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組長被帶回被告席上坐下。他的腿軟得像麵條，法警扶了他一把，他才坐穩。
他坐下後就低著頭，不敢看任何人，兩隻手擱在桌上，手指絞在一起，絞得指節發白。
旁邊老周看了他一眼，嘴唇動了動，想說甚麼，又把話嚥了回去。
兩個人並排坐著，像兩根被霜打過的茄子，蔫得不成樣子。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法庭裡安靜下來。
“現在，請公訴人出示證據。”
檢察官站起來，翻開面前那厚厚一摞材料，從裡面抽出幾張紙。他的動作很慢，一頁一頁地翻，像是在確認甚麼。
王建軍注意到，他翻到某一頁的時候停了一下，目光在那頁紙上停留了幾秒，然後抬起頭，看向孫組長。
“審判長、審判員，公訴方出示被告人孫建國的銀行流水記錄。”他把那幾張紙舉起來，轉身面向旁聽席，“這些記錄，是從銀行調取的原始憑證，加蓋了銀行公章，具有法律效力。”
書記員把那幾張紙接過去，遞給法官。法官戴上老花鏡，一頁一頁地看，看得很仔細，每一筆數字都盯著看了好幾秒。
檢察官等法官看完了，才繼續說：“根據銀行流水顯示，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孫建國的個人賬戶先後收到多筆大額轉賬，總金額共計一百二十三萬元。
轉賬方是一家名為‘通達運輸’的公司。而這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正是本案第一被告人陳少。”
旁聽席上一陣輕微的騷動。
檢察官從材料裡又抽出幾張紙：“這是通達運輸的工商登記資訊。法人代表是劉志強，但劉志強本人從未參與過公司的實際經營。根據劉志強的證詞，他只是掛名，每年拿一筆錢，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陳少。”
孫組長的頭低得更深了，幾乎要貼到桌面上。
檢察官繼續說：“孫建國說這些錢是‘諮詢費’。那麼，他提供了甚麼諮詢服務？公訴方調取了通達運輸某年至某年所有的業務記錄，沒有發現任何與孫建國有關的諮詢合同、諮詢報告、服務發票。甚麼都沒有。”
方律師站起來：“反對。公訴人說的‘甚麼都沒有’，不能證明諮詢不存在。有可能是口頭諮詢，沒有留下書面記錄。”
檢察官看著他，目光平靜：“口頭諮詢？一百二十三萬的口頭諮詢？辯護人，你覺得這說得通嗎？”
方律師還要說甚麼，法官抬手製止了他。
檢察官又從材料裡抽出一張紙：“這是孫建國與吳為民、陳少的通話記錄。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孫建國與吳為民通話四十七次，與陳少通話二十三次。
通話時間大多在晚上，有時甚至在深夜。一個正常的‘諮詢’關係，需要這麼頻繁的通話嗎？需要在深夜通話嗎？”
旁聽席上有人低聲議論起來。
孫組長的手開始發抖，不是那種輕微的抖，是整個人都在顫，椅子都跟著晃。他的臉白得像紙，額頭的汗珠子滾下來，滴在桌上，洇溼了一小片。
老周在旁邊看了他一眼，又低下頭去。
檢察官把那些材料放下，聲音提高了些：“孫建國說那些錢是諮詢費，可他拿不出任何諮詢合同，拿不出任何服務記錄，拿不出任何發票。
銀行流水清清楚楚，通話記錄明明白白，通達運輸的工商登記資訊確鑿無疑。一百二十三萬，不是小數目。這麼多錢，他說是諮詢費，可他連諮詢了甚麼都說不上來。”
他轉過身，看著孫組長：“孫建國，你說那些錢是諮詢費，那你告訴我，你諮詢了甚麼？甚麼時候諮詢的？給誰諮詢的？”
孫組長低著頭，不敢看他，嘴唇哆嗦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的手指絞在一起，絞得指節發白，像要斷了。
方律師站起來：“審判長，我的當事人已經說過，時間太久，具體的諮詢內容他記不清了。這很正常。”
檢察官說：“一百二十三萬，記不清了？辯護人，你覺得這個解釋，法庭能接受嗎？”
方律師的臉色微微變了變，沒有再說話。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關於孫建國受賄的事實，法庭已經清楚。辯護人的意見已經記錄在案。”
孫組長坐在被告席上，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癱在椅子上。他的眼睛盯著桌面，可甚麼都看不見。他腦子裡翻來覆去都是那些數字，那些轉賬記錄，那些通話記錄。一百二十三萬，四十七次通話，二十三次通話。每一筆，每一次，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想起第一次收錢的時候。那是王家莊專案啟動不久，吳為民約他吃飯，飯桌上推過來一個牛皮紙袋，說這是陳少的一點心意。他推辭了幾句，最後還是收下了。後來就收習慣了，一筆，兩筆，三筆，越收越多，越收越順手。他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以為沒人會知道。現在，那些轉賬記錄就擺在法庭上，白紙黑字，賴不掉。
旁聽席上，王老五把旱菸袋攥得死緊，臉漲得通紅。王猛坐在最後一排，伸長脖子，眼睛瞪得溜圓。
王建軍坐在證人席上，看著孫組長那張慘白的臉。
法官翻了一下面前的材料，抬起頭：“公訴人還有沒有補充？”
檢察官說：“沒有了。”
法官看向辯護席：“辯護人有沒有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