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灌區的第一茬春小麥收上來的時候，農業處長賀明遠蹲在田埂上，把一穗麥子放在手心裡搓開，數了數粒數，又數了一遍。然後他站起來，對身後的統計員說了一句話，聲音儘量壓得平靜，但夾著鉛筆的手指在微微發抖：“畝產二百八十斤。”
統計員把這個數字記在本子上。二百八十斤，放在江南不算甚麼，江南的水田一畝能打四百斤稻穀。但這裡是草原，是去年還長著齊腰深荒草的撂荒地，是西夏貴族放棄了至少五年的廢棄田莊。第一茬春小麥在新開的生荒地上打出二百八十斤，賀明遠知道這意味著甚麼——意味著河套的土是真的能養活人的，意味著那二十萬畝灌區不是畫在圖紙上的大餅，意味著從西夏翻山越嶺跑過來的那十幾萬張嘴，從今往後不用靠根據地的儲備糧養著了。不但不用養，他們自己打的糧食，到秋天還能倒過來往根據地的糧庫裡灌。
收割是從八月初開始的。河套兵團三個農業團全部壓上，又從民兵裡臨時抽調了兩千人來幫忙。鐮刀不夠，合作社的鐵匠鋪日夜趕工，把最後一批庫存的鐵錠全打成了鐮刀刃。張楚嵐批了條子，從兵工廠的蒸汽鍛錘車間裡擠出一臺小功率蒸汽機，連軸轉著帶動一臺從江南傳送來的脫粒機。脫粒機運到田頭那天，整個農業團的人都圍上來看。周老漢擠在最前面，看著那個鐵傢伙一口吞進去整捆的麥子，從另一頭噴出金黃瀑布似的麥粒，嘴張了半天沒合上。他這輩子脫麥粒都是拿連枷一下一下打的，打一整天也就脫個百來斤。眼前這鐵傢伙一袋煙的工夫脫出來的麥粒，比他打三天還多。
“這東西一天能脫多少？”他問旁邊的技術員。技術員是個從江南來的年輕姑娘，袖子捲到肘彎，臉上沾著麥殼和汗，笑了一下說：“大爺，不停機的話，一天能脫兩萬斤。”
周老漢沒有再問。他蹲下來，從脫粒機吐出的麥粒堆裡抓了一把。麥粒是飽滿的，沉甸甸的，在掌心裡滾來滾去。他把麥粒倒進嘴裡嚼了嚼，嚼出了甜味。然後他站起來，把鐮刀別在腰後，轉身往自家的田頭走去。走了幾步，他忽然停下來，對跟在他身後的小兒子周滿倉說了一句話。周滿倉後來把這句話寫進了河套兵團三營的秋收總結裡，總結現在還鎖在兵團的檔案櫃裡——“你爹這輩子，頭一回覺得糧食是自己的。”
秋收結束之後，河套灌區二十萬畝地的總產量報上來了。賀明遠親自彙總，在兵團總部的那間土坯房裡對著算盤打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把報表送到張楚嵐的桌上。張楚嵐看完報表，沒有說好，也沒有說多，只是把報表遞給旁邊的郭靖，然後用鋼筆在報表背面寫了一行字。郭靖接過來看——報表上的數字是五千六百萬斤。張楚嵐在背面寫的是：“明年，三十萬畝。”
糧食入庫之後的第一個變化，是合作社的櫃檯。往年入冬前，合作社的糧食櫃檯是最冷清的地方——儲備糧要優先保證軍需和工廠，牧民的口糧定量供應，每人每月多少斤都有死數，想多買也沒有。今年秋收之後，櫃檯上的木牌換了一塊。舊牌子上寫的是“每人每月限購口糧三十斤”，新牌子上的字沒變，但那個“三十”後面多了一行小字：“如有額外需求，可憑勞動券不限量購買。”
不限量。這兩個字在草原上的分量，比任何口號都重。一個在克烈部舊地放牧的老牧民站在櫃檯前面，把木牌上的字看了三遍——他不識字，是合作社的女營業員一字一頓念給他聽的。聽完之後，他把手伸進懷裡，摸出一個布包，一層一層開啟，裡面是厚厚一疊勞動券，面額有大有小，攢了整整一年。他把布包放在櫃檯上，說了一句話：“給我來五十斤白麵。”女營業員愣了一下：“大爺，五十斤你吃得了嗎？”老牧民把布包又往前推了推：“我吃不了。我給孫子蒸饃。蒸白麵饃。”
在草原上，白麵是奢侈品。以前只有貴族和那顏的餐桌上才見得到白麵饃，普通牧民吃的是粗碾的燕麥糊糊和土豆。現在，合作社的糧食櫃檯後面，白麵袋子摞得比人還高，土豆堆在倉庫裡堆不下，一部分切成了薯幹，一部分釀成了酒精供給兵工廠的溶劑車間。賀明遠在給後勤部的報告裡，用了一句他在大學裡從來不用的土話來形容今年的糧食儲備：“豬吃不完，人吃不完，還能拿去換鹽。”
鹽確實來了。河西鹽業公司的第一批精製鹽在秋末運到了根據地的合作社。以前牧民吃的是粗鹽，黑乎乎的，帶著苦味，吃多了喉嚨發澀。精製鹽是雪白的，顆粒均勻，裝在一斤裝的粗布袋子裡，袋子上印著“草原鹽業公司”六個字。合作社的鹽價定得極低——低到牧民用一張最小面額的勞動券就能換兩斤。定價的時候有人提意見，說這麼便宜是不是虧了。張楚嵐的回答只有一句話：“鹽不是商品，是命。命不能定價。”
與鹽一起到的是棉布。江南的紡織廠在這個秋天透過軟體傳送了一批手搖縫紉機的核心部件，草原自己的木工車間配上了機架和木檯面，組裝出了第一批五十臺手搖縫紉機。這些縫紉機沒有進工廠，全部分配到了各個定居點的合作社，由合作社培訓女社員操作，開設了“便民縫紉站”。牧民自己帶布來，縫紉站免費給做衣裳，裁剪和縫製都不收錢，只收布。
