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校的鈴是一塊廢鐵軌頭，掛在合作社門口的榆樹枝上，用鐵錘一敲，聲音能傳出二里地。每天太陽沉到賀蘭山後面之後，定居點的狗先叫起來，然後鈴聲就響了——當，噹噹，不急不緩，像一隻耐心的手在挨家挨戶敲門。
最先從門裡出來的是孩子。他們揹著合作社統一發的粗布書包，手裡攥著石板和石筆，一邊跑一邊把最後一口土豆塞進嘴裡。然後出來的是女人，解下圍裙拍打兩下，把碎頭髮攏到耳後，三三兩兩結伴往合作社走。最後出來的是男人，他們剛從礦上或灌區回來，工作服還沒來得及換，袖子上的煤灰和泥點子還在，但他們洗了手——每個人在進教室之前都把手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教員說過，書本怕髒。
夜校的教室就是合作社的大廳。白天櫃檯後面賣鹽和布，晚上把櫃檯挪到牆角，擺上幾排長條凳，就成了課堂。黑板是用門板刨平了刷上鍋底灰做的，粉筆是自己用石灰捏的，教材是油印的，紙張粗糙，字跡有時候洇成一團，但每一頁都被人翻得起了毛邊。教室裡的氣味很雜——有煤油燈燃著的煙氣，有剛從礦上帶下來的鐵鏽味，有女人頭髮裡的羊羶味，有孩子嘴裡嚼著的奶疙瘩的酸甜味。但這些氣味混在一起，不知怎麼，並不難聞。
老巴特爾是在入冬之後才來上夜校的。他今年快五十了，在克烈部的舊營地裡當了一輩子牧奴，兩年前根據地解放了克烈部，他分到了羊和草場，又把從西夏跑過來的一個党項寡婦娶了，日子算安穩了下來。他本來不想來上甚麼夜校——都這把年紀了，學那些彎彎扭扭的字能當飯吃？但上個月合作社新到了一批飼料粉碎機，手搖的，鐵殼子上嵌著一塊銅牌，銅牌上刻著幾行漢字。合作社的幹部說這機器能頂三個鍘草工，但操作前必須看說明書，說明書是漢字寫的，看不懂就不準碰。老巴特爾圍著那臺粉碎機轉了三圈，最後蹲在機器旁邊，抬頭問幹部：“那上面寫的啥？”幹部念給他聽：“先搖手柄三圈預熱，再均勻投料。嚴禁先投料後搖手柄。違反操作規程造成損壞，照價賠償。”
老巴特爾聽完，沉默了一會兒，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徑直走到合作社的夜校報名處，用粗糙的指頭蘸了印泥，在報名表上按了手印。
第一堂課，他坐在最後一排。教室裡人擠人，長條凳不夠坐，有人蹲在牆根，有人乾脆坐在地上。教員是個從江南來的年輕姑娘，姓林，二十出頭，扎兩根短辮子，說蒙語還帶著江南口音，軟綿綿的，把“工人”說成“拱人”，底下有人笑，她也跟著笑，笑完之後繼續教。她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漢字，用蒙語念：“工。”然後又在旁邊畫了一個彎腰幹活的小人，小人手裡舉著一把錘子。“上面一橫是天，下面一橫是地，中間一豎是頂天立地的人。”她的手指從小人的頭頂劃到腳底，“幹活的人，頂天立地的人。這個字念‘工’。”
老巴特爾盯著那個字看了很久。他這輩子沒有頂天立地過。他跪過那顏，跪過王汗的稅吏，跪過每一個騎在馬上低頭看他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這個字扯上關係。他低下頭，用石筆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描了一個“工”字。他的手指太粗，石筆捏在手裡像捏了根針，描出來的字歪得不成樣子，第一橫和第二橫之間的距離寬得能塞進一個拳頭。他把石板翻過來，重描。翻回去，又描。描到第三遍的時候，石筆啪地斷成了兩截。他愣了一下，捏著斷了的半截石筆，不知道該怎麼辦。小林教員走過來，從兜裡掏出一根新石筆，塞進他手裡。“大爺，沒關係。頭一天都這樣。我在江南學蒙文的時候，把奶茶說成羊糞，比你還笨。”老巴特爾沒聽懂“羊糞”那個笑話，但他聽懂了“沒關係”。他把新石筆攥在手裡，繼續描。
