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空軍的留學預備人員，送到德國留學學習陸軍、空軍。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在協約國支援下對德正式宣戰， 對已在德國軍校（如柏林軍事學院）、高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德國政府未採取扣押等極端措施，而是透過外交途徑安排，分批將其遣返回國，部分留學生的個人財物和學習資料在核查後允許攜帶。
後來湘西被德國遣返的學生，回國後被送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南苑航空學校繼續完成學業。1919年德國魏瑪政府上臺後，在湘西方面和德國魏瑪政府聯絡並無償支援了1萬噸糧食，湘西留學預備學校的 陸軍、空軍的留學生繼續在德國留學
海軍的留學人員，學習兩年英語、基礎軍事學科、基礎理科，然後送到英國留學學習海軍。
軍工製造為核心的工業技術留學人員，學習兩年英語和基礎學科、基礎理科，然後送到美國留學；學習各方面軍工製造，這方面的留學人員是最多的。
一直到1938年 2 月，希特勒宣佈德國將正式承認 “偽滿洲國”，湘西停止了和德國的外事聯絡，德國留學中止。此後湘西留學預備學校所有畢業生，一律送到美國留學。
如果說湘西留學預備學校是 “金字塔尖”，那麼周氏救濟教養學校就是 “金字塔基”—— 它的設立，既有 “民生關懷” 的成分（收養孤兒、照顧烈士遺屬），更有 “人才儲備” 的深意（培養對周家相對忠誠的基層力量）。
周青雲前世作為 “小鎮做題家”，深知 “底層人才” 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 —— 一個地區的穩定，不僅需要高階的軍官、技術人員，更需要大批合格的教師、公務員、基層幹部。
周氏救濟教養學校的核心功能有二：一是 “救濟”，收養湘西境內因戰亂、災荒失去父母的孤兒，以及在戰鬥中犧牲的湘西革命軍烈士遺屬（子女、配偶），為他們提供食宿、醫療保障；二是 “教養”，對這些孩子進行教育，培養他們的 “生活能力” 與 “忠誠意識”，為湘西的基層治理、社會服務輸送人才。
學校規模隨時間不斷擴大，最初僅能容納 500 餘人，到抗戰時期全面爆發尤其武漢會戰後，因接納了大量從淪陷區逃亡而來的孤兒，規模達到鼎盛，超過 30 萬人，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 “救濟教養機構”。
學校的建築規模也隨之擴建，最終面積達到湘西留學預備學校的 10 倍，設有育幼院、小學、中學、手工坊、農田、醫務室等完整設施。
育幼院主要接收 6 歲以下的兒童， 配備專業的育兒員（年齡 16-55 歲），負責兒童的飲食、起居、健康護理。育兒員的選拔有嚴格的 “優先順序”：首先是湘西烈士家屬的女性，其次是現役基層軍人（上尉以下）的女性家屬，最後是基層公務員（鄉長以下）的女性家屬；而且育兒員和小學教師相同待遇，這一規定，既體現了對 “烈士、軍人、公務員” 的優待，也加大對周家的忠誠。
周青雲以其前世現代教育認知為基礎，結合清末民初湘西的實際需求，推動了一場針對性極強的基礎教育體系重構。
彼時湘西地處西南腹地，教育資源匱乏、民眾識字率低下，且長期受封建傳統教育束縛，既缺乏適應近代社會的實用知識普及，也存在對新的湘西政權認同感薄弱的問題。
基於此，周青雲提出的基礎教育改革方案，始終圍繞“實用化、本土化、忠誠化”三大核心目標展開，徹底打破了傳統私塾教育的桎梏。
在學制設定上，改革方案摒棄了清末“壬寅學制”“癸卯學制”中過於繁瑣的層級劃分，將基礎教育簡化為“5年小學+3年中學”的8年體系。這一設計充分考慮了湘西民眾的經濟承受能力——縮短學制可減少家庭供學的時間與經濟成本，同時能讓青少年更快掌握基礎技能參與社會建設；更重要的是，8年學制可實現“快速掃盲+思想塑造”的雙重目標，在短期內提升民眾基礎文化水平，為後續湘西工業化、軍事化建設儲備基礎勞動力。
小學階段的課程設定以“基礎讀寫+生活常識”為核心。
中文教學不再追求傳統科舉式的“四書五經”精讀，而是聚焦於基礎漢字讀寫與實用文體訓練，確保學生畢業後能看懂政府公告、商業契約、家書等日常文字；同時選取《唐詩三百首》《宋詞選》中的經典篇目作為輔助教材，既保留傳統文化底蘊，也透過“家國情懷”類詩詞（如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辛棄疾“醉裡挑燈看劍”）潛移默化地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中國歷史教學則突破了“帝王將相史”的傳統框架，重點講述“近代抗爭史”——涵蓋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庚子國變等歷史事件，尤其強調“湘西人在近代變局中的擔當”，將湘西的命運和國家未來緊密繫結。
