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 年 10 月 8 日，會商會議在伯力的一座臨時會議室召開。會議一開始，氣氛就十分緊張。
日本總領事川上俊彥率先發言，將衝突的責任全部推到湘西護僑師身上，聲稱護僑師 “未經許可擅自進入日軍控制區域，挑釁日軍權威”，要求湘西護僑師向日軍道歉，並賠償日軍的損失。
周振雷立即反駁，他拿出大量證據，包括被劫掠華僑的證詞、日軍開槍射擊的彈殼、以及被損毀的華僑商鋪照片等，詳細陳述了日軍及白衛軍劫掠華僑的事實，以及此次衝突的起因。
周振雷強調：“湘西護僑師的職責是保護華僑，當日軍劫掠華僑時，我們有權制止；日軍首先開槍，我們的反擊是正當防衛。現在，日本方面不僅不反思自己的錯誤，反而倒打一耙，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
北洋政府總領事陸是元也表示支援周振雷的觀點，他指出：“中國軍隊出兵西伯利亞的唯一目的是護僑，只要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保障，我們不願與任何國家發生衝突。但如果有人蓄意傷害華僑，侵犯中國軍隊的權益，我們也絕不會坐視不管。”
在雙方激烈爭論時，英、美、法三國代表發表了關鍵意見。此時的英、美、法等國，雖然與日本同為協約國，但對日本在遠東地區的擴張野心早已有所警惕。
日本在遠東地區的兵力最多，且不斷增兵，大有獨佔俄國遠東之勢，這嚴重威脅到了英、美等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此外，湘西軍隊還有 6 萬餘人在歐洲協助協約國作戰，為協約國在歐洲戰場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英、美等國不想因此得罪湘西方面。
因此，英國代表康斯定首先明確表示理解中國方面的立場，認為日軍及白衛軍對華僑的劫掠行為是導致衝突的根本原因，日本方面應首先停止對華僑的迫害，並釋放被扣押的華僑，歸還被劫掠的財產。
法國代表蘭必斯也隨後表態，認為應 此次衝突，是日本方面軍紀鬆弛所導致；中國軍隊保護華僑，是被動應戰的一方，責任在於日本軍隊方面；
美國代表考德威爾表示，各方都是協約國成員，是盟友，應該冷靜下，首先任務是消滅紅色威脅，而不是盟友之間互相攻擊；日本方面應該歸還被關押華僑和財務，不得再對中國人下手；中國軍隊也停止軍事對峙，避免更大沖突。
在三個西方大國的外交壓力下，日本方面陷入了孤立。日本的主要目的是獨佔俄國遠東，此時如果與中國軍隊爆發大規模衝突，不僅會引起英、法、美等國的進一步不滿，還可能打亂其整體擴張計劃，得不償失。因此，日本總領事川上俊彥經過短暫的權衡後，不得不做出退讓。
1918 年 10 月中旬，各方最終達成協議：日軍和白俄匪軍立即釋放被抓的華僑，歸還所有被搶物品；日軍承諾不再隨意搜查和迫害華僑，也不得進入中國人的居住區，如果有特殊情況需提前與中國駐俄部隊溝通，經過中國軍隊同意後在其陪同監視下，方可進行，且日軍無權抓捕中國人；湘西護僑師和北洋軍隊則保證在自身職責範圍內活動，不主動挑釁日本軍隊。
協議達成後，伯力的緊張局勢終於得到緩解。日軍方面很快在中國軍隊監督下，釋放下被抓的中國人，並歸還了除錢財外的大部門物品。
當被釋放的華僑走出日軍和白衛軍的關押點，看到等候在外面的湘西護僑師士兵時，許多人激動得熱淚盈眶，紛紛向士兵們鞠躬致謝。
一些華僑代表還專門來到湘西護僑師的駐地，送上感謝信，稱讚護僑師是 “俄國華人的保護神”。此次衝突的和平解決，讓湘西軍隊在華僑心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為後期湘西軍隊收攏俄國遠東地區的華人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1918 年 10 月底，伯力衝突及和平解決的訊息透過電報傳回國內，迅速在各大中文報紙上傳播開來。
《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等主流媒體都以顯著版面報道了此事，詳細介紹了衝突的起因、經過以及最終的解決結果，尤其讚揚了中國軍隊尤其是湘西護僑師在保護華僑過程中表現出的英勇無畏和正義立場。
國內各界對北洋政府和湘西軍隊給予了高度評價。
商界團體紛紛發電報給北洋政府和湘西鎮守府，稱讚他們 “為華僑撐腰，維護了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學界則發表文章，認為此次事件 “展現了中國軍隊的實力和擔當，打破了列強隨意欺凌中國僑民的局面”；普通民眾也透過街頭巷議、書信往來等方式，表達對湘西軍隊的敬佩之情，許多人甚至將湘西護僑師計程車兵稱為 “民族英雄”。
