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禧二年四月初六，京西南路，唐州。
唐州不大。論城防，它不如靈璧那般包磚鑲石；論駐軍，它也不像泗州那樣好歹還有兩千人。但它卡在桐柏山與唐河之間，是南陽盆地的南大門。拿下唐州，鄧州就在眼前；拿下鄧州，汴水西路的咽喉就掐住了。中路的戰略價值不在殲敵多少，而在穩步推進，像一扇一扇地撬開門板——每一扇門後面都是一條通往中原腹地的路。
薛叔似把中軍大帳紮在唐州以南三十里的湖陽鎮。他沒有郭倪那麼急。東路已經打了泗州，正在圍攻靈璧，戰報一封接一封地往臨安飛，每一封都帶著火油味和血腥氣。薛叔似看了那些戰報，然後原樣疊好，放在案角，繼續批自己的糧草文書。不是他不關心東路——是他清楚自己的任務不同。東路是主力，打的是排山倒海的氣勢；中路是偏師，打的是滴水穿石的推進。偏師有偏師的打法，穩比快更重要。
但這不代表他不急。帳中沒有旁人的時候，他一個人站在輿圖前，手指沿著唐州到鄧州的官道緩緩移動，眉頭擰成一個川字。他的兵力只有五萬，其中真正能野戰的不到三萬，其餘是轉運糧草的廂軍和沿途駐守的新兵。對面金軍的兵力他不完全清楚，細作回報說唐州駐軍大約三千，鄧州多一些，可能有六七千。三千人守一座小城，如果他全力攻城，三天應該能拿下來。但然後呢？強攻意味著傷亡，而他的兵力經不起太大的消耗。中路的戰略是穩步推進，不是死磕。
四月十二，薛叔似的前鋒抵達唐州南郊。統制官李弈率騎兵五百先到，在城外三里處扎住陣腳，按照薛叔似的指令按兵不動。當天午後，薛叔似的中軍主力抵達，五萬大軍在唐州城南的曠野上緩緩展開，營盤扎得嚴絲合縫——壕溝、拒馬、箭樓、巡邏哨，一樣不缺。他沒有急著攻城。他先派了一個信使進城。
信使帶進去的不是勸降書，是一封薛叔似親筆寫的信。信上語氣平和，沒有“天兵降臨、速速歸降”那一套恫嚇之詞，只說了三件事：第一，泗州已克，虹縣已克，東路軍正在圍攻靈璧，南線金軍大勢已去；第二，城中守軍不足三千，我軍五萬，強攻必勝，但我不願意多造殺傷；第三，給你們一天時間考慮。一天之後，如果不降，我軍攻城。屆時城破，一切後果自負。
信的最後加了一句：“城中百姓皆大宋舊民，薛某不欲以刀兵相加。望將軍以全城生靈為念。”
唐州金軍主將叫完顏阿魯保，是個年過五十的老軍頭，在大金南線諸將中不算顯赫，但勝在穩妥。他手下的兵確實不到三千人，其中還有一半是本地籤軍。信到的時候，完顏阿魯保召集麾下幾個千戶開了個短會。會開得很快，因為形勢根本不需要討論：三千對五萬，沒有援軍，沒有堅城，糧草還能撐半個月，但半個月之內絕不會有任何一支金國援軍出現在唐州城下。金國的主力在北邊和西邊，南線已經抽空了。靈璧那邊還有個紇石烈執中在死扛，唐州這邊甚麼都沒有。
完顏阿魯保沒有猶豫太久。他不是紇石烈執中——他沒有跟西夏人打了二十年硬仗的悍勇，也沒有那種“城在人在”的死志。他是一個務實的職業軍人，對於一個老兵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怎麼打”，而是“打完了以後怎麼辦”。他知道南線金軍的大戰略：放棄前沿小城，收縮兵力保鄧州，必要時繼續收縮保汴京。唐州在樞密院的防禦計劃裡本來就是“可棄”的一欄。既然如此，在這裡跟宋軍死磕沒有意義。
