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
大巴車駛出省界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窗外的田野從枯黃變成了灰綠，廣東的冬天跟湖北不一樣，田裡還種著東西，一行一行的，叫不出名字。陽光從車窗斜照進來，落在我的手背上。手背上的面板被一次性醫療手套和酒精消毒液泡得發白，指關節那裡顏色卻很深，像被煙燻過。
這是做□□手術的手。持針器夾著彎針，從皮緣一側穿進去，從另一側穿出來，手指輕輕一帶，線就過去了。針距均勻，打結緊實。潘醫生說，你這雙手天生是幹這個的。他說這話的時候看著我縫完第八臺手術，針腳整整齊齊，像縫紉機踩出來的。
這雙手值一萬塊一個月。
但這雙手，在過年的那些天裡，提著禮品袋，彎著腰，手心朝上，像一隻被翻過來的烏龜。
我在腦海裡整理這幾天的事情。
初八那天跑關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土地局老孫家的門。家屬院三樓，門口貼著春聯，上聯“春風得意馬蹄疾”，下聯“前程似錦步步高”，橫批“萬事如意”。我站在門口，手裡拎著黑色的塑膠袋，裡面是兩條中華一瓶五糧液。塑膠袋拎在手裡沉甸甸的，不是東西重，是送禮這件事本身就帶著一種分量，壓手。敲門之前我對著門上的貓眼整了整衣領。貓眼是黑的，裡面甚麼都看不見，但我總覺得有人在看我。我對著那個黑洞洞的貓眼笑了一下。不是笑給別人看的，是笑給我自己看的。那種笑我認得。我爹在王家笑了一輩子，嘴角彎著，眼睛不彎。
開門的是老孫的老婆，圍裙上沾著麵粉，手裡還捏著一個餃子皮。我喊“孫太太”，喊得又響又脆，像叫親嫂子似的。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先落在我臉上，然後落在塑膠袋上。讓進門的時候，我從她身邊側著身子進去，肩膀收著，怕蹭著她沾了麵粉的圍裙。老孫坐在客廳看報紙，看見我進來，報紙折起來放在一邊。我把塑膠袋放在茶几邊上，他沒看。他的眼睛從我的臉上滑過去，像水滑過石頭，沒留下任何痕跡。
我喊孫局長，站著，他沒讓我坐。我坐了。
老孫給我倒了杯茶。我用雙手接過的，杯壁燙手，我沒敢松。手指頭捏著杯沿，燙得發疼，我還是端著。老孫喝茶的時候眼睛看著電視機，他跟著電視小品笑，我也跟著笑。我笑的時候嘴角彎著，眼睛不彎。我爹在王家笑了一輩子，就是這種笑。他坐在桌子角上，夾一筷子菜嚼半天，有人說話他就抬起頭，嘴角往上扯，眼睛看著碗。我以前覺得那種笑窩囊，現在我自己笑得一模一樣。
從老孫家出來，站在樓道里。聲控燈滅了。我跺了一下腳，燈亮了。燈光照在牆上，牆皮脫落了一塊，露出裡面的紅磚。我把燙得發紅的手指頭貼在牆上，紅磚是涼的。我在那面脫了皮的牆前面站了很久，然後拎著剩下的禮品袋下樓。樓梯間的窗戶透進來光，把我的影子投在臺階上，一格一格往下挪。