對於湘西方面而言，此次事件更是讓湘西周家的影響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在此之前，湘西在全國人眼中只是一個偏遠窮困的地方勢力，但透過一系列重大事件，湘西周家逐漸樹立起了 “愛國、開明、有實力” 的形象 年武昌起義後，湘西首個響應武昌起義，成為全國第二個宣佈獨立的地區，展現了其順應歷史潮流的遠見；1917 年美國對德宣戰後，湘西派遣 6 萬遠征軍遠赴歐洲參加協約國作戰，受到西方媒體的廣泛讚揚，展現了中國軍隊的英勇；此次又全力以赴派上萬軍隊自費遠赴俄國遠東解救同胞，展現了其對同胞的深厚情誼和保護民族利益的決心。
辰溪的湘西鎮守府收到了來自全國各方的感謝信，既有來自華僑團體的，也有來自商界、學界、政界的。
許多地方勢力也紛紛向湘西鎮守府表達友好意願，希望能與湘西建立合作關係。湘西周家的聲望達到了新的高度，成為了當時中國地方勢力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此次伯力衝突的解決，不僅保護了俄國遠東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更重要的是，它讓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展現了自己的立場和實力，也讓湘西周家在國內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支援。
對於湘西而言，這不僅是一次簡單的護僑行動，更是其 “借戰圖強”“收攏人才” 計劃的重要一步，為後續湘西的工業發展和實力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礎。
而對於整個中國而言，此次事件也讓國人看到了團結起來、維護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愛國熱情；同時，也對後來的五四運動有一定鼓舞作用。
1918年深秋，伯力城郊的晨霧還未散盡，湘西赴俄護僑師計程車兵們已在營地外的空地上操練。遠處，日軍十二師團的營地靜悄悄的，以往頻繁的巡邏隊如今只剩下零星幾人，且遠遠避開了湘西軍隊的防區。
這場始於10月初的衝突，最終以日軍的退讓畫上句號，也徹底改變了中國軍隊在俄國遠東地區的護僑格局。
衝突解決後，中國軍隊的護僑行動徹底暢通無阻。湘西護僑師以伯力為中心，向黑龍江下游南岸和烏蘇里江東岸的廣大地區輻射，建立了多個護僑站點。
士兵們不僅護送華僑安全返回國內，還為留在當地的華僑提供武裝保護，抵禦土匪和散兵的劫掠。 北洋軍隊則堅守海參崴及周邊地區，雙方分工明確，形成了一張覆蓋遠東主要華僑聚居區的保護網。
日本軍隊雖仍在遠東駐紮，但徹底收斂了此前的囂張氣焰，與中國軍隊達成了 “井水不犯河水” 的默契，中國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終於得到了切實保障。
就在俄國護僑的局勢趨於穩定之際，辰溪湘西鎮守府，一份來自俄國遠東的加密電報被送到了周承業手中。電報的發件人是德密特和米哈伊爾 —— 這兩位曾與湘西有過深度合作的俄國老朋友。
德密特曾是漢口沙俄領事，米哈伊爾曾擔任過沙俄阿穆爾軍區司令。早在1912 年，正是透過德密特的牽線，湘西與米哈伊爾達成了一筆鉅額軍火交易；一戰爆發後，雙方又開啟了沙俄遠東地區的戰略物資採購貿易，雙方合作一直十分融洽。
如今，俄國十月革命後局勢動盪，德密特和米哈伊爾的大批親友在遠東的處境岌岌可危。
他們在電報中焦急地表示：自己的大批親戚、朋友、親密部下及其家人，共計 400 餘人，被困在阿穆爾河流域（黑龍江的俄國稱呼）地區和濱海邊疆，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如今局勢崩潰，連沙皇一家人都生死不明；一旦加米涅夫帶領蘇俄紅軍遠東方面軍打到阿穆爾地區，到時他們這些沙俄時期的高官家屬就危險了；希望周承業這位老朋友，能指示湘西護僑師幫助將這 400 人及他們的財產安全護送到上海。
周承業收到電報後告訴了周緒瑞，父子立刻召集核心幕僚商議。眾人一致認為，德密特和米哈伊爾是湘西在俄國的重要人脈，如今對方有難，出手相助不僅能維繫雙方的友誼，未來或許還能獲得更多合作機會；而且湘西護僑師在俄國遠東，後面需要他們的人脈和資訊。
周承業隨即發電報給駐伯力的周振雷，命令其派人完成此次護送委託。 周振雷接到命令後，迅速制定了詳細的護送計劃。為了避免引起外界注意，他以湘西鎮守府僱傭外籍技術人員的名義，為這400 人辦理了臨時身份證明。
考慮到路途遙遠且局勢複雜，他特意挑選了一支經驗豐富的護送隊伍，配備了充足的武器彈藥和物資。
1918 年 10 月底，德密特和米哈伊爾的大批親友400多人被收集齊後，開始護送任務。這次護送人物，考慮人數多，而且有大量老人、女人、孩子和行李，雖然這群人都是沙俄遠東地區的貪官，但好歹之前是湘西的利益夥伴，雙方合作不錯；所以周振雷在規劃路線時，考慮方便穩妥和安全，從伯力到上海，若儘量以鐵路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