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
日本投降後，臺灣回到中國懷抱。但對於很多臺灣人來說，五十年殖民統治留下的傷痕，遠未癒合。
南華徵倭軍團人事處副處長劉瀚海，帶著一隊人來到臺北。他們的任務是：招募懂日文的臺灣知識分子，去日本擔任基層管理者。
招募點設在臺北公會堂，門口排起了長隊。
來的人五花八門——有穿著長袍的私塾先生，有西裝革履的銀行職員，有學生模樣的年輕人，還有穿著破舊工裝的勞工。
南華派來的軍官劉瀚海，他懂日文，被派來負責招聘；他坐在桌前，面前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戴著眼鏡，斯斯文文。
“姓名？”
“林文雄。”
“年齡？”
“三十三。”
“哪裡人？”
“臺北。”
“懂日文嗎？”
林文雄用流利的日語說：“懂。在臺北高等學校讀過書，日語和中文都會。”
劉瀚海點頭，繼續問：“你家裡有人被徵到大陸嗎？”
林文雄眼中閃過痛苦：“我弟弟年被抓去南洋和美國人打仗，在海南島戰死了。”
劉瀚海沉默片刻：“想報仇嗎？”
林文雄咬牙：“想。”
“那就去日本。幫我們管理日本戰俘，讓日本人付出代價。”
林文雄用力點頭：“我去！”
劉瀚海在檔案上蓋了章：“好，錄用。先去培訓，然後分配工作。”
南華在臺灣招募了三千多名懂日文的知識分子。
他們的共同點是：家裡有人被強行抓壯丁，徵到太平洋戰場服役，和日本有血仇。這些人，將成為南華佔領區最可靠的管理者。
東京。
戰後的東京滿目瘡痍，到處都是廢墟和饑民。但在東京灣附近的一個難民營裡，一群特殊的人正在等待著命運的裁決。
他們是戰爭期間被強徵到日本的中國勞工。
戰爭結束了，他們自由了，但很多人沒有選擇回國。他們留了下來，等待一個機會——一個報仇的機會。
南華徵倭軍團負責人事的軍官趙友，帶著人來到這個難民營。
他站在簡陋的講臺上，對下面的人群說：
“同胞們，我是南華徵倭軍團的。我知道你們都是被日本人抓來的勞工，受盡了苦。現在戰爭結束了，你們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下來。”
臺下鴉雀無聲。
“如果留下來，南華給你們一個機會——當警察，在日本佔領區給我們當警察。幫我們管理日本人，看著日本人贖罪。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
人群中爆發出議論聲。
一箇中年的老工人站出來，他的左眼瞎了，右手只剩三根手指。
“長官，你說的是真的？我們能報仇？”
趙友看著他，心中湧起酸楚。這個老人，一看就是在礦山裡受盡折磨的。
“真的。只要你願意，就留下來。日本人怎麼對你們的，你們可以加倍還回去。”
老人老淚縱橫：“好，我留下。我這條命，本來就是撿來的。死了也要拉幾個日本人墊背。”
另一個年輕工人站出來：“我也留下！我爹死在北海道煤礦裡，我要替爹報仇！”
第三個、第四個……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
南華在日本的各個難民營裡，招募了約一萬名中國勞工。他們中很多人殘疾，很多人有病，但他們眼中都燃燒著復仇的火焰。
這些勞工，先體檢並調理身體後，被編入南華佔領區的準軍事化警察隊伍，成為基層的執法力量。
福岡。
南華徵倭軍團總部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如何建立高效的佔領區管理體系。
周啟華坐在主位，身邊是方鼎英、王楨、周成德等主要將領。他們面前，攤著厚厚的招募名單。
“諸位，”周啟華說，“我們招募了三類人：沖繩的、臺灣的、大陸勞工的。三類人各有特點，也各有弱點。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把他們組織起來，發揮最大效能。”
王楨沉吟道：“三類人互不隸屬，正好可以互相監督。”
“詳細說說。”
“沖繩人，雖然被日本統治七十年，但他們很多骨子裡還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他們和日本人有仇，但和中國人感情也不深。讓他們當基層管理者，他們會賣力，但也要防著他們和日本人勾結。”
周啟華點頭。
“臺灣人，懂日文，受過教育，和日本有血仇。他們是最可靠的中層力量。”
“大陸勞工，最慘，也最恨日本人。他們是基層的警察，直接和日本人打交道。他們和臺灣人、沖繩人，互相制約。”
方鼎英補充道：“對，三角監督。三層互相制約，誰也不敢亂來。”
周啟華拍板：“就這麼辦。前期沖繩人一千多，當基層管理員；臺灣人三千多，當行政人員；大陸勞工一萬多，當基層警察。再徵調一批老兵，充實警察隊伍。”
南華佔領區大規模徵調行動繼續展開。
福岡警察學校。
這所學校原先是日本警察培訓中心，現在被南華徵用，用來培訓新招募的佔領區警察。
第一批學員，共三萬人。他們分成三個部分：
一萬沖繩青壯年；
兩萬臺灣懂日文的青壯年；
以及五千從勞工中挑選的年輕力壯者；
