無數的讚譽和掌聲，也為她走上政壇鋪平了道路。
我牽著牛羊在操場邊上還看到谷文雨在籃球場上的傑出表演，他在中學生裡邊依然是年齡最大個頭最高。我看過中學與鄰縣中學的一場比賽，谷文雨是主要得分手，他的帶球三步上籃瀟灑而漂亮，引得女生們一陣歡呼。尤其他的鼻子被對方的後衛一掌扇破後，他表現出的風度和輕傷不下火線的精神更讓觀眾贊掌四起。
後來，覃桂英又到公社駐地的高中去上學，中學畢業後就到公社革委會當了勤務員，負責給公社的領導端茶倒水之類的工作，公社成立宣傳隊後她又成了宣傳隊的報幕員，谷文雨高中畢業後回了家。我知道他的理想是當兵，但體檢時發現他的心臟長在右邊。儘管他又蹦又跳又喊又叫來證明他的身體很好而且比那滿院子參加體檢的青年都好，但最終他還是被淘汰了。徵兵的名額太少，而想當兵的身體合格政審合格青年太多，心在左邊的已經足夠挑揀，何必選一個心在右邊的呢？據說這些都不是他落選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負責徵兵工作的公社武裝部部長，把這件事當做一件奇事向前來檢查徵兵工作的縣武裝部政委呂森彙報時，那呂森竟然說：心臟生在右邊？這不天生是個右派嗎？也許呂森政委只是開了一個玩笑，但下邊的人聽了可就是如雷貫耳，所以在許多年後，谷文雨酒後還會大聲叫罵：
“呂森啊，你這個老王八蛋，毀了我的前程。”
谷文雨沒當成兵，心情十分低落，這時，大隊黨支部在黨組織的吐故納新運動中發展他入了黨，並隨即讓他擔任了黨支部副書記，這顯然是把他當成了支部書記的接班人來培養的，當農村幹部雖然比不上當國家幹部風光，但也比當社員要好很多。有一次在通往公社那條大路上我騎著一輛破腳踏車與騎著一輛嶄新的大金鹿腳踏車的谷文雨迎面相遇時，我跳下車想與他敘敘同學之情，他卻僅僅是含義不明地嗷叫了一聲便飛馳而去。這讓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以至於十多年後他為了女兒找工作的事求到我時，儘管我礙於面子沒拒絕，但心裡感到很彆扭。
我堂姐小學時與我同班，後來上農中又與谷文雨、覃桂英同班。到公社駐地上高中時，她又與覃桂英同班，她瞭解這兩個人的所有情況。我堂姐說谷文雨回鄉當了支部副書記後曾向在公社當服務員的覃桂英求婚，但遭到了拒絕。我堂姐說覃桂英對她說這事時十分鄙夷地說谷文雨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我說他們兩個在小學時就合夥把李聖潔老師欺負得跳了井，他們應該算革命戰友啊。我堂姐說公社陳書記看好覃桂英了，早晚會把她轉成吃國庫糧的幹部，一旦轉成幹部就會讓她做自己的兒媳婦。你想想，我堂姐說，人家覃桂英有這麼好的前程怎麼能看上谷文雨？
我當兵前最後一次見到覃桂英是在公社衛生院的病房裡。那是1975年的中秋節前，此時我已經在縣第五棉花加工廠當合同工。我回家背口糧時見母親躺在炕上痛苦呻吟。我在腳踏車後座上綁了一根木棍，把母親用繩子攬在木棍上防止她掉下來。我馱著母親到了公社衛生院，正好遇到了在衛生院當副院長的我同學楊忠義的哥哥楊忠仁。楊忠仁替我母親診斷了一下，說是急性膽囊炎，需要住院。當時公社衛生院裡只有四間病房，三間是普通病房。每個病房裡四張病床，一個房間是幹部病房，裡邊有三張病床。普通病房沒床位，幹部病房暫時無人住。楊忠仁就把我母親安排在幹部病房裡，他對我母親說：
“大嬸子，你先在這裡住著，如果有幹部來住院再想辦法。”
我母親雖然病得沉重，但還是對楊忠仁千恩萬謝，並囑咐我永遠不要忘記楊大哥的恩德。
我工作的棉花加工廠距醫院只有一牆之隔，我向廠裡請了假，便過來照顧母親。一個名叫王寅之的男護士，頗不耐煩地給我母親掛上吊針，然後怒氣衝衝地問：
“誰安排你們住進來的？”
我恭恭敬敬地說是楊副院長。他蔑視地哼了一聲，嚇得我心驚肉跳。
下午又有一個病號住進了這間病房，生病的人是縣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隊員，一個胖乎乎的知青，聽口音是青島人，侍候他的就是覃桂英，這時我才知道她已經是學大寨工作隊的隊員。由縣一級組織向社村派駐學大寨工作隊，是一個全國性的、持續了四年之久的運動。工作隊成員由機關幹部、工廠工人、知識青年和少數農村戶口的青年積極分子組成。他們的任務就是督促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割資本主義尾巴。那些人白天巡迴檢查，有時也幫社員乾點農活，晚上開會演講。演講的內容基本上是套話、假話、空話，許多的豪言壯語，許多的四六字排比句，許多的順口溜。一個社會的敗壞總是與文風的敗壞相輔相成，浮誇、暴戾的語言必定會演變成弄虛作假、好勇鬥狠的社會現實，反過來說也成立。我沒有聽過覃桂英在學大寨工作隊時期的演講，但她的鐵嘴大名在當時的高密縣流傳甚廣。她所在的那個工作隊駐紮在窩鋪村，窩鋪村中有一位在棉花加工廠當合同工的張師傅與我很好。當他知道我與覃桂英的同學關係後說：你這位同學絕對是個人才！她講起話來高聲大嗓，滔滔不絕，一口氣講三個小時不重樣。演講時她嘴角上掛著泡沫，一手叉著腰，一手揮舞著，剛一看感覺她有點兒裝模作樣，聽一會兒就覺得她是自然形態。張師傅說盡管聽她講一晚上也記不住她講了甚麼，但大家都願意去聽，不，應該是去看她表演。
覃桂英陪同著那青島口音的工作隊員進入病房，我有點兒自慚形穢。因為在棉花加工廠工作，我身上沾滿了棉絨球兒，頭髮糾結成團，在原本的其貌不揚基礎上又加上了衣衫襤褸。她上下打量了我幾眼，問：
“你怎麼在這裡？”
“俺娘病了。”我說。
她似乎是很不情願地看了我母親一眼，然後問：
“怎麼啦？”
“急性膽囊炎。”我說。
我母親睜開眼，問我：
“誰？”
“覃家莊俺姑的侄女。”
“大外甥女啊，越長越俊了。”我母親說。
聽我母親誇她俊，她顯然很高興，便俯身對我母親說：
“大妗子，您好好養著，打打吊針就好了。”
我坐在母親病床前那個搖搖晃晃的小方凳上，看著那位紫紅麵皮、粗重眉毛的男護士王寅之用近乎諂媚的好態度為那工作隊員掛上了吊瓶，然後指著那張空床對覃桂英說：
“覃副組長，晚上您可以睡這張床。”
這時我才知道，覃桂英不但參加了學大寨工作隊，而且還當上副組長。
這位男護士臨走時又惡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心中只有怕，不敢恨。我怕他給我母親打針時使用沒消毒的針管，我害怕他在我母親吊瓶的液體裡注入酒精，我怕他把我母親趕出病房，所以在他惡狠狠地瞪我時，我慌忙地站起來，就差為他下跪鞠躬了。
