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絡田中真一的特工陳君赫，隸屬於南華情報部門的招募組，擁有合法的日本長期居留資格，身份掩護為韓國釜山重工駐日招聘專員。

為了這次接觸，情報部門做了全面的安保佈置：提前三天勘察淺草這家家庭咖啡館，確認無有日本警察公安、無竊聽裝置。

安排兩名外圍特工偽裝成客人，在門口與鄰座望風；使用白竊聽干擾器，防止意外情況；所有溝通內容僅口頭傳達，不簽署任何書面檔案。

“田中先生，你在日立十年不被重視，賭債纏身，職場蒙冤，這不是你的錯。”陳君赫的每句話，都來自情報組的心理分析，精準戳中痛點。

田中驚惶抬頭：“你怎麼會知道我的事？”

“我們只關心有才能的技術人才。”陳君赫推過一份承諾方案，所有條款均針對田中軟肋定製：兩倍於日立的月薪、由他們一次性清償日本賭債、獨立的宿舍、全家簽證與子女入學。

“日本有那麼多技術人員，為甚麼選我？”

“核心專家日本政府看著，我們動不了。”陳君赫坦誠說道，“你們這群中層技工、工程師、老師，走了一個兩個，不會有人追查，安全。”

按照接洽守則，陳君赫給了他三天考慮時間，只留下一張無署名的臨時聯絡電話。

同一時間，針對鈴木宏、松本健、山田次郎等人的接洽同步進行：對他們許以高薪職位與研究經費，所有承諾均口頭達成，不留紙面證據。

接洽地點隨時更換，一旦發現可疑人員，立即中斷會面，反偵察組隨後排查跟蹤來源。

1965年4月7日清晨，橫濱港偏僻的貨運碼頭，霧氣濃重，避開所有客運查驗關口。

田中真一按照約定時間抵達，與妻女匆匆告別，只稱前往韓國務工，不用擔心。

轉運組特工早已等候，遞上一套貨運工服與全新身份：日式姓名坂本健，職業為赴韓務工船員，全套偽造海員手冊、臨時務工證明，均由南華情報部門提供，足以應對碼頭簡易核查。

國家情報院制定的最高隱秘度轉運方案：

第一，分段轉運：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工業城市的目標分別從橫濱、神戶、名古屋港出發，不集中一處，降低暴露風險；

第二，貨運偷渡：全部偽裝成隨船的搬運工、機務人員，搭乘韓國註冊貨輪；

第三，分批登船：單次登船不超過12人，分散登輪，避免扎堆引起懷疑；

第四，海上接應：公海處安排小型快艇應急，遇日方海上保安廳巡查，立即轉移人員；

田中登船後，被安排在貨輪底層船員休息室，全程禁止上甲板露面，特工全程看守，應對突發盤問。數小時後，貨輪轉向駛向南洋。

為防止日本政府事後追查，南華情報部分後期管控組執行嚴格管控：所有日籍技術人員統一使用漢語化名，禁止使用原籍姓名。

接下來一個月，287名日本技術人才透過這套情報行動體系，隱秘抵達南華，個個掌握落地實操技術，能推動南華的鋼鐵、石化、造船等重化工業的發展，同時培養大批產業工人。

南華總統府，李崇文看著國家情報院(NIS)的絕密行動報告，滿意點頭：“NIS這次做的很不錯，隱秘、高效、沒有留下痕跡。”

南華西北部的某個工廠車間內，田中真一正帶著南華的學徒除錯機械裝置。 他卻終於擺脫了債務與屈辱。妻女已接至身邊，住房、醫療、學費一應俱全，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尊嚴。

他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命運的轉折，是南華國家情報院(NIS)的一場組織嚴密、分工精細、全程無痕的秘密人才作戰。

與此同時，大量中層技術人才的流失引起了新日鐵、三菱化工、日立造船等重化工龍頭企業的注意，陸續向日本經濟產業省提交報備。

近半年來，車間骨幹技師、工程師、工科系講師批次無故失蹤、主動離職，相當一部分還未辦理正規離職手續，就去向不明。

起初經濟產業省只當是戰後人才流動的正常現象，可短短六個月，失蹤人數突破三百人。

而且全部集中在重化工核心技術領域，連地方工科高校的實操講師都成批消失，這終於觸發了日本政府的安全預警。

在1965年10月1日，日本公安調查廳正式啟動“技術流失專項調查”，專門抽調精銳公安人員，聯合警視廳、海上保安廳成立專案組，全面排查人員失蹤線索。

調查小組從失蹤人員的社交軌跡、債務糾紛、職場矛盾入手，很快發現詭異的共性。

所有失蹤者均在失蹤前遭遇賭博負債、職場構陷、學術誣陷等，且最後行蹤均指向韓國。

資金流向也直指幾家被秘密收購的地下酒吧、事務所——線索清晰指向韓國。但調查小組不認為韓國有這個膽量，韓國朴正熙訪日時，是如何卑躬屈膝的，他們十分了解。

最後，經過半年多的調查，調查小組終於發現是南華NIS有組織、有計劃的人才挖角行動。

調查結果火速上報日本內閣年的日本雖然失去了北海道，赤軍的暴動還未能完全鎮壓。但在美國的大力扶持下，日本的經濟總量還是位居世界第三，重化工已經成為日本的核心產業優勢，技術人才更是產業命脈。

日本內閣高層震怒，一場關乎國家技術安全的秘密博弈，就此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