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細九沉默了。
他本就不是心硬如鐵的人，阿萍這番哭訴，觸動了他內心深處那點不多的柔軟。
易瑞東的建議是讓阿萍“消失”或“安分”，但並沒說她必須離開。
如果她真願意跟著自己，守口如瓶，或許……留在身邊，反而比讓她帶著鉅款和怨氣離開，要更“安全”一些？至少，在他眼皮子底下。
而且，退一萬步說，如果將來真到了山窮水盡、必須跑路的時候，身邊有個知根知底、願意跟著自己的女人，總好過孤身一人亡命天涯。
“好了，別哭了。”
陳細九掐滅菸頭，聲音有些沙啞，“錢和房子，你先收著，就當是我給你存的私房錢，應急用。你……真想留下，就留下吧。但有幾句話，你要給我記到骨子裡去。”
阿萍猛地抬頭，眼中迸發出希冀的光，用力點頭：“九哥你說！我一定記住！”
“第一，從今天起，忘掉你跟洛哥的過去，永遠不要再提，對任何人，包括我，都不要提。
第二，以後儘量少出門，少跟以前那些姐妹來往，更不要跟任何來歷不明的人打交道。
第三，家裡如果有人來，他們可能是ICAC或其他人，問甚麼說甚麼，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多一句閒話都不要講。
第四，把你那些值錢的首飾、衣服，不常穿的都收起來，平時穿得樸素點。能做到嗎？”
“能！我能！我一定能！”阿萍忙不迭地答應，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陳細九看著她，心中五味雜陳。
留下阿萍，是對是錯，他也不知道。這或許是一步險棋，但也可能是亂局中，一點微弱的人性牽絆和慰藉。
至於其他幾個雷洛這些年陸陸續續塞給他、或者他自己逢場作戲留下的女人，處理起來就簡單幹脆得多了。
他分別找了時間，給了足夠豐厚的分手費，讓她們離開。
那些女人大多本就圖個錢財和依靠，見陳細九態度堅決，給的錢又足夠，雖然有些不情願，但也都沒鬧出甚麼風波，拿了錢便各自尋去處了。
一番“清理”下來，陳細九身邊驟然“清淨”了許多，心裡那根弦卻繃得更緊了。
他按照易瑞東的建議，開始不動聲色地處理自己那些不太“乾淨”的資產，變得更加深居簡出，對警署裡的工作，也只處理分內最必要的事務，絕不多事，也絕不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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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易瑞東驅車來到位於灣仔的華新社香港分社。
雖然他已經從這裡辭職了，但是他的組織關係並未切斷，他依然是一名身處特殊環境、肩負特殊任務的黨員。
他與組織的聯絡，從明轉暗，卻從未中斷。
大樓內光線有些昏暗，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和油墨的味道。
易瑞東沿著熟悉的樓梯上到三樓，在掛著“綜合研究室”牌子的辦公室前略停，裡面隱約傳來打字機和低聲交談的聲音。他繼續往前走，來到走廊盡頭一扇沒有任何標識的深色木門前，輕輕叩響。
“請進。” 裡面傳來一個沉穩的聲音。
易瑞東推門而入。辦公室不大，陳設簡單，除了書桌、檔案櫃、幾張藤椅，最顯眼的就是牆上那幅巨大的中國地圖和一張港島區劃圖。
坐在書桌後的，正是華新社香港分社的社長，梁偉林。
他年近六十，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穿著深灰色的中山裝，戴著黑框眼鏡，面容清癯嚴肅，目光透過鏡片看來，銳利而深沉。
“梁社長。” 易瑞東在桌前站定，語氣尊敬。
梁偉林放下手中的鋼筆，仔細打量了易瑞東一眼，臉上嚴肅的線條略微柔和了些，指了指對面的椅子：“瑞東來了，坐。自己倒茶。” 桌上擺著個暖水瓶和兩個白瓷杯。
“謝謝社長。” 易瑞東沒有客氣，自己倒了杯白開水，在梁偉林對面坐下。兩人之間沒有過多寒暄，氣氛嚴肅而直接。
“最近外面風雨很大，你的報紙，聲音也不小。” 梁偉林開門見山，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敲，“影響是好的，但也把自己放在了火上烤。怎麼樣，壓力大不大？”
“壓力肯定是有的，但還能承受。”
易瑞東回答得坦誠，“《天天快報》立足民生，反映問題，這是報紙的本分，也是我們該做的事。只是現在港島這潭水越來越渾，有些力量不會喜歡我們一直說真話。”
梁偉林點點頭，目光如炬：“渾水才能摸魚，但也要小心別被水下的暗流捲走。你這次來，不只是來喝茶的吧？說說看，摸到了甚麼‘魚’，或者，感覺到了甚麼‘暗流’？”
易瑞東神色一正，將最近觀察到的情況，包括廉政公署成立後警隊高層的動態（特別是雷洛的“安排後路”）、黑社會勢力的微妙變化、馬家可能加劇的反撲、以及普通市民與基層警員的普遍焦慮，條理清晰、重點突出地向梁偉林做了彙報。
他略去了與陳細九的具體接觸細節，但點明瞭警隊內部人心渙散、與黑道勾連體系出現裂痕的趨勢，也提到了自己為應對潛在風險所做的一些“防禦性”安排。
梁偉林聽得很專注，不時在筆記本上記錄幾個關鍵詞，眉頭時而緊鎖，時而舒展。待易瑞東說完，他沉吟了許久。
“雷洛這些人想跑……”
梁偉林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語氣帶著冷意，“帶著在港島搜刮的民脂民膏，想去國外當富家翁？想得倒美。不過，這是英國人的地盤，他們自己造的孽，自己收拾。我們目前不便直接干預。”
他重新戴上眼鏡，看向易瑞東，語氣轉為嚴肅的叮囑：“瑞東，你的判斷基本準確。港英末期，殖民政府必然要進行某種程度的‘清理’和‘卸責’，ICAC就是他們推出的工具。這場風暴，不會小，牽扯也會極廣。你的位置很特殊，也很重要。”