第二堂課教的是“解放”。這個詞在蒙語裡沒有現成的翻譯，根據地的新蒙文裡造了一個複合詞，字面意思是“解開繩索”。小林教員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人，人身上綁著繩子，然後又畫了一隻手把繩子解開。“解開繩子，站起來，自己走。”她轉過身，看著底下那些臉——有老有少，有蒙族有党項族，有剛從礦坑裡爬出來還沒來得及洗掉煤灰的年輕人，有懷裡抱著睡著了的孩子還在做筆記的中年婦女。“解放，”她說，“不是別人給你的。是你自己把繩子掙開的。”
坐在第二排的一個年輕礦工忽然開口了。他叫巴圖，原先是西夏賀蘭山礦場的礦奴，去年跟著移民潮跑過來的，現在在礦區操作捲揚機，是礦業團的技術標兵。他說：“林教員，我以前在井下背礦石的時候，脊樑上有根繩子，是貴族拴在我腰上的，怕我跑。後來我自己把它割斷了。”他頓了一下，指了指黑板上的字，“這個字，我認得它。它就是那根被我割斷的繩子。”
教室裡安靜了一瞬間。然後那個抱著孩子的中年婦女忽然鼓起掌來。掌聲稀稀拉拉的，草原上的人不習慣鼓掌，但她的掌聲帶動了旁邊的幾個人，最後連坐在最後一排的老巴特爾也把石板放在膝蓋上，用兩隻粗糙的手掌笨拙地拍了幾下。
夜校教識字，但不是隻教識字。每堂課最後半炷香是讀報時間。小林教員會把新到的《自救報》攤開，用蒙語把頭條念一遍，然後挑幾個詞寫在黑板上，帶著大家認。今天的頭條是“河套灌區秋收總產突破五千萬斤”，她在黑板上寫了“五”“千”“萬”“斤”四個漢字，指著“萬”字說：“這個字是萬。一萬，就是你們合作社裡那堆糧食口袋，碼滿一整個倉庫。”一個老牧民在底下嘟囔了一句：“一萬是多少？”旁邊的人捅了捅他：“就是你這輩子放過的所有羊加上你爹放過的所有羊，還不夠。”老牧民張了張嘴，又閉上了。他開始覺得這些彎彎扭扭的字裡，藏著一些他以前不知道的東西。
一個月後，老巴特爾透過了掃盲考試。考試很簡單——認五十個漢字，會寫自己的名字，能讀一句簡單的合作社通知。他拿到結業證書那天，把那張油印的小紙片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然後回到家，把它貼在牆上最顯眼的位置——以前那個位置供的是佛像，佛像是從西夏帶過來的，已經被煙燻得看不清面目了。他把佛像摘下來，放進了木箱裡。貼完結業證書之後他退後兩步看了看，覺得不夠，又從合作社買了一張紅紙，讓兒子在上面寫了一行字，貼在了證書旁邊。他兒子寫的是：“我爹是掃盲合格學員。”老巴特爾不認得“學員”兩個字，但他認得“爹”。
更深遠的變化發生在這個冬天的每一個工廠和礦區裡。礦業團的捲揚機操作手冊是漢字寫的，檢修規程是漢字寫的，交接班記錄表也是漢字寫的。不識字的人只能幹力工，識字的人才能當技工。技工的工分是力工的兩倍，技工的孩子能優先上軍政大學，技工能在合作社多換半斤白糖。巴圖是礦區第一個學會看操作手冊的年輕礦工。他花了兩個月，把整本《蒸汽捲揚機操作規程》啃了下來——遇到不認識的字就問技術員，問完了寫在本子上，反覆抄，抄到會為止。兩個月後，礦上新到了一臺蒸汽抽水機，技術員還沒來得及除錯，巴圖自己翻開說明書，對照圖紙，花了半天時間把抽水機裝好、啟動、排水。礦長站在旁邊看了整個過程，一句話沒說。第二天，巴圖被任命為礦區的技術副隊長。
巴圖把這個訊息託人帶給了還留在西夏的舅舅。口信很短，就一句話，但這句話後來被他舅舅在礦下念給了十幾個人聽，那十幾個人裡有一半在當年冬天翻過了賀蘭山。“我在這裡不叫巴圖了，叫巴圖同志。”
老巴特爾的故事在另一個方向上繼續著。他在拿到掃盲證書之後，主動報名參加了合作社的“牧民識字推廣員”培訓。他覺得既然小林教員能教他，他也能教別人。他第一次站在黑板前面的時候，底下坐著二十幾個和他幾個月前一樣大字不識的牧民，他的手指還是那麼粗，石筆還是捏得像針，但他寫下的第一個字，是端端正正的“工”。
他轉過身，對底下的人說了一句話。他不太會講大道理，所以他就講了自己：“我以前以為，字是老爺們的東西。後來我才知道，老爺們不讓我們認字，是怕我們知道自己是人。今天我教你們頭一個字——這個字，念‘工’。我就是工人，你們就是牧民。咱們都是頂天立地的人。”
小林教員站在教室後面，她沒有鼓掌。但她的眼睛亮了。根據地的夜校教員培訓手冊上有一句話，據說是總政委在編寫教材時親筆加上去的。她以前不太懂這句話的意思，此刻她忽然懂了——“掃盲不是把字裝進腦袋裡，是把人從地上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