像我母親這種生了病多半是拖著熬著靠自身的免疫力而痊癒的人，偶爾用一次抗生素，那效果就格外地顯著，只輸了兩瓶藥，她就說好多了，並說肚子有點兒餓了。我回到棉花加工廠，拿著我那個破瓷碗，想去食堂給我母親打點兒飯。我翻了一下口袋，只有兩斤粗糧票和一毛五分錢菜票。我向同宿舍的人借細糧票，他們都說沒有。他們是與我一樣從家裡背糧來換飯票的農民工，沒有細糧票才是正常的，有細糧票是不正常的。有細糧票的是那十幾個吃國庫糧的正式工人，我實在不好意思去向他們借細糧票。無奈何，我只好打了三個窩窩頭，一毛錢的炒豆角。我往醫院走，心中羞愧無比，為我每月一次花兩毛錢去理髮，為我與工友湊錢喝酒，為我花兩塊多錢買一雙尼龍襪子，總之，我痛恨自己無能而奢侈，讓重病的母親跟我一起啃窩頭。
等我進入病房時，更大的尷尬和羞辱正在等著我。那位工作隊的男隊員與覃桂英正在吃飯。窗臺上擺著一盆雞湯，床頭櫃上擺著一盤黃瓜拌燒肉，一盤韭菜炒雞蛋，一盤辣椒炒豬肝，還有四個冒著熱氣的雪白的饅頭。覃桂英坐在床邊，正在專注地給那男隊員餵雞湯。她目不斜視，不看我們。我從內心感謝她這種漠視，因為她的任何一個眼神都會讓端著三個冷窩頭的我無地自容。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男工作隊員是青島腳踏車廠供銷科長的兒子，他父親幫我們公社黨委搞了六張大金鹿腳踏車票，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大事。所以他住院後，醫院領導另眼相看，安排食堂燉只老母雞、炒幾個菜是順理成章之事。據說他後來又給醫院的領導要了兩張腳踏車票，他給沒給侍候他的覃桂英弄張腳踏車票不得而知。
我母親見我端來了這樣的飯，嘆息一聲，令我無地自容。母親看出了我的尷尬，說：
“你們廠裡這窩頭聞起來香噴噴的。”
這時，在附近磚廠當炊事員的我舅家表哥一步闖進來，他是醫院楊忠仁副院長的妹夫，一看我母親手裡的窩頭，他斥責我道：
“表弟，你怎麼能讓俺大姑吃這個？大姑，您先別吃，等一會兒，我回去給你弄點兒熱乎的。”
我把表弟送到門外，看著他騎著腳踏車向磚廠飛馳而去。我回去安慰了幾句母親，便走到醫院門口等表哥。大約半個小時，表哥一手扶車把，一手提著個飯盒疾馳而來。
吃完了表哥送來的一碗熱麵條和兩個荷包蛋，母親滿臉都是滿足的表情。她提著我的乳名叮囑我，這輩子千萬別忘了你表哥。我說：
“永遠忘不了。”
這一夜月光很好，病房裡沒有窗簾，月光照耀得房子裡一片通明。母親時睡時醒，我坐在凳子上，趴伏在床邊裝睡。那男工作隊員原本就是個普通感冒，打完吊針，吃了那麼多美食，月光照進屋時，他已經精神抖擻，躁動不安。我越是不想聽他說話，他的話聲愈是往我耳朵裡鑽。開始時他還有所顧忌，低聲地炫耀著他父親的權勢，他諸多的在青島的要害部門掌握大權的親戚，他還有一個姨夫是中國駐南美洲某國大使館的武官，他的小姨從南美給他家寄來了龍舌蘭酒還有魔鬼辣椒，他說那種辣椒之辣無法想象，他說他曾把一根辣椒悄悄地扔進棧橋下的海水中，第二天早晨海面上就浮起了一層肚皮朝天的魚，人們把這些魚撈回去煎著吃，吃一口鼻子就往外躥血……只是他一個人說，覃桂英一聲不吭，彷彿病房裡沒有她的存在，彷彿病房裡只有一個滔滔不絕的、雲山霧罩的吹牛者。我儘量使自己閉目不見、充耳不聞，但這青年的吹牛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講到他用魔鬼辣椒抹了一下野狗的鼻子，那野狗被辣得像野貓一樣爬上了十幾米高的大樹時，我差點兒笑出聲來。後來，那青年好像說累了，聲音低了下來，後來又發出了一些奇怪的聲音，我實在抵禦不了那聲音的誘惑，歪頭看了一眼，發現他們倆已經摞在了一張床上……
第二天上午，王寅之橫眉立目地對我說：
“上午公社領導的家屬要來住院，你們馬上把病床騰出來！”
“吊針不是還沒打完嗎？”我問。
“那我不管，反正你們必須馬上把床騰出來。”他說。
我去辦公室找楊忠仁，希望他能說說情容許我母親把吊針打完，但楊忠仁低聲對我說：
“兄弟，我剛捱了書記一頓批，嫌我違反規定把大嬸子安排進幹部病房。” “真是對不起大哥了，我們馬上走，能把那些還沒用完的藥讓我們帶回去嗎？”我說。
“我跟王護士求求情吧。”他說。
我從楊忠仁辦公室回到病房，扶著我母親，提著一個網兜（兜裡裝著我的破瓷碗和半塊窩窩頭）走出病房。我母親跟覃桂英說：
“大外甥女，再見了。”
覃桂英紅著臉，嘴裡嗚嚕了一句我沒聽清內容的話。
二十多年後，我在電視上看到過那位男工作隊員，此時他已是某市的副市長，正在某縣的辣椒地裡視察，準確地說，我是透過聲音辨認出了他，因為他此時的堂堂威儀無法與那個病房尋歡的傢伙建立聯絡。
昨天，我就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問題，專門諮詢了一位當年擔任過工作隊員的老朋友，他說那些從農村抽調上來的農業戶口的工作隊員絕大多數都轉成了吃國庫糧的幹部或者被推薦保送上了大學或中專，而且這批人中還出了幾個高官（他報出了幾個我熟悉的名字），然後他又說你們公社那位覃桂英本來是要提拔她擔任共青團縣委副書記的，但工作隊收到了一封檢舉信，檢舉她在“文革”初期打死了一位女教師。縣委派人下去進行了調查，儘管事實與那信上所說的有出入，但她剪老師的辮子，抽打老師的臉、辱罵老師都是事實，老師之死與她的侮辱有直接關係。儘管她那時只是個小孩子，但畢竟也是不光彩的歷史，將這樣的人提拔成幹部顯然不妥，於是，她就灰溜溜地回了家。起初她不明就裡，還來縣委鬧過幾次，後來縣裡乾脆把這事對她挑明，她哭著為自己辯解，說自己那時是小孩子甚麼也不懂。縣裡領導就跟她說：如果你不是小孩子，就該進監獄了！一聽這話，她就乖乖地走了。
四
母親出院後四個多月，我就當兵離開了家鄉。在部隊我吃苦耐勞，勤學苦練，表現突出，引人注目，雖然學歷偏低、年齡偏大，但最終還是被破格提拔成軍官。我之所以能這樣努力，與陪母親住院時所受歧視與侮辱有直接關係。每當我在訓練中勞動中學習時身感疲乏、遇到困難或障礙時，我就想起王寅之護士那張冷酷的臉，還有那男工作隊員滔滔不絕的吹牛話語以及蔑視的眼神，當然也有覃桂英那種不想承認認識我們，但又不得不承認認識我們的曖昧眼神。當然我也忘不了那三個乾巴裂紋的窩窩頭與香噴噴的雞湯和雪白的饅頭的對比。我一直懷疑王寅之所說有公社領導的家屬要來住院是句謊言，根本的原因是那男工作隊員嫌我與母親住在病房裡，讓他與覃桂英的麻扯之事不能盡興。儘管他基本上做到了肆無忌憚，但事實上還是有所顧忌，所以他悄悄地跟王寅之遞了話，那王寅之正愁巴結不上這位貴公子，編一個謊言驅逐我們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許多年之後我向退休在家的楊忠仁提起此事時，他說：