四月十三，薛叔似給的一天期限還沒到，唐州北門就開了。
完顏阿魯保帶著他的部隊趁夜色撤出了唐州，走之前做了兩件事。第一，他派人把糧倉和武庫裡搬不走的物資全部潑上了油，但沒有點火。他在留給薛叔似的一封信裡寫得很直白：“糧草軍械留與將軍，非為示弱，實因百姓無辜。若焚之，城中必亂，百姓遭殃。望將軍進城之後約束士卒，勿擾平民。”第二，他在撤軍前親自到城南的籤軍營裡走了一趟，對這些本地士兵說了一句話：“你們是大宋的舊民，不必跟著我們走。宋軍來了，你們放下武器回家種地，沒人會為難你們。”
籤軍士兵們面面相覷。有幾個老兵當場就哭了——不是怕，是他們在金國的旗幟下當了這麼多年兵，臨到末了，這個女真老將居然還惦記著他們的死活。
天還沒亮透，李弈的騎兵就進了城。城門口沒有抵抗，城牆上空蕩蕩的，金國的旗幟已經被撤走了，只剩下光禿禿的旗杆在晨風中微微晃動。街道上很安靜，偶爾有百姓從門縫裡往外張望，看到宋軍的旗幟，臉上的表情不是歡呼，也不是恐懼，而是一種小心翼翼的、不確定的期待。唐州淪陷金國太久了——從紹興十一年宋金議和割讓唐、鄧二州算起，已經六十多年。六十幾年的異族統治，足以讓三代人從大宋子民變成金國百姓。但是口音沒有變。中原的口音還是中原的口音，街坊間說的還是跟襄陽府相差無幾的方言，連門口貼的對聯措辭都和南邊差不多，只是年號改成了金國的“明昌”罷了。
薛叔似入城的時間是當天午時。他沒有騎馬耀武揚威地走正門，而是從南門步行入城，身後只帶了幾個親隨和一名掌書記。他穿著一身洗得發舊的青色官袍，沒有披甲，沒有佩刀，看起來不像一個統兵大將，倒像一個來視察民情的州官。這個姿態是他刻意為之——他深知，對於唐州這種在金國治下過了六十多年的城池來說，宋軍不是“王師”，宋軍是“南方來的軍隊”。六十多年了，這些百姓對大宋的感情已經隔了兩三代人。他們記憶裡的“大宋”是祖父輩口中的故事，是逢年過節偷偷摸摸拜一拜的舊牌位，是藏在房樑上的一枚靖康年號銅錢。薛叔似要做的不是征服他們，而是重新把他們變成大宋子民。征服靠刀，爭取民心靠的是一碗水端平。
進城之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衙門掛牌子，而是下令張貼安民告示。告示是他親自擬的，措辭極簡，只有四條：一、宋軍入城，秋毫無犯，擅入民居者斬，強買強賣者斬，姦淫擄掠者斬；二、原金國官吏願留者經甄別後可繼續任職，願去者發給路費，不殺不辱；三、糧倉開倉放糧三日，每戶一斗，登記造冊，老弱孤寡加倍；四、城中百姓原有田產、房舍、店鋪，產權不變，任何人不得以“收復”為名侵佔。
四條告示貼在四門，識字的念給不識字的聽。效果立竿見影。原本緊閉的店鋪門板一塊一塊地卸了下來，茶鋪重新燒起了水，麵館重新揉起了面。膽子大的年輕人開始主動幫宋軍搬糧草、修城牆，換幾枚銅錢。到了第三天，城隍廟前的集市已經恢復了，賣菜的、賣柴的、賣布的，和往常一樣吆喝。薛叔似特意換上便服去集市逛了一圈，回來對掌書記說了一句話：“民心可用。但民心也最怕反覆。我們在唐州怎麼做的，往後在鄧州、在汴京，一件都不能少。”掌書記把這句記在了隨軍日誌裡。
