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裡那塊壓了許久的石頭，終於落了地，可他也知道，從今往後，他的人生，徹底變了。
孫組長躺在床板上，盯著天花板，眼淚無聲地流進枕頭裡。隔壁鋪的老頭翻了個身，嘟囔了一句甚麼，又沉沉睡去。他睜著眼睛，一直熬到天亮。
隔壁審訊室裡，老周正坐在椅子上，兩隻手擱在膝蓋上，不停地搓著，手心全是汗。他已經進來了好幾天了，頭髮亂糟糟的，鬍子也沒刮，眼窩深陷，整個人老了十歲不止。
孫組長開口的訊息，他已經知道了。同監室的人告訴他的，說的時候聲音壓得很低，像怕被誰聽見。老周當時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心裡卻翻江倒海。
孫組長都交代了，他還能扛到甚麼時候？
調查員推門進來，在他對面坐下。這回沒有繞彎子，直接開口：“周德明，孫建國已經交代了。你們一起做的那些事，他全說了。你還要扛嗎？”
老周低著頭，盯著自己那雙佈滿老繭的手。他想起那些年，在拆遷現場，看著那些被推土機推倒的房子，看著那些哭喊的村民，看著那些被剋扣的補償款。
他不是不知道那些事不對，可錢拿了，嘴就軟了。一筆，兩筆，三筆……越拿越多，越陷越深，想回頭的時候，已經回不了頭了。
他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睜開時，眼眶已經紅了。
“我交代。”他的聲音沙啞，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
調查員看著他，沒有說話，只是開啟了記錄本。
老周沉默了很久，像在回憶甚麼，又像在組織語言。然後他開口了，聲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說：“那些年，陳少讓我們在拆遷過程中動手腳。補償款能壓就壓，能扣就扣。誰不簽字，就斷水斷電，堵路挖溝。再不籤，就找人上門‘做工作’。”
“‘做工作’？”調查員問，“甚麼工作？”
老周的手抖了一下，聲音更低了：“就是……找幾個人，晚上去敲門，嚇唬嚇唬。有時候也動手，推搡幾下，打幾拳。不把人打壞，就是讓他們知道，不籤不行。”
調查員沒有打斷他，筆尖在紙上飛快地劃過。
老周繼續說：“有一戶，姓劉的，老頭七十多了，兒子在外地打工。他不肯籤，說補償款不夠蓋房子的。陳少讓我去處理。我帶了幾個人，晚上去他家，把窗戶砸了，把他從屋裡拖出來，在院子裡凍了一夜。第二天他就簽字了。”
他的聲音開始發抖：“還有一戶，姓王的，家裡有個癱子，不肯搬。我們把他家的電斷了，水停了，門也用磚頭堵了。他撐了三天，最後還是簽了。”
老周說著說著，眼淚就下來了。他沒有擦，任憑淚水滴在桌上，一滴一滴，像斷了線的珠子。
“我知道那些事不對，可我不敢不聽。陳少說了，誰要是不聽話，就別想在這行混了。我……我拿了錢，就更不敢不聽了。”
調查員問：“你拿了多少？”
老周低著頭，聲音越來越小：“加起來，八十多萬。有一部分是現金，有一部分是轉賬。我都記著，在我老婆的賬戶裡。”
“還有呢？”
老周沉默了幾秒，然後說：“還有王老五的事。王老五帶著村民去鎮上反映情況，陳少讓我去找胡局長，說這個人得關起來，不能讓他鬧。後來王老五就被抓了，關了大半年。”
“你知道王老五是被冤枉的嗎？”
老周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知道，也不知道。陳少說他鬧事，我就信了。後來才知道，他是去反映情況的，根本不是甚麼聚眾鬧事。可那時候，他已經進去了。”
審訊室裡安靜得可怕。老周低著頭，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像個孩子。他知道，從這一刻起，他再也不是那個坐在辦公室裡、簽字蓋章就能拿錢的老周了。他只是一個犯罪嫌疑人，一個等著法律審判的罪人。
調查員等他哭夠了，才問：“還有甚麼要補充的嗎？”
老周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還有趙剛的事。趙剛死的那天，陳少給我打過電話，讓我去省城路上攔他。我沒去，我害怕。後來吳為民去了，再後來，趙剛就死了。”
調查員合上記錄本，站起身：“周德明，你能主動交代，態度不錯。這些我們會記錄在案。”
老周抬起頭，淚眼模糊地看著他：“我會判幾年？”
調查員沒有回答，只是說：“法律會給你公正的判決。”
門關上了。老週一個人坐在審訊室裡，盯著那扇關上的門，眼淚還在流。他想起那些被他欺負過的村民，想起那些被推倒的房子，想起那個在院子裡凍了一夜的劉大爺。那些事，像刀子一樣，紮在他心上。
他知道，從今往後，他再也睡不踏實了。
訊息傳到調查組駐地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鄭處長坐在辦公室裡，面前攤著孫組長和老周的認罪材料。他一份一份地翻，翻得很慢，看得很仔細。
營長推門進來，手裡拿著兩份剛列印出來的檔案：“鄭處長，孫組長和老周的認罪材料整理好了。兩個人交代的內容基本一致，跟吳為民、小娜的證詞也能對上。”
鄭處長接過材料，看了一遍，點了點頭：“證據鏈又補了兩環。現在，就剩陳少了。”
營長問：“陳少那邊，還是不開口？”
鄭處長把材料放在桌上，靠在椅子上，目光冷得像冰：“不開口沒關係。證據夠了，零口供也能定罪。”
他掏出手機，撥通了王建軍的號碼。
“建軍同志，孫組長和老周都認罪了。他們交代了拆遷過程中的暴力脅迫細節，跟吳為民、小娜的證詞完全吻合。”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後傳來王建軍的聲音，有些沙啞，但很穩：“知道了。鄭處長，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