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軍統 (578)
戴笠的兼職
在抗戰之前，戴笠的兼職，嚴格來說只有兩個，一個是南昌行營調查課，但為時甚短，且很快即將其吞併；另一個是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不久後該校被併入“中央警校”。
此外，從本質上說，這兩個單位與特務處是一樣的，都是特工部門，因此這兩個兼職，除進一步雄厚了戴的實力以外，並沒有拓展其工作領域，戴笠不過是當時幾個特工頭頭當中，幹得比較不錯、比較受到蔣的信任的一位，在國民黨內，沒有人會把他太當回事。
抗戰開始以後就不一樣了，因緣時會，戴笠管的事越來越多，介入的領域越來越廣，還都是權力部門，且有的與其特工本職幾乎毫無關係，遂逐漸成為國民黨內一位令任何人不敢小覷的人物，到其全盛時期，連做過國民黨“三把手”（中央黨部秘書長）的朱家驊都與其稱兄道弟（戴連國民黨“中委”都不是），其權勢熏天，可見一斑。
我們常說，戴笠是一個很有威權的人，這個“威”字，當然主要來源於他軍統局的本職，而那個“權”字，更多的是因為他的那幾個兼職。
說起戴笠的兼職，第一個要說的就是：“西南運輸處警衛稽查組——軍委會運輸統制局監察處——軍委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交通巡察處”。
之所以說這麼一大串，是因為這四個單位，其實源於一個根子，不過在不同的時期叫不同的名字，所以我們就把他們看成一個職務好了。當然，這個職務，有的時候是戴笠自己兼任，更多的時候則是他派手下人去控制。
西南運輸處，全稱為“西南物資進出口運輸總經理處”，在國外稱“西南運輸公司”，在國內即稱“西南運輸處”， 成立於1937年冬，負責人先是曾養甫，後換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西南運輸處的主要業務是在抗戰的特殊環境下，統一全國的外運、內購和運輸，軍統幹部唐新回憶說：
“當‘七七’事變之時，敵人對我方準備，雖不盡知虛實，而對我戰略物資來源，及其輸入路線，則知之甚稔。所以開戰後不久，即以其優勢海軍，迅速攻佔我沿海港口，封鎖海上交通，幾使我對外運輸，瀕於斷絕。長期作戰，運輸補給，在軍事上與經濟上，均具有決定性之影響，政府早慮及此。故在抗戰以前，即設立‘西南進出物資運輸總經理處’，以商營姿態，在越南、緬甸，設立分公司，為未雨綢繆之計。”
香港是當時中國依賴性最強的口岸，又是自由港，因此宋子良將他的主任辦公室設在了香港，另在廣州設西南運輸處總處（廣州淪陷後遷雲南昆明），派兩位副手主持日常工作。
西南運輸處這個單位，聽著彷彿不大起眼，其實是個部級單位（宋子良領部長的薪水，每月800元），規模極為龐大，但由於他本身就叫“處”，這樣他下面的辦事機構，就只能叫“組”了，而分支機構，則稱為“分處”。據西南運輸處幹部慕予回憶說：
“總處的組織分總務組，公路運輸組，會計組，航運組，鐵路運輸組，工程師室，秘書室和警衛稽查組。組等於處，組長等於處長，另設視察和專員等。總公司8個組室，全部員工名額足有一千多。”
“在湖南、貴州、廣西、雲南及四川等西南五省的公路線上，計劃遍設分處、支處及運輸段，負指揮及實際運輸的職責，都由總處公路運輸組直接統轄。此外，又在越南、馬來亞及緬甸計劃成立一系列的分支處。在越南有：河內特派員辦公室，海防分處和同登支處；馬來亞有新加坡分處；在緬甸有仰光分處和臘戍支處。”
從表面上看，西南運輸處與一般的商業公司，彷彿沒甚麼兩樣，但他的上級單位卻是軍委會，因此，這個機構雖然以“民用”的面目出現，卻實行準軍事化管理，這樣就給戴笠留下了一條“縫”。唐新說：
“西南運輸處，本隸屬於軍委會，其以民營姿態出現，是為避免敵人注意。開辦之初，若干的機關，商業團體，不明究竟，皆誤以為私人營利事業，不應受政府優惠。當時所謂‘民主人士’，並指斥是官僚資本，而肆意攻擊。因此，遭遇到很多意外困擾，該公司負責人宋子良，窮於應付，乃求助於戴氏。”
以戴笠之敏感，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好機會，當即派老資格的“十人團”之一張炎元任該處警衛稽查組組長；接著先後又派出三員大將，一是汪祖華，任該處特別黨部書記長兼政訓組長；二是“花花公子”陳質平，先任人事科長，後任仰光分處處長；三是“公館秘書”潘其武，任臘戍支處副處長。
1938年4、5月間，西南運輸處組建完畢，開始向內地運輸第一批軍用物資，然而，就在第一次執行任務當中，內部就鬧出了矛盾。
——宋子文的手下，有三個副主任，一個是“火柴大王”劉鴻生的弟弟、劉氏企業的“二把手”劉吉生。劉與宋常駐香港，不大管西南運輸處的具體事務，這樣，駐廣州的兩位副主任——龔學遂和吳琢之就成為宋子良的左右手。
兩人當中，龔學遂是熊式輝的班底，曾當過江西省府建設廳長；吳琢之則是一位實業家，曾創辦江南汽車公司（今南京公交公司前身），這倆人分別負責一個西南運輸處的業務部門，龔學遂領導工程師室，吳琢之負責公路運輸組。慕予回憶說：
“吳琢之江南汽車公司的全部職員均安插在公路運輸組，及包辦處、段及廠三方面的運輸和修理；龔學遂的爛攤子，除大部分佔據了工程師室外，並分佈在各分支處、段、廠。”
因西南運輸處的成立，從籌備到執行的時間很短，故宋的手下，都是他在很倉促的情況下，七拼八湊“捏”到一塊的，各路神仙都有，彼此搞不到一塊兒去，其中矛盾最深刻的，恰恰就是龔學遂和吳琢之。慕予回憶說：
“西南運輸處的人事糾紛，從龔學遂領導的工程師室攻擊吳琢之領導的公路運輸組開端。工程師室裡的人，看見公路運輸組的人‘油水’多生活舒適就眼紅；常向宋子良打小報告。宋子良看了這些小報告，便往人事科長陳質平手裡塞。”
搞特工的，最善於從矛盾中漁利，陳質平正是這方面的好手。慕予說：
“別有用心的軍統分子陳質平，接到這些小報告，即原封轉給吳琢之，吳對龔便放出些閒言閒語。龔學遂是在政學系熊式輝底下出身的，其手法比留學法國，僅在軍統辦的交通研究所當過短時期的教官、而長時期在打算盤的吳琢之，高明得多。他對吳的閒言閒語，表面上不與計較，骨子裡卻策動宋子良的同學、長沙分處長馮建統，來和吳死拼。”
馮建統是宋子良在聖約翰大學的同學，曾當過鐵道部長（沙）嶽（陽）鐵路運輸段段長，當初應宋邀請而來，原本有可能拿到一個副主任位置的，結果輸給吳琢之，不得已而“屈就”長沙分處處長，早就有氣，“經龔一挑唆，便做起反吳的急先鋒。”
這時恰好出了一檔子事，給馮建統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