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世界革命，一國革命難以最終勝利！”

“一國革命首先必須生存下來，才能談勝利！”

會議室內，兩派觀點激烈碰撞，氣氛迅速升溫。支援“積極輸出”的委員（多是工會、軍隊出身，理想主義色彩濃烈）和支援“暫緩輸出、優先鞏固”的委員（多是經濟、技術背景或更注重現實戰略者）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有人引用馬克思、列寧的語錄，有人擺出冷冰冰的資料，情緒逐漸激動。

葉蓮娜努力維持著秩序，但爭論的焦點太過根本。翠枝宮，藍廳。

這裡曾是帝國用來舉行小型國宴或高階別秘密會議的地方，裝飾相對鏡廳的浮華顯得內斂許多，厚重的橡木牆板、深色地毯、長條會議桌，營造出一種封閉而嚴肅的氛圍。此刻，長桌兩側坐著的，是羅蘭臨時人民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以及應邀列席的幾名關鍵部門負責人和資深委員。會議的主題，在兩天前下達通知時，只寫著“審議當前國際形勢與外交方針”，但每個人都清楚，真正要討論的，是那個勝利之後必然面臨、卻又無比敏感的抉擇——

新生的羅蘭蘇維埃，要不要，以及如何，向國境之外“輸出革命”？

氣氛從一開始就有些不同尋常的凝重。沒有往常會議開始前的低聲寒暄，每個人面前都攤開著檔案——有些是安娜斯塔西婭的外交部門整理的各國情報摘要，有些是瑪麗領導的情報機構提供的關於鄰國工人運動、農民騷亂的零星報告，還有些是各地委員帶來的、關於邊境地區自發跨境聯絡的情況反映。

維克多坐在長桌一端，面前除了一杯清水，只有幾張簡單的手寫提綱。他臉色依然不佳，但眼神銳利，掃視著在場的每一個人。

“同志們，”主持會議的葉蓮娜率先開口，聲音清晰，“我們今天的議題，關係到新生共和國的立身之本和未來道路。國內百廢待興，但世界的目光已經聚焦在我們身上。奧凡的工人蘇維埃雖被鎮壓但火種未熄，卡森迪亞的罷工浪潮餘波猶存，星月、雙鷹境內反抗壓迫的鬥爭時起時代。更重要的是，與我們接壤的邊境地區，不少受壓迫的民眾，將我們的勝利視為希望，甚至開始自發地向我們尋求指導和援助。”

她頓了頓，看向安娜斯塔西婭：“首先，請安娜斯塔西婭同志介紹基本的國際態勢和各方可能反應。”

安娜斯塔西婭站起身，走到懸掛在牆上的大幅大陸地圖前，拿起指示棒。她穿著合身的軍便服，身姿挺拔，語氣冷靜客觀。

“局勢可以概括為：恐懼、觀望與期待並存。”她的指示棒首先點在卡森迪亞的位置，“卡森迪亞統治集團對我們充滿敵意和恐懼，視‘真理之火’為對其資本秩序的根本威脅。他們目前採取的是‘遏制加接觸’的雙重策略：政治上孤立我們，經濟上試圖封鎖，外交上卻透過非正式渠道傳遞‘有條件承認’的訊號，目的是摸清我們的底牌，尋找分化或馴服的可能。他們的艦隊雖然撤回本土，但在珍妮港和南部海域的軍事存在明顯加強。”

指示棒移向奧凡：“奧凡共和國——前帝國——新政權由容克地主和工業巨頭聯合把持，本質上換湯不換藥。他們對內嚴厲鎮壓工人運動，對外最害怕的就是我們支援的‘革命輸出’會引火燒身。目前他們採取綏靖姿態，願意與我們就邊境貿易、戰俘交換等進行談判，核心訴求是要求我們公開承諾‘不干涉內政’。”