基礎法律道德課程則以《湘西鎮守府臨時章程》《鄉規民約》為核心，用通俗語言講解“納稅義務”“兵役責任”“鄰里互助”等內容，明確“個人-家族-湘西”的利益共同體關係。
中學階段在小學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實用性”與“忠誠度”培養。課程增設“中國地理、世界地理”“生活常識”“社會基礎知識”等實用學科：讓學生了解家鄉的資源稟賦；“農業基礎”傳授改良水稻種植、桑蠶養殖技術，直接服務於湘西的農業生產；則透過簡單的機械圖紙識別、工具使用教學，為後續兵工廠、公路建設儲備基礎技術工人。
在教育資源分配上，改革方案有一個極具爭議卻又符合當時現實的設計——全面取消外語學科與高中階段教育。
周青雲的核心考量在於：一方面，湘西基礎教育資源有限，外語教學需要專業師資與配套教材，短期內難以普及，且對普通民眾而言實用性極低；另一方面，取消高中可避免學生陷入“傳統科舉式”的升學路徑，引導其要麼直接參與社會建設，要麼透過選拔進入“湘西留學預備學校”接受定向培養。
這種設計本質上是一種“資源集中策略”——將有限的教育經費與師資集中於“基礎教育掃盲”和“精英定向培養”，而非分散投入到低效的外語教學與高中教育中。
儘管周青雲自己前世是文科生，但他不支援在文科上投入資源。
對於文科深造，周氏政權採取“完全自費化”政策，明確規定“湘西境內不設文科公費教育專案”，文科愛好者需自行承擔費用前往長沙、武漢、北京等地的學堂學習，包括成績優異者出國留學也是自費。
這一政策背後，是周青雲對時代需求的深刻判斷：此後的中國面臨外敵入侵尤其日本侵華，是千年來最大的外患危機，面臨的核心危機是“工業落後”與“軍事孱弱”；湘西作為一個地方政權，首要任務是建立強大的國防與工業體系以自保，而非培養文科人才，文科人才可以從北京、武漢方面引進外來者。
因此，將有限的公費資源全部投入到軍事與理工科教育中，成為當時最理性的選擇。這一政策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湘西文科的發展，卻為後續湘西兵工廠建設、公路修建、軍隊現代化提供了充足的技術人才儲備。
周氏救濟教養學校主要收養烈士遺屬與孤兒，為其提供基礎生活保障與初等教育，其中優秀者可選拔進入湘西留學預備學校，形成“基礎教育-精英選拔”的無縫銜接。
湘西留學預備學校的核心定位是高等人才的搖籃，學校的招生物件主要是12-14左右歲的青少年，選拔標準極為嚴格，需透過“文化考試（基礎讀寫、數學）+身體素質測試（跑步、負重）+忠誠度評估（家庭背景調查、面試）”三層考核。
招生範圍覆蓋整個湘西，既包括周氏家族子弟、軍政要員後代，也包括普通民眾中的優秀子弟與周氏救濟教養學校的孤兒，這種多元招生模式既能保證人才質量，也能透過“平民子弟逆襲”的案例增強民眾對周氏政權的認同感。
在推動教育改革的同時，周氏父子（周緒瑞、周承業）結合自身留學經歷（周緒瑞曾經留學德國、周承業曾經留學日本），參考德國、日本的參謀制度，對湘西軍隊架構進行了全面革新，核心目標是強化集權領導、防範將領專權、提升作戰效率。
作為周家掌門人周緒瑞，對這個年代軍閥割據根源是深刻了解的，他小時候從父親周忠義口中聽說了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的崛起過程，少年經歷了清末南方的混亂，青年多次被徵調參與鎮壓各地叛亂，他深知清末民初的中國，軍閥割據的根源就是“中央政權衰落、軍事主官權力過大、兵為將有、將領有徵兵權、軍隊有駐地財稅權”，導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現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局面。
周氏父子深知，湘西作為一個地方政權，若不能有效控制軍隊，輕則導致內部混亂，重則被外部勢力（如袁世凱、西南軍閥）吞併。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軍隊架構與權力制衡機制，成為鞏固周氏政權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