“兄弟，王寅之死了都快二十年了，還提這事幹甚麼？”
我驚訝地問：
“王寅之死了？他那麼年輕怎麼會死了呢？”
“兄弟，黃泉路上無老少啊，你想想看，你在棉花加工廠時那些工友有多少人死了？”他一連數出了二十幾個名字，說，“這些人，都年紀輕輕的就走了。所以，過去的事，能忘了的就儘量忘了，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事，你說我說的對不對啊？兄弟。”
“你說得太對了，但有些事是忘不了的，而忘不了的事之所以忘不了是因為它有被記住的價值，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就是這個意思吧。”我說。
與楊忠仁見面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沉浸在對那段往事的回憶中不能自拔。王寅之死了，棉花加工廠裡那些與我年齡相仿的工友竟然死了二十多名，而且他們多是暴死，以至於有一段時間人們謠傳棉花加工廠建立在當年的一個老墓田上，而且棉花加工廠所有建築包括圍牆使用的都是墳磚。毗鄰棉花加工廠的醫院也是墳磚建成的，而醫院的門窗所用木材竟是從墳墓裡扒出來的棺材板子。這說法其實並不可靠，因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墳磚，更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棺材板子。我認真地回憶了當時的棉花加工廠、醫院，包括附近的磚廠周圍的情況，我覺得這麼多中年人暴病而死很可能與飲水有關，那時沒有自來水，地下水又因含氟量太高不能飲用，所以，這幾家工廠和醫院的飲用水都是從河中汲取。棉花收購加工旺季時，棉花加工廠有四百多人，為保證食堂用水和職工飲水，廠裡特意安排了兩個人專司挑水之職。我曾經當過兩個月挑水員，磨破了一件新褂子，肩膀上也磨出了老繭。後來廠裡書記看我幹活賣力，不偷懶磨滑，便讓我當了司磅員。司磅員活兒輕鬆工資又高，多少人求之不得，但我還是懷念挑水時的飄逸與瀟灑。棉花加工廠與我一起挑水的那個小夥姓於名錚，是我的啟蒙老師的兒子，他的父親曾經擔任過國民黨軍隊的空軍機械師，操膠東口音，寫得一手好字。“文革”初期有牆必寫毛主席語錄，學校的老師拿著尺子，起上格子，寫了塗塗了寫，於錚的父親在紅衛兵的監督下提筆就寫，一字不脫一筆不苟，端莊穩重的顏體大字躍然牆上，觀者無不欽佩。於錚的媽媽於老師從拼音字母開始教我，一直教我到二年級，我與於錚個頭差不多高，模樣也長得有幾分相似，我們挑著兩桶水從河堤上飛步而下時，有飄飄欲飛之感。凡事熟能生巧，挑水也不例外。剛開始我們挑水上下河堤時歪歪斜斜，滿滿兩桶水從河中挑到廠裡，一路顛簸潑灑，到廠裡時只剩下大半桶。後來，於錚發明了用高粱稈做成的防濺器與“之”字形上下提法，使我們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當時，在磚廠挑水的是我那位只比我大半歲的表哥，他們廠人少距河近，所以他半天挑水就夠一天之用，空餘時間還得在伙房裡洗菜燒火。醫院裡的挑水工是谷文雨，他因為心臟右位當兵不成，回村當了一年黨支部副書記感到無趣，便想到公社找一個既能掙工分又能掙點兒零花錢的活兒幹。但這樣的位置，早已滿員，如無後門，根本不行。谷文雨年紀又大，長相又兇悍，主要是無有後門可走，最終他因為右心位認識了醫院的院長，便謀得了這個挑水的差事。醫院每天需水量二十擔，從醫院到河堤距離五百米，二十個來回二十里，空載十里，滿載十里。這點兒勞動量對當時的農民來說是很輕鬆的，每天一元三角錢，交生產隊一半，自己剩十九元五角，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錢，所以這是個美差。谷文雨很懂事，他每月都會從這筆錢裡拿出一部分，買菸買酒，打點醫院的領導和村裡的書記。我們四個挑水人，有時候坐在河堤上小憩，抽一支菸，身後是蛟河的汩汩清流，面前是工廠、醫院、公社黨委機關的灰色建築以及建築牆壁上的紅色大字。於錚道：
“造紅漆的真發了財了。”
谷文雨感慨道：
“比前幾年‘文革’剛起時用量少多了，那時候，幾乎所有的牆上，不管是磚牆還是泥巴牆，都刷上了紅漆。不僅牆上刷紅漆，還有紅旗、紅袖標，睜眼是紅，閉眼也是紅，多喜慶，多熱鬧，天天過節，月月過年……那時候真令人懷念啊……”
“老谷，按說你也算是咱們公社最早的紅衛兵，革命元老，您第一個帶頭砸了娘娘廟，第一個給校長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拴上繩子，牽著他遊街，像牽著一條狗，煞了他的囂張氣焰。你又是第一個，帶領我們去青島串聯，讓我們不花錢坐了火車，見了樓房。你牽頭成立了牛虻造反小隊，出版了油印的《牛虻小報》。你們那些一起挑頭造反的都安排了好事，有的上了大學，有的招了工，最不濟的如覃桂英也安排當了學大寨工作隊員，轉成幹部也是早天晚天的事，只有你，委屈在這裡與我們一起挑水。”我表哥道。
谷文雨長嘆一聲，道：
“虎落平陽遭犬欺，落水鳳凰不如雞，這挑水的差事能讓我多幹幾年就磕頭不歇息了。”
“老谷，你是‘勉從虎穴暫棲身’，將來一有時機必將飛黃騰達，平步青雲！”我說。
谷文雨瞪著眼說：
“想不到你小學沒畢業竟然能說出這樣的話，可見我們這初中高中都是白上了。”
我忙說：
“哪裡哪裡，我就是看了幾本閒書，鸚鵡學舌罷了。”
谷文雨道：
“你竟然還能使用‘鸚鵡學舌’這種複雜成語，我真是小瞧你了！”
“我們都好好混，將來誰要當了大官，就回來在這個地方修個亭子，紀念我們這段青春歲月。”於錚道。
“好，但亭子該有個名字啊。”我說。
“就叫‘挑水亭’。”表哥說。
“太土了，那還不如叫‘看河亭’呢。”於錚道。
“可以叫‘磨肩亭’，我這可不是隨便起的，是從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那段話裡化來的。”我說。
“光磨肩嗎？腳也磨啊。”表哥道。
“你這是抬槓嘛，老谷你學歷最高，年齡最大，還當過支部副書記，你說該叫甚麼名？”我說。
“如果有一天，革命由低谷轉為高潮，我不會像從前那樣溫良恭儉讓。如果我能成就我的宏圖大業，我會在這裡修一座八角亭，用松木做柱子，用琉璃做瓦，我要將這座亭子命名為‘四英亭’，”谷文雨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把幾乎燒到嘴唇的菸頭吐到河堤下，指點著我們三人，然後又指了指自己，說，“我們四個人，四個英雄，‘四英亭’！”
於錚鼓著掌說：
“好，好一個‘四英亭’！”
我表哥道：