接下來幾天，我把這種笑用了很多次。環保局老周家，他兒子嚼著口香糖看我，我把笑遞給那孩子，他沒接，吹了個泡泡，啪一聲破了。老周把信封塞進茶几抽屜的時候，那個泡泡破在他兒子的嘴唇上，白色的一層膜，慢慢癟下去。我盯著那片癟下去的泡泡糖，想起潘醫生說我的針腳像縫紉機踩出來的。我在手術檯上縫□□的時候，手是穩的，心是定的。針尖刺入皮緣，穿過，拉線，打結。每一個動作我都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但坐在老周家的沙發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的手也在動，遞煙，點菸，端茶，放茶杯。但這些動作不屬於我，它們屬於那個在老孫家樓道里對著牆站了很久的人，屬於那個在王家笑了一輩子的我爹。
除了跑關係，就是聚會。
KTV裡三爺面前放著一杯茶，茶葉沉在杯底，水是溫的。他坐在那裡，一屋子人都圍著他轉。老郭給他遞煙，瘦子給他點菸，春暖花開給他倒茶。他接過來，喝一口，放下，繼續跟旁邊翹著二郎腿，皮鞋擦得鋥亮的關二爺說話。他說話的時候聲音不大，但所有人都支著耳朵聽。關二靠在沙發背上，手指頭夾著煙，偶爾點一下頭，偶爾嗯一聲。他坐在那裡，不用說話，不用笑，不用給任何人遞煙點菸。他就是坐著，那個角落就成了包廂的中心。
項昆坐在點歌臺旁邊，翹著腿，洛水三千衝他笑，項昆也笑了一下。他笑起來的時候牙齒很白，整整齊齊的，跟他的皮夾克和手錶一樣，都是新的。
我坐在角落裡，對海水味道說錢的事你別管。
說這話的時候，底氣是虛的。我的錢是怎麼來的，我自己清楚。在東莞的民營醫院裡，對著那些打工仔、老闆、嫖客，把人均消費從八百拉到兩千。我的手指頭捏著持針器，每一針縫下去都值錢。但我坐在三爺、關二爺、項昆這些人中間，那些錢就變了味道。他們的錢是從礦裡挖出來的，從生意場上滾出來的，從牌桌上贏回來的。他們的錢帶著一股生猛的味道，像光化特曲，五十二度，一口下去燒得胃裡熱辣辣的。我的錢帶著消毒水味兒。是從手術室的吸引器裡吸出來的，從戊二醛溶液裡泡出來的，從那些躺在手術檯上、兩條腿分得很開的女人們的□□裡流出來的。我坐在他們中間，聞著自己手上的消毒水味兒。
我跟三爺說了注資的事他立刻就答應，彈了一下菸灰，菸灰落在菸灰缸裡，輕飄飄的。他不戴錶，不戴金鍊子，不戴任何東西。但他擺手那個動作，比項昆手腕上的表、關二爺脖子上的疤、老孫家茶几上的紫砂壺，都重。
從KTV出來，我騎嘉陵回家。路燈隔老遠一盞，壞了一半。嘉陵突突突的聲音在空蕩蕩的街上回響。我停下來，趴在橋欄杆上往下看。河水是黑的，甚麼都看不見。我衝著那條河發愣，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我在老孫家的樓道里對著牆站了很久，在劉信貸的辦公室裡把信封放在塑膠袋旁邊，在KTV的角落裡看著三爺擺手——這些時刻，我都在仰著頭看別人。跟我小時候仰著頭看我哥一樣。他是本家人，我是外姓人。他高高在上，我只有羨慕的份。後來我去了東莞，一個月掙一萬塊，我以為我不仰著頭了。但回到縣城，坐在這幫人中間，我還是仰著頭。他們的錢是生來就有的，是從土裡長出來的，是跟他們姓王的、姓關的、姓項的姓氏一起傳下來的。我的錢是縫□□縫出來的，一針一線縫出來的。
這就是為甚麼，項昆給我介紹周曼的時候，我沒拒絕。
那頓飯我喝了很多酒。不是因為高興，是因為坐在周曼對面，我不知道該把手往哪兒放。她的筷子拿得很靠前，夾菜的時候手腕微微往裡收，手指頭又細又長。她端起酒杯的時候，小指頭微微翹著，指甲上的透明甲油在燈光底下一閃一閃的。一米七幾的個子。清冷的臉。她在我的世界裡，屬於高不可攀的那一類，跟我哥被女同學塞紙條一樣，跟王昭榮家的革委會、機關單位一樣，跟三爺擺手那個動作一樣。高不可攀。