周老漢的老婆是河套定居點第一個走進縫紉站的牧民家屬。她帶了三尺機織棉布，給周老漢做一件新褂子，給自己做一條新頭巾。縫紉站的女工量了她的尺寸，把手搖縫紉機的輪子搖得飛轉。她從針線的嗡嗡聲裡聽出了一種她從未體驗過的節奏，後來她對周老漢說了一句話來形容那個聲音：“像夏天河裡的水。”
居住條件的改善是從入冬前開始的。根據地的第一批磚木結構固定房屋在河套灌區的核心定居點落了地。這些房子不再是半地穴式的——半地穴暖房雖然保暖，但低矮、潮溼、採光差，冬天人在裡面待久了會咳嗽。新房是磚木結構，牆是青磚砌的，頂是木樑架的紅瓦，窗戶上嵌著玻璃，地面鋪了夯實的石灰三合土。每戶三間——堂屋、臥室、儲藏間——後面帶一個小院，院裡壘著雞窩和羊圈。房子旁邊統一打了壓水井，井頭是鑄鐵的，手柄一壓，地下水就嘩嘩地往上冒。
周老漢一家搬進去那天，他老婆在堂屋裡站了很久，然後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事——她把腳上的破靴子脫了，光著腳踩在夯實的石灰三合土地面上，踩了又踩，然後抬起頭對周老漢笑了一下。那笑容裡沒有激動，沒有眼淚，只有一種被甚麼東西熨平了的安穩。“他爹，這地是平的。”周老漢沒有回答。他蹲在門檻上，點了一根菸，看著院子裡那口壓水井在陽光下閃著鐵灰色的光。
他的鄰居是從黑水城礦區跑出來的老礦工一家。老礦工姓劉，在西夏的礦坑裡彎著腰背了三十年礦石，脊椎彎成了一張弓。搬進新家的第一天，他兒子——現在在礦業團開卷揚機——從合作社給他扛回來一樣東西。不是吃的，不是穿的，是一把帶扶手的木椅子。老劉在礦上幹了三十年，從來沒有坐過帶扶手的椅子。他坐在椅子上，背靠著椅背，雙手搭在扶手上，閉上眼睛，很久沒有說話。然後他睜開眼，對兒子說：“這個椅子，比我以前見過的那顏坐的還好。”
教育方面的變化，周滿倉的感受最深。他現在是河套兵團三營的文書，但根據地的教育局在入冬後下發了一個新通知：所有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壯年，無論是否已經就業，都必須參加冬季掃盲班，每週上課三個晚上。教材是新編的，封面印著《草原識字課本》幾個字，裡面每一課都配了插圖——第一課的插圖是一臺蒸汽機車，下面寫著“火車”兩個蒙文字；第二課的插圖是一個合作社的櫃檯，下面寫著“勞動券”。掃盲班的教員是從軍政大學分過來的學員，每個人負責一個定居點，教完識字教算術，教完算術教寫簡單的應用文。周滿倉已經是文書了，不需要掃盲，但他主動報名當了掃盲班的助教。他在第一次上課的那個晚上，看著教室裡黑壓壓坐著的幾十個成年牧民——有放羊的、有挖礦的、有在合作社櫃檯後面站了一整天的女營業員——他們每個人手裡都攥著一根石筆，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自己的名字。他忽然想起了兩年前，他自己也是在這樣一盞油燈下，在石板上第一次寫出了“周滿倉”三個字。
醫療方面的變化，是從一個數字開始的。根據地的野戰醫院在入冬後做了一次全人口的天花疫苗接種率普查，結果是百分之九十七。剩下的百分之三，是今年入冬前剛從西夏跑過來的新移民，他們還在隔離期，隔離結束後也會全部補種。野戰醫院的院長姓孫，就是當年在歸化接待站給周老漢扎第一針的年輕醫生。他在年度報告裡寫了這麼一段話：“兩年前，草原上的新生兒有一半活不過五歲。死因主要是天花、破傷風、肺炎和腹瀉。現在，天花的年發病率為零。破傷風發病率下降了九成。肺炎死亡率下降了七成。腹瀉死亡率下降了六成。這些數字的背後，是疫苗、青黴素、消毒規範和煮沸飲水的普及。”
周老漢的老婆不認得這些數字。但她知道一件事——她的小孫女今年兩歲，是到了根據地之後懷上的。這孩子生下來的時候，孫醫生親自接的生，用的是消毒過的剪刀和紗布。孩子滿月那天，孫醫生騎馬來給她種了痘，還留了兩包磺胺粉。現在這孩子滿地跑，會說蒙語和党項話的混合話，會指著合作社門口的紅旗叫“旗旗”。她奶奶抱著她在院子裡曬太陽的時候，忽然對周老漢說了一句她從沒說過的話，這句話後來被周老漢轉述給了隔壁的老劉，又被老劉轉述給了礦上的工友，最後不知怎麼傳到了張楚嵐的耳朵裡。張楚嵐聽完之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這句話，就是我們做所有事的意義。”
她說的是：“這孩子，以後會比我們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