接著是星月、雙鷹等其他主要勢力，情況類似：上層統治集團極度警惕，下層民眾中同情或嚮往革命的情緒在滋長，但都被強力壓制著。

“綜合來看，”安娜斯塔西婭總結道，“整個大陸的舊統治秩序，因為我們的勝利而產生了巨大的裂痕和恐慌。他們將我們視為‘傳染病源’。任何我們主動的、尤其是軍事形式的‘革命輸出’舉動，都可能被他們視為宣戰訊號，有可能促成他們暫時擱置矛盾，形成一個針對我們的、廣泛的反赤聯盟。以我們目前的經濟狀況和軍力，同時應對多線壓力和可能的直接武裝干涉，將極其困難，甚至可能危及新生政權。”

她的話像一盆冷水，讓會議室裡一些原本熾熱的目光冷靜下來。

“但是！”一個洪亮的聲音響起。說話的是坐在中段的一位委員，名叫戈爾基，出身南部礦區，性格剛烈，在工會運動和武裝鬥爭中都以激進著稱。他猛地站起來，臉頰因激動而發紅，“安娜斯塔西婭同志的分析，只看到了敵人的強大和我們的困難！卻忽略了最重要的東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

他的聲音在安靜的會議室裡迴盪：“我們是怎麼勝利的？是因為維克多同志和無數先烈傳播了真理之火！是因為我們相信，工人的解放不是一個國家的事業，而是全世界無產者共同的事業！現在，我們剛剛在羅蘭點燃了火炬，難道就要因為害怕‘反赤聯盟’，就把這火炬藏在懷裡，眼睜睜看著隔壁國家的兄弟姊妹繼續在資本家和地主的皮鞭下呻吟嗎？”

他揮舞著手臂，指向地圖：“看看奧凡！那裡的工人才建立蘇維埃幾天就被血腥鎮壓！看看卡森迪亞的貧民窟！他們需要我們！國際歌裡唱得清清楚楚：‘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如果我們只顧自己關起門來搞建設，那和那些自私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有甚麼區別？我們就會失去革命的道義高地，背叛我們的理想！”

戈爾基的話極具感染力，幾位來自基層工農、經歷過殘酷鬥爭的委員不由自主地點頭，眼神重新燃起火焰。

“戈爾基同志，理想不能當飯吃，更不能擋子彈。”一個冷靜到近乎冰冷的聲音響起。說話的是列夫·博羅金，一位新近加入委員會的經濟專家，曾留學卡森迪亞，對國際經濟和金融有深入研究。他扶了扶眼鏡，語氣平緩但堅定。

“我完全理解並尊敬戈爾基同志的國際主義情懷。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他拿起一份檔案，“這是我們初步統計的國庫存量、工業產能、糧食儲備和預計的恢復週期資料。簡單說，我們現有的資源，連滿足本國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初步重建都捉襟見肘。每一噸糧食，每一發子彈，每一份藥品，都關乎我們政權的生死存亡。”

他看向戈爾基，目光銳利：“輸出革命，尤其是軍事輸出，意味著甚麼？意味著我們要分出寶貴的物資去支援他國革命者，意味著我們的邊境將永無寧日，意味著我們將同時與多個實力遠超我們的國家集團處於敵對狀態。這可能會導致經濟崩潰，內戰再起，最終讓我們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付諸東流。到時候，別說支援別人，我們自己都會成為世界革命史上又一個悲壯的失敗案例。”

“你這是懦夫的邏輯！投降主義的邏輯！”戈爾基怒道。

“不，這是負責任的邏輯！”列夫的聲音也提高了，“革命不是浪漫的激情燃燒，是國家建設，是億萬人的生計！維克多同志教導我們要對人民負責！對我們犧牲的同志負責！如果我們因為不切實際的‘輸出’，而把羅蘭重新拖入戰火和饑荒，那才是對革命最大的背叛！我們應該利用這段寶貴的和平喘息期，全力鞏固內部，發展生產，壯大自己。只有當我們足夠強大，才能真正成為世界革命的堅實堡壘和後盾！”

“鞏固內部？等我們‘鞏固’好了，其他國家的革命火焰早就被撲滅了！到時候我們就是孤島，會被敵人慢慢絞殺！”

“盲目輸出，立刻就會招致圍剿！是自取滅亡！”

維克多始終沉默地聽著，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輕輕敲擊。他的目光時而落在激辯的委員身上，時而又飄向窗外，彷彿在權衡著遠超眼前辯論的、更加沉重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