她仰著頭看我的那一刻。她的眼睛裡有那圈暖黃色的燈光，亮晶晶的。我看著她的眼睛，手不抖了。不是因為我喝多了，是因為那一刻我突然不是那個在老孫家樓道里對著牆站了很久的人。不是那個在KTV角落裡看著三爺擺手的人。不是那個仰著頭看我哥被女同學塞紙條的人。她在仰著頭看我。模特，時尚圈的模特，比我還高的模特。她在仰著頭看我。全部過程我像在完成一場等了很久的手術，病人是我自己。但我灰溜溜驚逃，屋裡的燈還是亮的。
我們這些人，一輩子都在找一塊浮木。小時候找爹媽，大了找朋友，找女人，找錢，找地位。找到了就死死攥著，以為能把自己托起來。後來發現那些東西自己也在水裡。
我坐在長途大巴上，窗外的田野從冬天的枯黃慢慢變綠。我剝了一粒大白兔奶糖塞進嘴裡，甜味化開。但甜味底下壓著一股味道，不是苦，是消毒水味兒。東莞的消毒水味兒，從我的手指頭縫裡、衣服褶子裡、頭髮絲裡滲出來，塞了滿嘴。
我把手攤在膝蓋上。右手食指的繭，中指第一個關節的繭，左手掌心那道白印子。這雙手值一萬塊一個月。這雙手可以在手術檯上縫出整整齊齊的針腳，可以在酒桌上替項昆擋酒，可以在三爺面前把話說得滴水不漏。但這雙手從來沒學會關燈。
嘴裡的糖化完了。我又剝了一粒。
我想起王昭榮。她穿著那件米白色的羊絨衫，手腕上戴著那隻鐲子，纏枝蓮花紋在燈光下一明一暗。她把鐲子往上擼了擼，端著熱水壺彎著腰往我媽的杯子裡續水。水蒸氣升上來模糊了她的臉。我媽說“你是我王家的媳婦”，把紅盒子按在她手心裡。她捧著那個紅盒子，嘴角笑出了花。她在廚房裡洗一隻碗，洗了很久。水龍頭嘩嘩響。她從我身邊走過去，身上有洗潔精的檸檬味兒。她的手指頭涼涼的，搭在我胳膊上，這回沒縮回去。
我走的那天，她站在車站門口。穿著一件棗紅色的羽絨服，圍著一條白色的圍巾。頭髮是新做的，髮尾往裡扣著。耳垂上戴著那對耳環，跟鐲子配成一套。她衝我揮了揮手。我也揮了揮手。大巴車開動的時候，她的影子在後視鏡裡越來越小，最後拐過街角看不見了。我靠在座椅上，把手機關了。王昭榮的簡訊還躺在收件箱裡——“到了沒。”
我把手機關了。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怎麼回。回“到了”，像甚麼都沒發生過。回別的，我說不出口。王昭榮在廚房裡洗那隻碗的時候，洗了很久。碗是乾淨的，她還在擦。碗沿上有一小塊幹了的飯粒，她用指甲一下一下摳。她摳那塊飯粒的時候在想甚麼，我現在才想起來。她在想，她男人在東莞一個月掙一萬塊，她在家裡守著孩子守著麻將桌，她婆婆給她一隻金鐲子，說“你是我王家的媳婦”。她把鐲子套在手腕上，大了點，在她腕骨上晃了晃。她對著燈光看鐲子上的纏枝蓮，然後端著熱水壺去給我媽杯子裡續水。這就是她的日子。而我呢？我在東莞縫□□，在縣城跑關係，在KTV裡看三爺擺手，在周曼的出租屋裡沒關燈。
一個人要是穩穩當當地擁有一件東西，那就確實不需要去用它。不過，一個人，如果連一件不好的東西都沒有，那他也就沒有甚麼是真實的了。一件不好的東西，是一扇窗，人透過它，看到世界。不過，要是沉浸在裡面，人就出不來了。
