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假期前的最後一天，整個A大像一鍋快要燒開的水。沈聽瀾早上走進食堂的時候，平時坐滿人的視窗空了一大半，打豆漿的阿姨閒得在擦檯面。宋知意拖著她那口粉色行李箱從宿舍樓出來，輪子碾過水泥地，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響，從走廊這頭一直響到那頭。
“聽瀾你真不回家？”宋知意站在宿舍門口，箱子靠在腿邊，帽子戴歪了，圍巾在脖子上繞了三圈，整個人像一顆被包得過緊的粽子。
沈聽瀾搖頭。南臨太遠了，來回路上就要耗掉兩天。沈父在電話裡說“那就在學校好好休息，別太省，該吃吃該喝喝”，掛之前又補了一句“BJ冷，多穿點”。她把那條訊息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最後回了一個字：“好。”
宋知意抱了她一下，圍巾的毛線紮在沈聽瀾脖子上，癢癢的。“那我走了啊。回來給你帶我媽做的臘腸。”她拖著箱子走出宿舍門，輪子聲漸漸遠了。走廊裡安靜下來。隔壁幾間宿舍的門都開著，裡面空蕩蕩的，被子疊好了，窗簾拉著，日光從布料裡透進來，把整條走廊染成一種淺淺的米黃色。
沈聽瀾回到床邊坐下。腳底那片水泡的痂不知道甚麼時候掉了，她低頭看了一眼——腳掌外側的面板光滑平整，只剩一圈極淡的印子，比周圍的膚色淺一點點。她摸了一下，不疼了。
手機在桌上震了一下。周予安發的訊息，只有一張圖片。火車票。BJ西到南臨，發車時間今天下午三點十七分。她盯著那張票看了一會兒，打字：“你也沒說你要回去。”周予安回得很快：“我媽昨天臨時買的票。非要我回去。”過了幾秒又補了一句：“三天。三號回來。”
沈聽瀾把手機放在膝蓋上。三天。她忽然意識到這是她來BJ之後，第一次和周予安分開超過二十四個小時。高中的時候他們每天坐在同一間教室裡，前後排，隔著一條過道。大學之後在同一個實驗室，兩張電腦桌並排，管式爐的溫控曲線把他們寫過的公式變成電鏡照片裡乾淨的介面。現在他要回南臨了。她也要一個人在這座剛開始熟悉的城市裡待三天。
她打字：“幾點的車？我送你。”
“兩點。北門。”
沈聽瀾到北門的時候，周予安已經站在門口那棵法桐樹下了。他揹著一個黑色雙肩包，穿一件深灰色衛衣，帽子邊緣從領口翻出來。法桐樹的葉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幾片黃葉在風裡嘩啦啦響。陽光很好，BJ秋天的太陽不像夏天那麼硬，曬在人身上溫吞吞的，像被過濾了一遍。
她走過去。“東西帶齊了？”
“嗯。”
“充電器帶了？”
“嗯。”
“身份證？”
周予安看著她。“你甚麼時候變得跟李輝一樣囉嗦了。”
沈聽瀾把嘴閉上。她不是囉嗦，是忽然不知道該說甚麼。以前他們有無數的話可以講——升溫曲線，應力分佈，敏感材料的配比，下一批實驗的引數。那些話都是“做事”的話。現在他要去火車站了，她發現自己不想說“做事”的話，但“不做事”的話應該怎麼說，她還沒學會。
周予安把揹包帶往肩上提了提。“三天很快。”
“我知道。”
“實驗室的烘箱我設好了定時。李輝那批材料四號出，你到時候去看一眼。”
“好。”
“食堂三樓新開了家餃子視窗。韭菜雞蛋的，你可以去試試。”
沈聽瀾忽然覺得眼眶有點熱。不是因為煽情，是因為他把三天裡她可能需要的東西全部提前想了一遍。烘箱定時設好了，材料出結果的時間算好了，連她接下來幾天的午飯都找好了。他不是在告別，他是在確保他不在的這段時間裡，她的一切照常運轉。
“周予安。”她說。
他看著她。
“三天後你回來的時候，我有話跟你說。”
周予安的目光在她臉上停了一下。他沒有問“甚麼話”，也沒有說“現在說不行嗎”。他只是點了一下頭。“好。”
計程車來了。他拉開車門坐進去，車窗搖下來一半，他的側臉被法桐樹的光斑照得明明暗暗。車開動了，尾燈在秋日的陽光裡亮成兩個模糊的紅點，拐過北門轉角就不見了。
沈聽瀾站在法桐樹下。風把她額前的碎髮吹起來又落下去。她忽然想起高三那年，周予安在黑皮本上給她寫的第一行字——“右邊頭梁卡扣鬆了一格，耳罩偏了。自己按緊。”那時候她以為他只是在教她怎麼戴耳罩。後來才知道不是。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她世界裡那些鬆動的、偏移的、不穩固的東西，一個一個按回去。
她回到宿舍。走廊還是空的。日光從窗簾布裡透進來，把她走路的影子拉得很長。她坐到桌前，開啟電腦。桌面上放著那個被他們改過無數版的實驗資料資料夾。
她點進去，翻到最早那批失敗材料的電鏡照片——殼層塌成一團，像煮過頭的麵條。又翻到第六批成功材料的照片——核殼結構的介面乾淨得像用刀切出來的。從第一張到最後一張，中間隔了將近兩個月。
她忽然想，有些東西的變化是能看見的。材料長成甚麼樣，電鏡拍下來，一目瞭然。但有些東西的變化是看不見的——從甚麼時候開始，周予安遞過來的紙條不再是“你該做甚麼”，而是“你做得很好”。
從甚麼時候開始，她不再需要反覆確認自己做得對不對。從甚麼時候開始，她在草稿紙邊緣寫下MEMS和問號，劃掉，又被他認出來，替她寫在耗材清單的末尾。這些變化沒有電鏡照片，沒有升溫曲線。但它們確實發生了。
她把照片關掉，開啟一個空白文件。游標在白色的頁面左上角一閃一閃。她打了幾個字，停住。刪掉。又打了幾個字，又停住。窗外的法桐樹葉子又落了幾片，被風捲起來貼在玻璃上。她盯著那片葉子看了很久，然後低下頭，重新開始打字。
三天後周予安回來的時候，她要把這些話告訴他。不是寫在紙條上的，不是打在手機上的。面對面，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像她在軍訓操場上念那首歌詞一樣——沒有旋律，但每一個字都落在節拍上。她不打算再劃掉任何問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