“你還不如干脆直接叫‘思英亭’得了。”
谷文雨直著眼說：
“甚麼‘思英亭’？‘四英亭’！”
“你這是玩花活兒，你的本意就是‘思英亭’，思念覃桂英的亭。”我表哥說。
“純屬放屁！我思念她幹甚麼？有多少美女我不去思念，我去思念她？六趾兒！”谷文雨道。
“你也彆嘴硬了，你跟覃桂英的事兒我們都知道。你們倆小學時就建立了革命友誼，上初中時就勾勾搭搭，到了高中，那簡直就是不加掩飾，就差鑽高粱地了。”於錚道。
谷文雨漲紅了臉，說道：
“坦白地說……這個賤人見我回了農村就不理我了，聽說攀上高枝了。呸，她總有一天會後悔的，到時她跪在我馬前，我也會潑一桶水讓她收起來。”
我們一齊說：
“對，谷大哥，我們都要奮鬥努力，勤奮學習，等待時機。一旦成功，馬前潑水！”
幾年後，“文革”結束，高考恢復，於錚考入醫學院，畢業後到市精神病院當了醫生。我表哥卻在三十歲那年毫無徵兆地一頭栽倒，七竅流血而死，他死的症狀跟我棉花加工廠的工友們很是相似。後來我分析原因就在河水上。我當兵走後，河的上游建了一家化工廠，生產一種劇毒染料，生產時產生的汙水全部排入河中，汙染了河水。上級部門經過調查研究，確認了怪病是該企業導致，即堅決關閉了該廠，並將有關負責人繩之以法。我跟於錚在化工廠建設之前即離鄉遠走，故躲過了這一劫。谷文雨也在該化工廠開工之前被醫院解僱，因之也安然無恙。
真是可惜了，我心地善良、一表人才的表哥。
五
1995年秋，於錚到北京進修，住處離我家甚近，每逢週末，我們便相聚喝酒聊天。他雖是醫生，但醉心文學，一直不安於位，想辭職寫小說。我說：
“師弟，你別來搶我的飯碗，把你那些素材講給我聽，我寫出小說來，稿費分你一半。”
“你需要甚麼素材？”他說。
“隨便你講。”我說。
他說，當初，谷文雨向覃桂英求愛遭拒絕，但後來她卻嫁給了他，你知道原因何在嗎？我說，當初，覃桂英滿以為自己能轉成國家幹部或是被推薦上大學，但後來卻被下放回家成了農民，女農民嫁男農民，這不順理成章嗎？
於錚道，非也。覃桂英回村後，谷文雨又來求婚，但覃桂英還是不答應。後來，發生了一件事，這要從在兩縣交界處李聖潔老師墳墓前那棵杏樹說起。那是一片無主荒地，只有李老師一座孤墳，墳前那棵杏樹，十幾年後長得枝繁葉茂，每到開花季節，一樹繁花，引得蜂飛蝶舞，成為一處景觀。有人在墓前立了一塊石碑，碑的正面刻著“人民教師李聖潔之墓”，九個隸體大字，碑陰刻著李老師生平事蹟。有人傳說李老師已經成了神，能保佑學生考出佳績，於是她墳前香火旺盛，尤其是中考高考之前，前來燒香拜祝的學生和家長絡繹不絕。這是後話，先說前言。於錚道，谷文雨是三縣屯人，覃桂英是覃家莊人，兩村相距三里遠，雞犬之聲相聞。說李老師墓前那棵杏樹春天繁花如綴，秋後碩果累累，但那杏子又酸又澀，難以入口。熟後無人去摘，墜落於地，腐爛成泥，彌散著一股酒糟氣味。後來，谷文雨村子裡一個婦女谷玉珍，聞酒香靈機一動，每年杏熟後即採杏回家，杏肉用來釀酒，杏核砸開取仁賣給藥店，一舉兩得，眾人皆誇這谷玉珍是三縣屯第一聰明人。但有一天，這聰明人突然神經錯亂，又說又唱。她又說又唱地向覃家莊行進，身後跟著一群看熱鬧的三縣屯的孩子，到了覃家莊後，又吸引來一群覃家莊的孩子，還有一些婦女。她徑直地走到覃桂英的家，這是覃桂英從學大寨工作隊被下放回家後幾個月的時候。谷玉珍聲音尖厲地哭著罵著，她的罵是唱出來的……覃桂英啊……你這個喪盡天良的小六趾……我爸爸親自為你做手術……我媽媽為你墊上醫療費……我親自陪床為你梳頭穿衣……還餵你吃了陽梨罐頭……你竟然剪我辮子打我臉……逼我跳井你如凶神……我蒙冤屈死十年整……今日報仇雪恨我讓你鬼纏身……小孩子不知往事跟著起鬨，大人們知道往事膽戰心驚。那時覃老九已經得了腦血栓多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後遺症，他躺在炕上揮舞著那條能動的左臂，嘴裡含混不清地吆喝著：槍……槍……覃桂英的娘跪在院子裡磕頭作揖，嘴裡叨叨著：他姑啊……仙姑……開恩吧……孩子小……不懂事……冒犯了仙姑……仙姑高抬貴手啊……覃桂英躲在屋裡，關著房門，不敢露面。那谷玉珍在院子裡狂舞瘋唱，長髮披散，脫下衣服揮舞著，彷彿揮舞著辮子，局面混亂，不可收拾，村裡人唯恐不亂，起鬨叫好，那谷玉珍愈發瘋狂。此時就聽得院外大吼一聲：打倒資產階級臭小姐李聖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就見一個威武的大漢，上身穿一件草綠色的褂子，頭戴一頂草綠色的帽子，腰繫一條牛皮腰帶，高挽著雙袖，臂彎上戴一個紅袖標，宛若天兵下凡。此乃何人？當年的紅衛兵小將谷文雨也！谷文雨口號一喊，那谷玉珍如同受了電擊，渾身顫抖起來。谷文雨雄赳赳上前，掄圓了胳膊，一巴掌，響亮地抽到了谷玉珍臉上。那谷玉珍往後便倒，口吐白沫昏死過去。俄頃，谷玉珍醒來，如夢中醒來一般，問周圍的人：我這是在哪兒？旁人道：你在覃家莊覃桂英家。她疑惑地問：我怎麼會在這兒？誰把我弄到這裡？後來，谷玉珍又來鬧過幾次，每次都是谷文雨前來降服。覃桂英為甚麼嫁給谷文雨，於錚道，現在你明白了吧？
原來如此，我說，會不會是谷文雨導演的一場戲呢？
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於錚說，反正結果就是谷文雨娶回了覃桂英，而結婚第二年覃桂英就為谷文雨生了一個女兒，為了逃避計劃生育，他們跑到了中俄邊境一個荒涼的山村，在那裡開荒種地。去年，他們帶著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回到了故鄉。這時，人民公社早已解了體，他們因為錯過了分配責任田的機會，村子裡的公留地也就是叫行地，也都被村幹部們瓜分完畢，所以，他們一家五口就成了無地的農民。為此，他們兩口子在村裡鬧，到鄉上鬧，去縣裡上訪。最終縣裡給出的解決方法是：補齊三個孩子計劃生育罰款六萬元，落下戶口，然後分配口糧田。1994年的六萬元，對於一個農民家庭，是一筆根本無法籌措的鉅款。那時我剛由精神病院調回縣醫院幹部保健科工作，那天受院長派遣去縣政府為一個副縣長送藥，在縣政府大門口，看到了谷文雨一家六口。當時正是中午下班時間，許多人圍成圓圈，一個男人在圈裡悲悲慘慘地哭唱，類似我們聽到過的沿街賣唱乞討的盲人。我生性好奇，又心存著文學的夢想，處處注意積累素材，便擠進人群，定睛一看，老天，原來是谷文雨一家。十幾年不見，說實話我一時沒認出他們。谷文雨穿著一件破舊的軍大衣，街上的人都穿著襯衣，女人都穿起了裙子，他穿著油漬黏膩的破大衣，頭上還戴著一頂破棉帽，看上去就熱得慌。覃桂英穿著一件分不清顏色的羽絨服，頭上圍一條紫圍巾，腰裡扎著一根寬布條子，背後布兜裡兜著一個孩子。