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瀟的目光變得深邃，“這條底線，在資源壓力尚可承受的‘和平’或相對‘豐裕’的時期，它確實能作為一種實際的約束和緩衝，維繫表面的穩定與最基本的秩序認同，避免過早激化矛盾。
但是，在面對真正的生存絕境時，它必然是第一道被現實壓力突破和踐踏的防線。”
她頓了頓，給出了自己的理解：“它的意義，或許並不在於其絕對不可突破的‘穩固性’，而恰恰在於它為整個資源分配體系的健康狀況設定了一個清晰的‘崩潰閾值’。
這條底線被突破，本身就是一個最強烈的危機訊號，標誌著現有的分配體系已經臨近崩壞，生存將更加艱難。因此，它既是給予弱者的‘心理安慰’，也是一個客觀的‘危機預警器’。”
“當然了，還可以換一種更直白的說法。”
柳瀟看向靜立的水影，“這條底線的約束力，不依賴道德，而依賴於‘維持基本秩序’的需要。徹底或過早地公開拋棄底線，可能引發底層群眾大規模的絕望反抗，從而導致秩序徹底瓦解，引發不可控的混亂，這同樣會損害群體整體的生存機率。
所以，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期，只要還存在一絲餘地，維持最低份額（哪怕只是名義上），也有它的現實價值。
而且它還不只是安慰。它還是一條被公開劃出的‘生存保障紅線’。紅線之上，是保障的領域；紅線之下，則是明確宣告‘不予保障、風險自擔’的領域。原則公開，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看清這條線在哪裡，理解跌落到線下的明確後果。”
電子螢幕上的文字和模擬圖表流動的速度明顯加快，像是正在極限壓力下測試著柳瀟所勾勒體系的韌性與崩潰點。
幾分鐘後，兩個指向制度長期演化宿命的問題出現：
【7、歷史經驗表明，任何等級制度執行一段時間後，都可能出現權力與資源的世襲、固化，既得利益階層會扭曲規則以維護自身。
假設此法律執行數代後，群體成功壯大，但“貢獻積分”逐漸異化。既得利益階層利用制定和修改積分細則的權力，鞏固自身地位，壓低新興領域的貢獻估值，甚至使積分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可世襲或交易的隱形特權。系統出現僵化與不公。
你作為立法者，如何看待這套法律必然導致的此類異化？】
【8、你是否在立法之初，就為修正這種異化預留了制度性的糾錯或修復程式（如定期重置、革命權）？
如果預見到但無法完全避免，你如何衡量“整體生存發展”與“系統內部正義損耗”之間的關係？】
柳瀟凝視著這兩個問題，沉默的時間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長。一時間，環形空間內只剩下牆上的程式碼在無聲地閃爍。
“我能預見到這種異化，並且，我認為在長期尺度上，這是一種近乎必然的制度演化趨勢。”
她終於開口，遵從內心真正的想法回答，“任何以‘效率’、‘貢獻’為標尺，並賦予其巨大資源分配權力的體系，都難以完全杜絕路徑依賴與權力尋租。
既得利益者會將‘維護體系’與‘維護自身特權’悄然等同，透過將‘貢獻’標準模糊化、複雜化、特權化，甚至將‘管理’與‘仲裁’成本轉化為新的統治與剝削工具。
這不是單純的制度缺陷，而是人性在權力與資源誘惑下的某種常態。”
“但我不會預留‘革命權’那種暴力的糾錯方式，那等於是在制度內部安裝了一個不知道甚麼時候就會引爆的炸彈，會導致週期性的合法性崩潰、大規模暴力內耗和現有文明成果的斷崖式倒退，其代價遠超它要糾正的現象。”
“我傾向於設計出幾種相對溫和，也相對複雜的修正機制。”
柳瀟開始闡述自己的構想：
“第一，建立‘貢獻標準定期強制重審機制’。設立明確的法律條款，規定每五年，或每當群體技術、生存環境發生重大變革時，必須啟動由廣泛代表組成的‘標準審議委員會’。委員會需包含不同領域的專家、不同積分層級的代表以及按一定比例隨機抽選出來的普通成員。舊標準享有一定的延續性保護，但新標準如果能在委員會中獲得足夠共識，就有權對舊體系進行迭代更新，打破話語權的長期被壟斷。
第二，建立‘非常規貢獻申訴與評估特別通道’。允許個人或團體，對其無法被現有積分體系衡量的特殊貢獻（可能是技術突破、風險預警、文化凝聚力等）提出申訴。申訴由更高階別、更具獨立性且成員臨時隨機組成的‘特別評估庭’進行個案審理。成功的案例不僅能惠及申訴者，其評估邏輯與結果還可以作為未來修訂通用積分標準的重要參考，保持體系對新價值的吸納能力。
第三，設計針對性的‘制度代謝’方案。例如：貢獻積分可設定‘代際遞減係數’，直系後代繼承的積分價值隨代數或時間打折，防止優勢永久性世襲；設定個人或家族貢獻積分累積的‘軟性上限’，超出部分可按一定比例強制轉化為對公共設施、基礎研究或教育基金的捐贈，變相實現社會財富再分配；定期（如每十年或二十年）由完全獨立、與當前利益網路高度隔離的評審團，對整套‘貢獻’評估標準進行審視與再校準，打破解釋權的壟斷。同時，始終保持底層上升通道在理論上的絕對暢通，哪怕這一點在實踐中會有重重阻礙。”
最後，她坦然承認了自己設計的侷限性：“我承認，這些機制本身也可能被侵蝕、規避或形式化。但它們至少增加了個別群體優勢固化的成本和難度，為內生的變革力量提供了合法的表達與博弈渠道，從而延緩徹底固化到來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