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信的案子辦妥之後，蘇京的心情好了很多。
早晨起來，丫鬟端來洗臉水，他對著銅鏡看了看自己的臉，覺得這幾天的氣色比前些日子好了不少。師爺遞上來的文書他批得很快，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偶爾停下來喝一口茶，茶是今年的新茶，從南方運來的，入口清香。他甚至哼了兩句小曲，甚麼曲調自己也說不上來，就是隨口哼哼，哼完就忘了。
他決定親自去施一天粥。
這個決定來得突然，但對蘇京來說，這種突然的、恰到好處的親民舉動，比他按部就班地坐在衙門裡批文書更能收攬人心。他知道百姓要甚麼——不是公道，不是糧食，不是銀子，是“看見”，他們看見縣太爺親自給他們舀粥了，就覺得這縣太爺心裡有他們，就這麼簡單。
施粥那天他換了一身半舊的青色道袍，沒穿官服，沒戴烏紗帽，頭髮用網巾束著，看著不像縣太爺，倒像是一個家道殷實的長者。他站在粥鍋後面，親手舀起一勺粥，倒進一個伸過來的碗裡，粥是稠的，比李信施粥時稠得多，筷子插在裡頭能立住。
“慢點喝，別燙著。”蘇京對每一個來領粥的人都說這句話，語氣溫和，面帶微笑。他舀了一上午粥，手臂痠痛，腰也直不起來，但他沒有讓人換他。他就是要讓所有人都看見，這粥是他蘇京親手施的。
災民們端著碗，蹲在縣衙門口的牆根底下喝粥，喝完粥把碗送回來，對蘇京說“蘇老爺慈悲”“蘇老爺是父母官”。有人跪下磕頭，蘇京趕緊上前攙扶，說“使不得使不得，本官只是做了分內之事”。
那些被攙扶起來的人眼淚汪汪的，嘴裡唸叨著“蘇老爺大恩大德”，轉過身去對旁邊的人說“蘇老爺跟李公子不一樣，蘇老爺是真好”。旁邊的人點頭附和，說“李公子那點小恩小惠算甚麼，蘇老爺才是真心為民”。
沒有一個人再提李信。
李信這個名字，像是被一場大雨衝過的字跡，模糊了，淡了，沒有了。
偶爾有人說起“李公子”，旁邊的人就噓一聲，說“別說了，通匪的，秋後要砍頭的”，那人便閉了嘴，低下頭去喝粥。粥是蘇京施的，喝了蘇京的粥還說李信的好話，那不是找不自在嗎？
蘇京施了一天粥，收穫了一天感恩戴德的話，心滿意足地回了後堂，第二天他沒有再去，第三天也沒有去。
粥停了。
縣衙門口的粥棚還在，鍋還在，灶還在，但火滅了。每天早上還是有人來排隊，排了半個時辰，一個時辰，不見人來。有人去問衙役，衙役說老爺說了，糧食不夠了，不施了。
蘇京早就把糧食的事安排好了。李信家的那些糧食，大部分在施粥的那幾天消耗掉了，剩下的部分，在他親自施粥之前就已經悄悄運到了城北米店趙老闆的倉庫裡。趙老闆是蘇京的老交情了，兩個人之間怎麼分賬，那是私下的事，外人不知道。
城裡的糧價漲了。
漲得不算猛，但一天一個價，穩穩地往上走。
時值四月，冰雪已經化盡了。冬天的那些三尺厚、四尺厚的雪，如今變成了水，流進了河裡，滲進了地裡，路也通了，車也走得動了。朝廷從江南調了一批賑災糧，分到了河南各府各縣，周邊的縣城糧價應聲而落。隔壁的雍丘，糧價跌到了三錢八。往南的太康，三錢七。往北的蘭陽，三錢七五。只有杞縣的糧價還穩穩地站在四錢以上，像一根釘死了的樁子，拔不動，搖不落。
蘇京對此有一套說辭，這套說辭透過師爺、衙役、米店的夥計、以及各種渠道，在幾天之內傳遍了杞縣的大街小巷。
“李信暗中勾結張胖子，把糧食倒賣給流寇了。張胖子有了糧食，在隔壁縣佔了一個鎮，匪患猖獗，糧食運不過來，所以糧價才貴。”
這話說得有鼻子有眼。有人信，有人不信，但信不信的都沒有糧食吃。米店的糧食擺在那裡，價格寫在牌子上，白紙黑字，四錢銀子一石——這是三月下旬的價，到了四月初，漲到了四錢二，四錢三，四錢五。每天都不一樣。
有人開始走了。
天還沒亮，城門口就有三五成群的災民，揹著破包袱，拄著棍子，相互攙扶著往外走，他們要去哪裡，自己也不知道。往南走，走到太康，走到淮陽，走到那些糧價便宜的地方去，也許那邊有粥喝，也許沒有，但總比在這裡等死強。
一個老太太走在出城的隊伍裡，肩上揹著一個藍布包袱，包袱癟癟的，看不出裝了甚麼東西。她的一條腿不好，走得很慢，每走一步都要停一下，嘴裡哼哼唧唧的，不知道在唸叨甚麼，旁邊一箇中年婦女扶著她，兩個人都不說話，就這麼一步一步地往城門口挪。
城門口貼著一張告示，是蘇京讓師爺寫的，大意是：流寇猖獗，糧道不通，糧價暫時無法回落，請百姓們耐心等候，朝廷已在調糧。告示的紙張很白，墨很黑，字很端正，貼在那裡像一面旗幟，在晨風裡微微飄動。
沒有人看告示。不認字的人看了也白看，認字的人不用看也知道上面寫的是甚麼，隊伍從告示旁邊走過去，沒有人停下來，城樓的陰影照在他們身上，把他們從頭到腳罩在暗處，走出去，走到城門洞外面，太陽光照下來了，照在那些破衣裳上，照在那張告示上，照在城門口那一小塊空地上。
早晨的風從城外吹進來，帶著泥土解凍後的腥氣，還有一些說不上來的、讓人心裡發癢的東西。那是春天的味道，是莊稼快要發芽的味道，是活人還能活下去的味道。隊伍走得很慢，但一直在走，沒有人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