四月十六，唐州衙門正式換匾。換匾儀式很簡樸，沒有放炮，沒有閱兵，薛叔似只是請了城中幾位年長的鄉紳來觀禮。當那塊寫著“大宋唐州知州署”的新匾掛上去的時候，一個鬚髮皆白的老鄉紳忽然哭了出來。他旁邊的人小聲說，這老頭的祖父是紹興年間唐州最後一任大宋知州的幕僚，金兵打過來的時候不肯降，被殺了。那塊舊匾就是在他祖父面前被劈碎的。六十多年了，他們全家一直住在唐州，沒有南遷。等這塊新匾，等了整整三代人。
薛叔似聽到了這個哭聲。他沒有走過去安慰，只是站在衙門臺階上，對著那幾位鄉紳深深作了一個揖。然後他轉身進了衙門，開始起草給臨安的戰報。
這份戰報的措辭他斟酌了很久。捷報這種東西，寫得太張揚，韓太師看了高興，但東路的將士看了未必舒服——人家在靈璧血戰半月，你在唐州兵不血刃，捷報寫得再花團錦簇也是佔人便宜。寫得太平淡，又顯得對朝廷的北伐大業不夠熱忱。最後他決定如實寫——唐州克復，金軍主動棄城北撤，我軍未攻城，傷亡零；城中百姓安堵，秩序已復；糧倉繳獲糧草若干、軍械若干；唐州既下，鄧州門戶洞開，中路軍不日將北進。
寫完之後他在末尾又加了一筆：“臣薛叔似謹奏：唐州之復，非戰之功，乃陛下威德遠播、金人聞風喪膽之故。然臣深知，唐州小而鄧州大，金人棄唐州非怯也，乃欲收縮兵力固守鄧州。臣已令前鋒李弈部前出至唐州北境，嚴密監視鄧州方向敵情。待東路靈璧戰事明朗，臣即率主力北進，會攻鄧州。”
這份戰報寫得四平八穩，既不誇大也不示弱。薛叔似反覆讀了三遍，確認每一個字都經得起推敲，才封上火漆，交給驛卒。然後他走到輿圖前，目光從唐州往西北方向移——鄧州。鄧州是南陽盆地的北大門，金國在鄧州的防禦遠比唐州堅固。而且金兵正在收縮，唐州的三千人撤回去了，鄧州的兵力就會更多。中路軍真正的考驗，在鄧州。
他想了想，提筆又寫了一封私信給京湖制置使趙淳。私信的內容比戰報坦誠得多——“唐州雖下，中路形勢未可樂觀。金人棄小城、保大城，收縮兵力，以逸待勞，此乃守勢中之攻勢也。我部若貿然北進，恐重蹈東路靈璧之覆轍。請大人再調三千精兵與足三月糧草，以備不時之需。”
寫完這封信，唐州衙門外的天色已經暗下來了。暮色中，唐河的水靜靜流淌，城牆上的宋軍旗幟在晚風中輕輕擺動，旗杆上還留著金國旗幟捆綁過的印痕。城裡的萬家燈火一盞接一盞地亮起來，炊煙裊裊，和南邊任何一座大宋城池沒有兩樣。唐州克復，是北伐中路軍的第一場勝利，也是北伐開戰以來最安靜的一場勝利——沒有炮火，沒有巷戰，沒有斬首千級。只有一封信、一座空城、幾位鄉紳的眼淚、和一塊重新掛上去的匾。
薛叔似站在窗前看著這座平靜的小城，心裡卻在算另一筆賬。金兵主動撤退，說明他們在執行一套明確的收縮戰略。唐州不要了，虹縣不要了，泗州不要了——這些前沿小城全部放棄，把兵力往後收縮。收縮到哪裡？鄧州、宿州、徐州。把拳頭收回去，不是為了不打，是為了打得更重。他知道鄧州絕不會再像唐州這樣好拿。金人把戰線縮得越短，兵力就越集中；兵力越集中，攻城就越難打。東路的靈璧已經證明了一次，中路的鄧州很可能會再證明一次。
他轉身回到案前，鋪開輿圖，就著燭火繼續研究鄧州的地形。窗外的唐州城一片安寧，這是北伐以來最安靜的一場勝利。但安靜，不代表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