在他們面前，依次排列著三個女孩，大的十幾歲，一頭亂髮，目光呆滯，顯然有智力上的障礙，老二和老三看上去很機靈。三個女孩脖子上都插著一根穀草。天哪，這是賣孩子的標誌啊，這簡直是給社會主義丟臉啊，幸虧小縣城裡沒有外國人的蹤影，要是在北京，被外國人拍了照去，發到西方的報紙上，豈不是中國的奇恥大辱？他們悄悄地賣孩子也就罷了，他們還大聲唱，唱悲涼的腔調，苦難深重的詞兒。谷文雨的嗓子想不到那樣好，悲壯蒼涼，聞之令人動容：好心的大爺叔叔們，大娘大嬸子們，大兄弟大姐妹們……看看我這一家可憐的人……我們流落邊關十幾年……回鄉竟成了多餘的人……房屋倒塌院生草……責任田無我們一厘一分……欲想分到口糧地先交罰款六萬金……走投無路把兒賣……好心的人啊……可憐可憐這幾個快要餓死的孩兒……谷文雨唱到節點上，覃桂英便悽慘地長嚎一聲：好心人啊，買了這幾個孩子去吧，一萬一個不嫌多，一百一個不嫌少，買了去吧，救救這幾個孩子吧……與此同時，那兩個小女兒大聲哭起來，大女兒看看父母和妹妹以及周圍的人，害怕地鑽到谷文雨的破大衣裡。圍觀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熱淚，有人摸出錢，放到他們面前的一個破瓷碗裡。我心裡十分難過，於錚說，畢竟是同學，又有過共同挑水的生活，早就聽說他們過得很慘，但沒想到這樣慘。我想，於錚說，命運真的是存在的，退回去十幾年，誰能想到他們倆能成為這個樣子？如果谷文雨不是右心位，如果不是縣武裝部政委說了那樣一句話，谷文雨也許早就成了軍隊的幹部，肩上將星閃爍也是可能的。而覃桂英如果不是有人告狀，很可能也成了高階幹部，聽說他們學大寨工作隊的隊友們，有一位已經當了市委書記。市政府大門口的信訪辦公室裡很快跑出了幾個人，連拉帶拖地把他們一家拽進了屋裡，幾輛警車也鳴笛開來，驅散了圍觀的群眾。
後來，於錚說，他們分到了口糧地，孩子的戶口也落下了，那六萬罰款也不了了之，我聽市政府的王秘書說，如果不給他們解決，他們就要去天安門廣場賣孩子。你這兩個同學真是太厲害了，王秘書說，別說是去天安門廣場，就是去濟南泉城廣場，省裡追查下來，縣裡頭頭們都要吃不了兜著走！
六
表哥的兒子要去新疆就職，來京體檢，順便來家看我。他就是我那位在磚廠當過挑水工、曾經在我最艱難的時候煮了一碗雞蛋麵給我母親吃、讓我終生難忘的表哥的兒子。他在我們東北鄉當了四年鄉長又當了四年書記，一直提不起來。縣裡找他談話，如要提職，請到邊疆。他說，只要讓我離開東北鄉，天南海北都無妨。我問他為甚麼對東北鄉這麼反感。他說：表叔，東北鄉自然是好地方，東北鄉的人民，大多數也是淳樸善良的，但確實有那麼十幾位刁民潑婦，實在是難鬥難纏。這十幾個刁民潑婦的領頭人，表叔，就是您那兩個好同學覃桂英和谷文雨。谷文雨近年來得了精神病，已經掀不起大風浪了，但那個覃桂英，藉助網路，興風作浪，詭計多端，老奸巨猾。我在東北鄉工作這八年，起碼有一半的精力浪費在她身上。這兩年她對網路上的種種貓膩越來越精通，一不小心，就會跳進她給你挖好的坑裡。我如果不趕快走，在這裡再幹兩年，非被她禍害了不可。
咱們跟她，也算是沾親帶故啊，我說，她怎麼能這樣？
表叔您有所不知，我剛到東北鄉當鄉長時，她闖到我辦公室來找我，進門就跟我套近乎，說她是您的親表妹，剛開始我信以為真，回家問問老人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但畢竟也算瓜蔓子親戚吧。她後來隔三岔五就來找我，有時提著一筐子杏，有時提著兩隻雞，有一次還用扁擔前頭挑著一條金翅大鯉魚，後頭挑著一隻黃蓋大鱉。進了院就咋呼：連年有餘，獨佔鰲頭！機關裡的人都圍著她看熱鬧。我實在是煩她，影響太壞，就對她說：表姑，您不要這樣，您這樣就把老侄我這個差事給廢了，您說吧，有甚麼事要我辦。她說：老侄，你老姑夫1970年就入了黨，還在村裡當過黨支部副書記，後來我們去黑龍江，那也是沒法子的事。你老姑父的黨員，鄉上和村裡都不承認了，我希望你能主持公道，恢復你老姑父的黨籍，他是個有大本事的人。恢復了他的黨籍，你就安排他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只要你老姑父上了任，不出三年，他保證能把三縣屯村建設成先進村。我說：表姑，這事我說了也不算，但我可以瞭解一下，如果不違反組織原則，我一定幫忙，如果違反組織原則，那我也不敢違規辦事，這點還請老姑諒解。
後來我去調查了一下，谷文雨在“文革”後期確實被突擊發展入黨，也確實回村當過一段支部副書記，但後來他們為逃避計劃生育跑到黑龍江十幾年，從沒參加過組織生活，更沒繳納過黨費，黨籍自然也就取消了，如果他在村子裡威信很高，確有能力，重新考察發展他入黨也不是不可能，但他們兩口子在村裡名聲太臭了。他們在村子中央辦了一個廢舊塑膠收購點，那些破塑膠帶子、破塑膠盆子等等堆積如山，一到夏天臭氣熏天、汙水橫流、蒼蠅成群，這還罷了，群眾意見最大的是他們建了兩個爐子，熔化廢舊塑膠，再澆鑄成塑膠塊兒，這兩個爐子裡熔化著塑膠，爐底燃燒著塑膠，黑煙滾滾，怪味沖天。村子裡的人家都不敢在院子裡晾曬衣物，離他家近的住戶受害尤深，村子裡屢次出面禁止，都被他們兩口子給罵走了，你說這樣的人怎麼可能重新入黨？即便是黨員也該開除了他。我把這道理講給覃桂英聽，並希望她立即關閉塑膠熔鑄爐，否則，縣裡環保部門就要來強行拆除並處以鉅額罰款。她竟然說：老侄，你混到這份上也不容易，你父親生前我也認識，他與你老姑父也一起挑過水，你老姑父不能重新入黨那就算了，但我呢？我可不可以入黨？如果你們發展我入黨並讓我擔任支部書記，我保證立即拆爐子並停止收購廢舊塑膠，我還會捐出一筆錢修村子裡的路，你看這事怎麼樣？我說：老姑，您早年也是在外邊幹過工作的人，您知道，入黨是件嚴肅的事，別說老侄只是個小鄉長，老侄即便是縣長、省長也得按照組織程式來。她說：程式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姑當年在農業學大寨工作隊時就寫過入黨申請書，工作隊長代表組織跟我談過好幾次話，如果不是壞人搗亂寫誣告信，老姑也許早就當上市委書記了。我說：老姑，歷史上的事情，我年輕，不瞭解，但眼下您有這種願望自然是好的，您可以先把想法跟村子裡的支部書記談談，您也可以寫入黨申請書，但是，老姑，最重要的，您必須先把塑膠熔爐拆了，否則別說入黨沒門，進監獄都有可能，如果你們的鄰居有個三長兩短……