大巴車駛進東莞界。路兩邊的大排檔多了起來，招牌上寫著炒河粉、烤生蠔、砂鍋粥。空氣裡飄著一股炒河粉的味道，混著汽車尾氣和遠處工廠排出來的廢氣。我把手機開啟。王昭榮的簡訊還躺在收件箱裡。我打了幾個字，刪了。又打了幾個，又刪了。最後回了一個字：“到。”
然後翻開通訊錄，找到灰色幽默的QQ。她的頭像是一片灰色，狀態是離線。最後一條訊息還停在年前，是那隻白色的兔子表情，旁邊寫著“好的”。
我打了一行字：“我回東莞了。”
發完。關機。
螢幕黑下去。玻璃上映出來的那張臉黑了不少，顴骨支出來，眼窩凹下去。嘴裡的糖徹底化完了，只剩下一股甜膩膩的餘味，粘在舌根上，咽不下去。
灰色幽默說“那我去找你”的時候，我把嘴裡的糖咬碎了。她說“行。你說的。”她說“那我去找你”。一個連面都沒見過的人，一個在論壇上葷段子張口就來、刀切蘿蔔一樣咔嚓咔嚓的人，一個把自己的事情裹得嚴嚴實實、頭像一片灰的人——她敲開那層灰色的殼，露了一條縫給我。她說要來找我。那一刻我激動得把嘴裡的糖咬碎了。
然後呢？
然後我過年回家，幫項昆跑貸款，跟三爺喝大酒，在周曼的出租屋裡沒關燈。她發“好的”那兩個字的時候，大概也含著糖。她含糖的時候我在幹甚麼？我在劉信貸的辦公室裡把信封放在塑膠袋旁邊，在老孫家的沙發上端著燙手的茶杯，在周曼的腰上。她說“那我去找你”，她說“好的”。她敲開那層灰色的殼，露了一條縫給我。我往那條縫裡塞了甚麼？塞了過年期間低三下四送禮的笑臉，塞了三爺擺手時我仰著的脖子，塞了周曼鎖骨上那圈暖黃色的燈光。我塞了一堆消毒水味兒的東西，然後跟她說“我回東莞了”。我回東莞了。我有甚麼臉回東莞？我有甚麼臉開啟QQ看她的頭像？我有甚麼臉含著她說的糖？
我盯著車窗玻璃上自己的臉。那張臉被東莞的太陽曬黑了，顴骨支出來，眼窩凹下去。我把灰色幽默的對話方塊關掉。螢幕黑下去。我重新開啟，打了一行字：“幽幽，我是個王八蛋。”發完。關機。
車停了。東莞到了。
我拎起蛇皮袋，從座位上站起來。司機回過頭來看了一眼。我下了車。東莞的溼熱像一床溼透的棉被裹上來，汗從毛孔裡往外滲，流不下來，全堵在面板上。
我站在車站出口，把蛇皮袋放在腳邊。陽光白花花的，照得人睜不開眼。我掏出手機，開機。QQ上灰色幽默的頭像亮著。她回了訊息。我點開。
“知道。”
我盯著這兩個字。陽光把手機螢幕照得發白，我把手機舉到眼前。確實是兩個字。知道。
她知道甚麼？知道我是王八蛋？知道我在周曼的出租屋裡沒關燈？知道我在老孫家的沙發上端著燙手的茶杯？知道我跟她說“比如我”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她仰著頭看我的樣子？她甚麼都不知道。她只知道我是個王八蛋。這不需要知道，這是事實。
我打了一行字：“你知道甚麼。”發過去。
她回得很快。“知道你是王八蛋。”
“早就知道。”
我盯著螢幕。早就知道。早就知道還跟我說“那我去找你”。早就知道還給我發那隻白色的兔子。早就知道。
“那你還來找我嗎。”我打了這幾個字，手指頭在傳送鍵上停了一下。按下去。
她隔了很久也沒有回。
我站在車站出口，陽光白花花的。摩托車突突過去，大排檔的油煙機轟轟響。我看著自己發的最後一條訊息，嘴裡那股大白兔奶糖的甜味忽然沒了，被東莞的風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