此外，還有五千名從國內招募的知識分子，正在接受日語培訓，準備擔任中層管理職務。
開學典禮上，周啟華親自訓話：
“你們，從今天起，是南華佔領區的警察。你們的任務是：維持治安，管理戰俘。”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臺下：
“我知道你們很多人和日本人有仇。日本人犯的罪，我們要讓他們付出代價。”
臺下，三萬雙眼睛注視著他。
“從今往後，你們就是南華的人。你們的家人，南華會照顧。你們的功勞，南華會記住。你們的仇恨，南華會替你們報。”
“南華萬歲！”有人帶頭喊。
“南華萬歲！”三萬人齊聲高呼。
第一批警察畢業，被分配到南華佔領區的各個城市、鄉鎮、村莊。
他們穿著南華警察的深藍色制服，戴著九星向日徽章，腰間別著警棍和手槍。
他們的任務很明確：管理日本人，看著日本人贖罪。
在福岡的街頭，一個臺灣警察攔住了一個日本男人。
“證件。”
日本男人戰戰兢兢地掏出身份證件。
臺灣警察看了看，問：“你當過兵嗎？”
日本男人猶豫了一下：“當過。”
“在哪支部隊？”
“第16師團。”
臺灣警察眼中閃過寒光：“第16師團？南京大屠殺的部隊？”
日本男人臉色煞白：“我……我只是普通士兵，沒殺過人……”
“有沒有殺過人，法庭會查。現在，跟我們走一趟。”
兩個沖繩警察上前，把那個日本男人押走了。
日本男人回頭看了一眼，看到的是一張張冰冷的面孔。
那些面孔，有中國臺灣人，有琉球人，有中國內陸人——都曾經是日本統治下的“臣民”。
如今，他們是管理者，他是被管理者。
世界，真的變了。
當南華佔領區的管理體系初步建成時，另一場更大規模的招募行動，正在中國各地展開。
招募的目標：懂日文的知識分子。
招募點的宣傳很簡單：“去日本報仇！當官！管日本人！”
訊息傳出，報名者如潮。
在上海，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教師報了名。
他叫陳文淵，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六年，日語流利。抗戰期間，他的父母被日軍殺害，他自己逃到大後方，當了中學教師。
“陳先生，您條件很好，可以直接錄用。”招募官說。
陳文淵點頭：“我要去日本，我要看著日本人贖罪。”
在北平，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大學生報了名。
她叫張曉梅，在燕京大學學日語，還沒畢業就趕上戰爭結束。她的未婚夫，死在淞滬會戰。
“張小姐，您的日語水平怎麼樣？”招募官問。
張曉梅說：“學了兩年，日常對話還行。”
招募官沉吟片刻：“您和日本有仇？”
“有。未婚夫死在日本人手裡。”
“好，錄用。先去南華培訓半年，把日語練好，然後去日本。”
在重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先生報了名。
他叫李翰文，曾在日本留學十年，回國後當了外交官。他的女兒，死在重慶大轟炸裡。
“李先生，您是資深外交官，日語肯定沒問題。我們正需要您這樣的人才。”招募官說。
李翰文點頭：“我不當官，我只要看著日本人受審。那些戰犯，我要一個個看著他們上絞刑架。”
南華在國內招募了約一萬餘名知識分子。他們中，真正懂日文的只有八百餘人，其他人都是臨時抱佛腳，報名後才開始學日語。
招募條件放寬了——只要和日本有仇，願意學日語，背景清白，就優先錄用。
這批知識分子，被分批送往日本，在福岡的培訓中心接受為期三到六個月的培訓。
培訓內容包括：日語強化、行政管理、法律知識、佔領區政策。
他們中，有從軍經歷的被調到各地警察局擔任中高層管理者；有行政經驗的被分到各市政府擔任管理者；有法律背景的被分到戰犯法庭擔任司法人員。
李翰文主動要求下，他被任命為福岡戰犯法庭的首席法官助理。
上任第一天，他就主動早起晚睡加班，找出當年在重慶上空指揮轟炸的日軍航空兵，並看著他們被槍斃；甚至，他自己幾次親手槍決了一些軍官。
南華佔領區的管理體系基本成型。
最高層：南華駐日佔領軍總司令部。
中層：各城市、各地區的行政管理部門。部門負責人由南華軍官和從國內招募的知識分子擔任。臺灣知識分子擔任副職和重要職務。
基層：各鄉鎮、各街道的行政管理和警察系統。臺灣人、沖繩人擔任基層管理員，大陸勞工擔任基層警察。
周啟華向父親周青雲，電報提交了一份總結報告，報告中寫道：
“南華在日本的佔領區已建立完整的行政管理體系。共錄用沖繩人基層管理員一千二百人，臺灣知識分子三千二百人，大陸勞工警察一萬一千人，國內知識分子一萬零五百人。另徵調沖繩青壯年三萬人、臺灣青壯年六萬人、大陸勞工倖存者一萬人，組成準軍事化警察隊伍，約十萬人。”
“佔領區治安良好，戰犯搜捕有序進行，工業拆遷接近完成，日本民眾逐漸接受現實，佔領區將完全穩定。”
周青雲電報回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日本人當初怎麼對我們的，我們現在怎麼對他們。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