她可能怕進監獄，也可能是以為拆了爐子就可能入黨，於是她回去就把爐子拆了，還拿錢買了幾百棵樹苗子，栽在村後的河堤上。但她的入黨申請，遭到了村裡黨員的一致反對，人們還把她當年侮辱打罵李老師導致李老師投井自盡的舊事揭了出來，村裡黨員們說，如果她入黨，我們就退黨。這事村裡的黨支部書記跟我談過，我聽後唯有嘆息。我嘆息這個女人的心智怎麼能如此迷亂，她的智商很高，她的知識面很廣，但她為甚麼連一點兒自知之明都沒有呢？我想，真正可怕的壞人還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壞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壞反而認為自己很正確很好的人。那些知道自己壞的壞人的心裡還存在著良知，所以還知道自己的壞，而那些不知道自己壞的壞人，心裡只有自以為是，他永遠都以為自己是正確的，他永遠都認為別人欠他的，他永遠都在恨別人、罵別人。表叔，您這位同學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人。這樣的人，不但我怕，我估計連老天爺都怕。
她拆了爐子，花錢買了樹，但沒入上黨，從此就成了一個意見領袖。她認為我騙了她，從此我也成了她的仇人。她甚至要把那些栽到河堤上的樹拔出來，村子裡的幹部理直氣壯地制止了她，她說樹是老孃栽的，老孃想拔就拔，村裡幹部說你捐贈這些樹苗，村子裡給你發了獎狀，廣播裡對你進行了表揚，村民們栽樹也付出了勞動，因此這些樹已經是村裡的公產，你如果敢拔就是破壞公產，這可把她氣壞了，這件事也成了她多年上訪的理由。她一上訪，鄉上就得派人去領，就得捱上級的訓，後來我當了書記之後，就跟鄉長商量了一下，把那些樹苗以高於市價百分之五十的價格給了她一筆錢，並與她簽了一個永不為此事上訪的協議。簽了協議後，她老實了一段，但很快又跟我們搗起亂來。
汪家屋子村有一個“文革”期間跑到東北的男子姓喬名智，前幾年帶著一個痴呆女子與三個孩子回了鄉，他這情況與谷文雨當年帶著覃桂英與四個孩子回來有點兒相似，村裡給喬智調劑了一塊口糧地，還幫他維修了破屋安了家，但在為其辦理低保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因之拖了下來。這時，覃桂英出謀劃策，領著這一家五口去縣政府大門前插草賣孩子，老戲重演。但時代發生了變化。當年，他們去縣政府賣孩子時沒有手機，現在可不一樣了，人手一機，既能照相又能錄影，而且點指之間便可網上傳播至萬里之外。他們一出現在縣政府門前，就被門口的警衛發現，立刻就有十幾個保安出來把喬智一家五口請到院內，一直站在旁邊錄影的覃桂英的手機也被保安奪下。縣裡問明情況，書記親自打電話，把我叫去劈頭蓋臉一頓臭罵，我知道辯解沒用，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只能檢討。書記警告我：如果東北鄉再發生這樣的事，你自己辭職就行了。我們回去就為喬智家解決了低保問題。為了防止有人效仿——因為覃桂英利用網路宣傳她的能力和功勞，並揚言要為鄉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出謀劃策，她的外號“高參”就是那時得的——我們索性讓每個村莊把此類問題通通解決，應該解決的必須立即解決，可解決可不解決的也儘量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覃桂英這樣一個“高參”的存在，逼著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努力地工作，但從內心深處，我們對這個女人充滿了反感。後來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收拾她的機會。
表叔，說實話，自從你出名之後，給我們鄉帶來了一些積極的效應，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麻煩，尤其是你們那個村，村民們都以為這個村裡的土地與房產必將升值，而且有政府將要高價收購各家房屋建一個“文革”時期的紅色村莊吸引旅遊者的謠言，於是，人們開始私下買賣房前宅后土地，也有的人在自家房前屋後的空地上搭建臨時建築，期望著政府收購時討要高價。這些土地本來就是村子裡的公產，在公共土地上私自搭建更是錯上加錯。但一人帶頭，群起效尤，村裡管不住，報到鄉里來，鄉里便派遣由鄉長、派出所所長、土地管理所所長等人組成的工作組到村裡開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並調查各家情況，讓這些搭建了違章臨建的人家有在黨政機關工作或在部隊當兵、或在學校教書的兒女親友一起回來做工作，最後連學生也發動了。我們發現小學生最管用，當這些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對家長提出批評後，尤其是得知，如頑固堅持錯誤會影響到孩子們的前途時，便紛紛地打消了訛政府一筆錢的念頭，拆掉了臨建。只有一個邪頭侯百利，充當“釘子戶”，軟硬不吃，頑抗不拆。後來，我們得知，他之所以不配合，是因為覃桂英在背後出謀劃策。我們請示了縣有關部門，確鑿了各種證據，在不違法理公理和各項政策的前提下，帶著公安派出所的人，法院的人，建設局的人，城管局的人，開進村莊，圍住侯百利的家，再次動員他自己動手拆除違建，否則即依法強行拆除。侯百利又罵又跳，手持一把長柄大斧胡掄。在這種情況下，幾位警察上前摟住他，奪出了斧頭，然後把他拖到一邊控制住，負責拆除的工人一擁而上，十幾分鐘的工夫便把這幾間違建推倒在地。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覃桂英手持手機遠遠地拍照、錄影。辦公室的秘書悄悄地問我，要不要把她的手機沒收，我說不用，我們光明正大依法辦事，歡迎她錄影監督，秘書說就怕她胡亂剪輯，我指了指我們扛著攝像機的人說，我們有全程錄影，怕甚麼？
但我還是低估了覃桂英，第二天網上便流傳開一段影片，題目就是“暴力拆遷，頭破血流”。表叔，把您還牽扯上了，說您的家鄉政府暴力拆遷農民房屋，農民不服，就被打得頭破血流。影片中有工人拆房的畫面，有拆後一片狼藉的畫面，然後就是額頭破裂血流滿面的侯百利面對著鏡頭哭訴。那些煽動仇恨與博取同情的詞兒，一聽就是覃桂英教的。縣網路辦立即打電話詢問，有關領導也來問，我說：完全是偽造的，我們有全程錄影為證。
