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瑞東頓了頓，目光坦然地看著葉文斌，聲音清晰而篤定：“至於‘振安保鏢公司’……葉督察，這恰恰是我作為生意人，評估市場、順應需求、規避風險的正常商業決策，甚至可以說是必然選擇。”
“請您想想，”
易瑞東開始有條不紊地闡述，彷彿在向投資人介紹一個商業計劃，“現在香港治安狀況如何，您比我更清楚。街頭火併、收保護費、入室盜竊、商業糾紛引發的暴力事件……幾乎每天見報。市民缺乏安全感，商家更需要保護財產和人員安全。這是一個巨大的、正在迅速增長的市場需求！”
“我辦《天天快報》，每天接觸大量此類新聞和讀者反饋，對這個市場的前景和痛點有最直觀的認識。成立安保公司，提供專業的保鏢、押運、場所護衛、風險評估服務，是順勢而為。
這不僅是盈利點，更是社會需要的正規化、專業化的安全服務補充。難道因為我是報人，就不能投資其他有前景的行業了？匯豐銀行的大班還可以投資地產呢。”
“關於人員背景，”
易瑞東語氣轉為嚴肅認真，“安保是特殊行業，需要的是紀律、可靠、專業素質過硬的人員。
我從一些渠道瞭解到，有些早年從北邊過來、受過嚴格軍事訓練、但際遇不佳的退伍軍人，他們作風過硬，紀律性強，正是安保行業需要的人才。
我透過正規招聘渠道，嚴格篩選，給他們提供一份合法、穩定、收入不錯的工作，讓他們能在香港安身立命，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
這樣，我既解決了他們的生計，又為公司提供了合格的人力資源，同時也算是為香港社會消化了一些潛在的不安定因素。葉督察，這難道不符合港府維持社會穩定的宗旨嗎？”
“至於申請特殊安保牌照，”
易瑞東最後總結，語氣帶著一絲“理所當然”，
“我們要承接銀行押運、珠寶展覽、重要人物護衛等高價值、高風險業務，按照港島法律，申請相應的持槍和特種車輛牌照，是合法合規的必要程式。
我們一切按章辦事，提交了完整的商業計劃、合作意向書、人員資質證明，所有流程公開透明。這恰恰說明，我們是想做一家正規、守法、有信譽的安保企業，而不是甚麼地下武裝。”
他直視著葉文斌，語氣誠懇：“葉督察，我易瑞東在港島這些年，自問行事磊落，一切商業活動均在法律框架之內。辦報，是盡媒體責任；投資安保，是看中市場機遇，同時也為自身和報社增加一道安全保障。在這個不太平的世道，未雨綢繆，總好過事後補救。我想，這並不違反任何法律，也不該成為被懷疑的理由吧？”
易瑞東的回應，邏輯嚴密，層層遞進。
他將自己的行為完全置於“商人逐利”和“合法經營”的框架下解釋：成立安保公司是看到市場機遇和自身安全需要；
招募北邊退伍兵是解決其就業和利用其專業素質；申請牌照是合規經營的必要步驟；與霍、陳等人的交往是正常的商業與資訊交流。
所有解釋都緊扣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和法律法規，合情合理，難以駁斥。
葉文斌沉默地聽著，手指無意識地在資料夾上划動，鏡片後的眼睛銳利地審視著易瑞東，似乎想從他臉上每一絲細微的表情中找出破綻。
但易瑞東始終神色坦然，目光清澈，彷彿真的只是在陳述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商業決策。
房間裡的空氣彷彿凝固了，只有記錄員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格外清晰。
房間裡彷彿是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葉文斌的目光如同探照燈，在易瑞東平靜無波的臉上反覆逡巡，試圖找到哪怕一絲一毫的動搖、掩飾或心虛。
但易瑞東的坦然和那套近乎無懈可擊的“商業邏輯”，讓他無從下口。
政治部固然權力極大，但終究不是可以毫無憑據、僅憑懷疑就無限期扣押一個知名公眾人物的機構，尤其是在這個敏感時期，輿論監督的力量不容小覷。
資料夾裡的材料，大多是外圍調查、關聯分析和基於常理的推測。能證明易瑞東與華新社仍有秘密聯絡、或從事間諜活動的確鑿證據？
沒有。
能證明“振安保鏢公司”是非法武裝或別有政治目的的鐵證？
也沒有。
甚至連他與霍震霆、陳細九之間的具體談話內容，也僅限於“據信”、“可能”、“頻繁接觸”這類模糊描述。易瑞東的解釋，完全可以將這些包裹在合法的商業行為和社會交往之下。
更重要的是，易瑞東如今的身份——暢銷書作家“滄浪客”，《天天快報》的老闆，在市民和知識界有一定影響力。
貿然對他採取過激措施，一旦訊息洩露，勢必引發輿論譁然，給本就焦頭爛額的港英政府再添麻煩，也會讓政治部背上“打壓言論自由”、“迫害文化名人”的惡名。
在港島，幾乎沒有不透風的牆，英國本土那些講究“程序正義”和“自由價值”的議員和媒體，恐怕也不會坐視不理。
葉文斌的手指停止了敲擊，他緩緩合上了資料夾，身體向後靠進椅背，臉上那種公式化的冷峻稍微鬆動了些，但眼神依舊深不見底。
“易先生，”
他開口，聲音恢復了最初的平淡，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告誡意味，
“你的解釋，我聽得很清楚。政治部的職責是維護港島的安全與穩定，對於任何可能影響穩定的人或事，我們都有責任瞭解清楚。你的商業行為和社會交往，只要合法合規，我們自然無權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