我們沒傷到侯百利一根毫毛，可他那額上傷口與滿臉血汙是哪裡來的？正在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時，你們村黨支部書記夏順生來了。這傢伙是個復員兵，鬼點子多，人也算正派，說實話現在選個村黨支部書記比選個市長還難。老老實實一本正經是當不了村官的，這話拿不到桌面上去，但卻是到了家的實話。夏順生一見我，就說：書記，請我喝茅臺吧。我說：你把村子治理成這鬼樣子，我請你喝茅臺？請你喝貓尿！夏順生嬉皮笑臉地說：書記，我發一段影片給你，看值不值兩瓶茅臺？我點開他轉過來的影片，大喜過望。影片中，覃桂英罵侯百利笨蛋，膽子不夠大，反抗不激烈。侯百利說，你站著說話不腰疼！我還要怎麼反抗？難道我還要真用斧頭砍人？我要真砍死個人，誰替我去吃槍子兒？你去？覃桂英道：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說吧，想不想訛他們一筆錢？侯百利道：爹親孃親不如錢親，想啊，怎麼訛？這時，覃桂英彎腰摸起一塊磚頭，猛地拍到了侯百利腦門上，只聽得呱嘰一聲膩響，侯百利慘叫一聲，捂著臉蹲下，鮮血從他的指縫裡流出來——這是前天晚上發生在侯百利家房子後邊那幾間被拆毀的違法臨建廢墟上的事——侯百利大罵：老覃，你這個臭娘們，你要拍死我啊？！覃桂英道：拿開手，讓我錄影。侯百利哭咧咧地說：你他孃的下手太狠了，把我打成腦震盪了。你早說啊，我殺個雞弄點兒雞血抹到臉上就行了。覃桂英道：老弟，還是那句話，“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馬上剪輯成一段影片發到網上，然後你就到北京去上訪，馬上就要開“兩會”了，你弄塊繃帶纏頭上，我給你寫塊黃榜你揣到懷裡，到了北京你去找我的聯絡人，然後你就開口要個價，讓我的聯絡人與鄉里聯絡，他們要不乖乖地拿錢，你就揚言要到天安門廣場去自焚！我心裡想，覃桂英，你實在是太惡毒了，但這次，你無法得逞了，鐵證如山握在我手裡。謝謝，我說，夏順生，兔崽子，真有你的。我欠你兩瓶茅臺，還欠你兩條好煙。告訴我這影片怎麼搞到的？夏順生道：書記，你難道忘了？我們村子裡的公共攝像頭幾乎全覆蓋，除了攝不到老百姓炕頭上的事和院子裡的事，其他的一覽無餘，這是公開的，村子裡人人知曉。覃桂英一直在玩網路，她竟然忘記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立即去縣裡向領導彙報，建議公安局根據法律把這兩個人拘起來，省得他們竄到北京去給地方也給國家添亂。表叔，你可不知道，為攔截一個在“兩會”期間進京上訪者，我們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一人牽動百人心”，何止牽動百人心？像覃桂英這樣的“高參”，每年都跟我們鬥智鬥勇，我們被她調動得團團轉。這一次她與侯百利演“苦肉計”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公安機關以“編造虛假資訊在網路傳播、擾亂公共秩序”等罪名拘留了他們，最後法院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判處他們拘役三個月。最倒黴的是侯百利，白捱了一磚頭，一分錢沒訛到，還出了三個月苦力，多了一次犯罪前科。
這是前年發生的事。從看守所回來後，我專門與覃桂英談了一次話。我說：大表姑您也六十多歲的人了，孩子也都成家立了業，您陪著姑父在家過太平日子多好，您這樣與政府作對，折騰得我們有節不能過有假不能休，您於心何忍？她說：老侄，你忘了毛主席的教導了嗎？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我懷才不遇，蹉跎半生。與天鬥，我鬥不過；與地鬥，我鬥不贏；與人鬥，我得心應手，其樂無窮。這就是我的晚年生活，老年之福，全在於此。
我說，大表姑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是在特定歷史時期講的，有特定的含義，現在已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舉國上下，萬眾一心要建設和諧社會，您還是滿腦袋鬥鬥鬥，有點兒太不合時宜了啊。希望老姑能吸取教訓，不要跟政府作對，你不犯法，政府拿你沒辦法，但你要犯了法……這次是拘役，下次很可能就是徒刑。她瞪著眼說：老侄子，別給我上普法課，老姑闖蕩江湖五十年，知道火比灰熱，這次是老姑一時疏忽，忘了頭上的攝像頭。你難道沒聽說過庖丁解牛的故事？這個社會，在合法與非法之間有寬闊的縫隙，老姑在這縫隙裡豈止是遊刃有餘？我是游泳都有餘！
表叔，你這位老同學的口才實在是太好了，腦袋瓜子實在是太好使了。我有時候想，這樣的人，其實是能幹大事的人，可惜當年農業學大寨工作隊沒把她轉成幹部，如果那時把她轉成幹部，現在，很可能是位主政一方的幹才。
儘管我與她談話時經常被她駁得啞口無言，但我最終還是制服了她。用甚麼辦法？以毒攻毒。我把苦惱對夏順生說了，夏說，書記，這事我來安排。夏順生請侯百利喝了一次酒，帶他去醫院開了一個腦震盪的證明，然後又答應把翻修村委會二層樓的活包給了他兒子的建築隊。對侯百利的要求是，每天去覃桂英家要醫藥費，提著一臺老式錄音機去。為甚麼要帶著錄音機去？因為她的丈夫谷文雨前幾年得了一種怪病，一聽到激烈亢奮的音樂便會發瘋。他瘋起來破壞性極強，見人咬人，見狗咬狗，力氣大得不可思議，要三五個身強力壯的青年才能把他制服。後來在你的師弟於錚的精心治療下，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如果突然大音量地放出激烈的音樂很可能還會使他發病。
在夏順生的指導下，侯百利獅子大開口，要覃桂英賠償他十萬元，覃桂英說，侯老四，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小人，你是不是窮瘋了？到這兒來訛老孃？你忘了老孃是幹甚麼的？老孃一天到晚想訛人還找不著個主呢！侯百利和覃桂英吵鬧時，谷文雨悶著頭在院子裡剝玉米。他滿頭白髮，面孔烏紫，雙眼渾濁，下巴上長著一撮稀疏的白鬍子，真的是一個很老很老的老頭了。侯百利說：老覃，你就說個痛快話，給不給？覃桂英搬起一個蒜臼子對著侯百利投過來，侯百利一閃，蒜臼子沉重地落下，把水泥地面砸了一個坑。你不給錢，還行兇打人，侯百利說，覃桂英，老子今天跟你拼了。說著，他按響了錄音機。錄音機突然放出了當年樣板戲裡一段激烈快速、令人血熱的音樂。他伴著音樂的節奏，在谷文雨面前手舞足蹈。谷文雨嗷嚎一聲，雙眼突然放出綠色的光芒，看去猶如黑暗中的狼眼。他猛地跳了起來，先是隨著音樂笨拙地蹦跳，接著便抓起玉米棒子胡拋亂擲。覃桂英上前攔他，被他一拳捅倒在地，接著他抓起地上的蒜臼子猛地擲到院子裡的水缸中，砰的一聲巨響，水缸破裂，缸中水奔流而出。接著他又抄起一把鐵鍬，像揮舞馬鞭一樣掄起來，有好幾次，那鋒利的鍬尖貼著覃桂英的腦袋掄過去。覃桂英大叫著：侯四侯四，我答應你，快把錄音機關了啊！但這時錄音機已被谷文雨搶到手裡。他一手提著錄音機，一手拖著鐵鍬在院子裡轉圈。侯百利撲上去奪過錄音機，按了停止鍵。音樂一停，谷文雨就像停了電的機器人一樣，一下子僵住了。他眼中的光芒漸漸熄滅，身體漸漸萎縮，然後口吐白沫，一頭栽倒在地上……此時，夏順生帶著人走進來，關切地問：這是怎麼回事？覃桂英哭著說：書記，沒法活了，侯四把俺欺負死了……夏順生怒斥侯百利：怎麼回事？侯百利道：書記，你來評評理，覃桂英攛掇著我跟政府作對，說是能訛一大筆錢，她沒經我同意，一磚頭開了我的瓢，從此我頭痛頭暈，耳朵裡嗡嗡響，夜裡睡不著覺，這還不算，還被捉了去判了三個月拘役，您給評評理，我該不該向她索賠？夏順生道：你們倆這事，先前是狼狽為奸，現在是反目成仇，醜事拿不到桌面上。但覃桂英，你這兩年也太猖狂了，自古以來都是當官的欺負老百姓，現在是你是老百姓欺負當官的。當官的欺負老百姓不對，老百姓欺負當官的也不對。覃桂英，看你是個婦道人家，鄉上高書記又念你跟他家沾親帶故，才沒對你下狠手，否則早就收拾你了。還有你，侯四，你違章佔地蓋房，居心不良，挨一磚也是活該，但覃桂英沒跟你商量就拍你一磚是她不對，讓他賠你點兒錢也是應該的，但你開口就要十萬，這不是訛人嗎？就你個雞巴頭還能值十萬元錢？給你一千塊錢，買兩瓶酒澆澆就好了。侯百利道：書記，我這是個頭，不是個尿壺，一千塊錢就想把我打發了？沒門，最少一萬。如若不給，我天天來放樣板戲。夏順生瞪眼道：你敢！轉身他對覃桂英說：大嬸子，這樣吧，你出一千塊，我出一千塊，兩千塊，給侯四養傷。侯四你今後不許再來逗惹谷大爺。你如果再敢來我就讓派出所來抓你。大嬸，你看怎麼樣？覃桂英說：還能怎麼樣？就這樣吧。夏順生說：那好，你們倆跟我立刻去村委，各簽一份保證書。覃桂英說：我要照顧老頭子，我不去。夏順生對村文書說：你把谷大爺弄到炕上，打電話把醫生叫來，給谷大爺開點兒藥，開發票，我想法報銷。覃桂英說：那我也不去。夏順生說：好，那我就不管了，侯百利每天來放音樂我也不管了。你們就鬥下去吧……
最終，覃桂英簽了保證書，有一條內容就是：永不上訪。表叔，你看夏順生這個村官多有本事？當然，他這些事都不能當正面成績表彰，但對付覃桂英這樣的人，的確沒有更好的法子了。
表叔，我提醒你，一定要對覃桂英保持警惕！最近，她把精力轉移到網路上去了，我暫時還不知道她想幹甚麼，但我知道她不會幹好事。
七
加了她兩個微訊號後，頭三天，一點兒動靜沒有，三天之後，她便開始用她的“高參”與“豬大自肥”不斷地給我發微信。“高參”所發多半是她的生活照片，譬如她包的包子，她摘的黃瓜，她用黃瓜拌的油條，她蒸的饅頭，甚至還有顯然是使用了美顏瘦臉功能的自拍照。對這些資訊，我基本不回，實在不好意思了就發一個齜牙咧嘴的表情。“豬大自肥”基本上是語音，偶爾有文字，她給我的語音，每次都是十幾條：
“表哥，我終於揪住了你的尾巴，你插翅也跑不了了。別緊張，表哥，我害誰也不會害你。你是咱那班同學的驕傲，我必須保護你，我也有能力保護你。”
“你獲獎後，很多人去找你，谷文雨也想去找你，被我攔住了。我說咱不能去給他添亂，咱要在背後默默地幫他。表哥，你太老實了，你身後缺一個‘高參’。”
“我看到‘公知’罵你‘奴才’，‘極左’罵你‘漢奸’，你是老鼠鑽到風箱裡——兩頭受氣。這兩夥人其實是一夥的，他們都是嫉妒你。我那個急啊！恨不得赤膊上陣幫你去打架，但後來我明白了，在這個時代裡，必須利用網路，這個道理我前幾天對你說過，千言萬語一句話，得網路者得天下。”
“表哥你要信任我，我說過，我有五部手機，有兩個公眾號，這就是我的武器和陣地。我還有數百個鐵桿水軍，只要給他們一點兒甜頭，讓他們咬誰他們就咬誰，讓他們捧誰他們就捧誰，生活中，一萬個人也成不了大氣候，但網路上，一百個人便可掀起滔天巨浪。”
“表哥，打死人要償命，打殘人要坐牢，打傷人要賠錢，罵人也要負法律責任，但在網路上，哪句狠就說哪句，哪句髒就說哪句，在網路上不能講仁義道德，越無恥越狠毒越好！網路真他孃的好啊！”
“利用網路報仇雪恨，這是初級階段，進入高階階段，那就要成大V，吸粉絲，賣私貨，賺大錢。”
“表哥，聽說你得獎後才賺了幾千萬？你太笨了，如果我幫你經營，一年我可以讓你賺一個億。你不用擔心我會向你借錢，放心，我生財有道。前幾年我賺錢賺得很低階，現在想起來也覺得慚愧。去年我申請了兩個公眾號，一個叫‘紅唇’，一個叫‘綠嘴’，我僱了幾個小年輕幫我經營，現在粉絲都已過三萬，我準備今年想幾個高招，大舉引流，爭取年底讓每個號的粉絲過十萬，有了十萬的關注量就不愁招不來廣告賣不了貨。”
“表哥，你的書，我的公眾號可以幫你賣，賣一本書我提成五毛錢，賣一萬本書我提成五千塊，當然你賺得更多。”
“表哥，我還有奇貨可賣，賣大錢。我給你十天時間，讓你打著滾想，如果你能想出我賣的奇貨是甚麼，我趴在地上學狗叫給你聽。”
“告訴你吧，表哥，我賣謠言！對，賣謠言。價錢因人而異。我賣的謠言都是正能量滿滿！上個月，你那位表侄，也就是我們的高書記，就買了我一條，看在與他沾親帶故又是多年的父母官分上，只收了他三千塊。”
“想知道是條甚麼謠言嗎？好，告訴你：他老婆收了為鄉政府建圍牆的包工頭三萬塊好處費，被他一頓暴打，打得他老婆下跪磕頭求饒！後來他老婆瘸著腿去給包工頭退了錢。”
“表哥，我賣給你兩條謠言吧。這兩條謠言一字千金，但咱是要緊的親戚，又是青梅竹馬的同學，所以只收成本價，每條兩萬。你聽一下，值不值。”
“第一條：某年某月某日，有關部門領導與你談話，讓你擔任一個副部級領導職務，你說你當不了，原因是當了領導就要開會，而一開會你就打瞌睡。”
“第二條：俺大舅臨終前跟你商量，說希望能夠不火化，直接裝棺材成殮入土。俺大舅說，火化本來是為了節約土地，但現在流於形式，火化回來依然要裝棺入殮，依然要開穴堆墳頭，一點兒不少佔地，而且還多出了火化費與骨灰匣的費用。俺大舅講得很有道理。但你說：不行，堅決不行，既然大家都火化，你也必須火化！咱不能帶這個頭！俺大舅一口氣沒上來，就這樣走了。所以，俺大舅是被你活活氣死的。”
“怎麼樣？這兩條謠言好不好？一條兩萬，兩條四萬，賤賣給你了。你把錢打到我手機上，我明天就在公眾號上給發出來。‘紅唇’發第一條，‘綠嘴’發第二條。”
我寫了一條微信：表妹，我也賣你兩條謠言吧。第一條：有人說你在學大寨工作隊當隊員時，到公社衛生院做過兩次人工流產。第二條：谷文雨為了達到和你結婚的目的，寫了一封信寄到縣委，揭發你打罵侮辱李聖潔老師，導致李老師跳井自殺。這封信，毀了你的錦繡前程，改變了你的命運……
我猶豫了好久，最後還是把這條微信刪去，只簡單地回了她五個字：謝謝，我不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